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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文学遗珍

于中旻

 

为何荒漠有奇葩?

  汉武帝是一位英武有为的皇帝,开疆拓土,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等诸郡,移徙军民屯垦,东西交通的丝路畅通。这样,定居在那里的人民,接受了西域文化,很多崇奉进口的佛教,也怀念固有的文化,从第二世纪以后,渐渐形成荒漠的特有文化。
  甘肃敦煌县东南,有鸣沙山,山麓有三界寺,寺旁有许多石窟,因为壁上有许多佛像,所以俗称千佛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进行修理的时候,清除堆积的沙砾,发现在复壁的后面,另有一间是藏书库,里面有书籍,碑版,佛经,唐人手抄本,及其他美术品甚多,约有五万件,为四至十世纪时的文物。这就是莫高窟的敦煌遗书,原来是西夏兵革时保存在那里的。


敦煌莫高窟96号库


Aurel Stein

Paul Pelliot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英国人斯坦(M. Aurel Stein)到那里收了三十多箱,运回国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其中包括手写本,绘画,繡件等。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来收了千多卷,运到巴黎国民图书馆。迟至1930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注意到这件事,搜求剩余的非精品,运存在北京图书馆。
  国人学者,得到伯希和允许,影印了敦煌遗书,才得以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

残卷中的诗文

  敦煌的文物,涵括非常丰富。其中的佛像绘画,影响了艺术的发展;手录的残卷,有从第四世纪至第十世纪,保存在那里,发现以后,影响中国文学更为深远。

  原来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文字最初发展的过程中,是与语言相近的;只是文字的特性是要求有规律,而且刻画书写的文字,总不像说话那么方便,所以必须简略。人是活的,语言文字也都是活的东西,必然会改变。这样,许多年之后,当时记录的文字,不是后代会说话的人都能夠了解的,也就是发生了差距;只有专研究文字的人,才可以充分了解那些记录。也就是说,有部分的人,不能自己看那些符号了。
  例如:诗经的大部分,是收集各地的民歌,当时自然是浅白易懂。过了许多年以后,就不那么容易懂了。这样,本来是传通思想的文字,其本身就需要传通。
  佛教於汉明帝传入中国后,最初的译经者,是天竺(印度)僧人竺法兰;其后,有月氏僧竺法护,天竺僧鸠罗摩什等翻译家,相继译佛经多卷。
  不过,佛教历代有帝王支持,所翻译佛经,就是翻译,仍然不是一般人的语言,更不是当时各低阶层的普罗大众所能了解的。为了这个缘故,必须有传播的方法,深入基层。“变文”就是在这样需要下产生的。
  所谓“变文”,就是改变的文体:由散文(道白)变韻文,由韻文(唱词)变散文;散文容易明白,韻文容易记,传通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古时的荒漠边地,沒有什么娛乐,变文成为排遣时间的方法,自然受到欢迎。敦煌变文以“押座文”开始,要听众肃靜专心听;以“解座文”收尾,就是散场;中间讲唱互变,生动有味,时加诙谐笑谈,颇为平民化。其內容,有宣扬佛经教义,如:破魔变降魔变大目连冥间救母变等,多讲今生来世因缘故事;还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历史人物,如: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等。这些讲唱,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似,有成套的词组术语,容易记忆流传。所用的道具简单,一张桌子,一块“醒木”,是在说的时候,加重语气,拍下去作声,有叫听众保持清醒的效果。
  变文能雅俗共赏,也进入宮廷。在高力士外传载:“上元元年太上皇与高公…讲经,论议,转变,说话…。”“上元”是唐肃宗的年号(760年),安史之乱后还都,玄宗成为太上皇,有时听听“转变”,就是讲唱变文消遣,“冀悅圣情”。
  这种说书的艺术,进入宋朝,更降而流行民间,到二十世纪初年,还能夠见到,沒有多大改变,只是內容增加很多。

  在敦煌残卷中,也发现王梵志佚失已久的诗作三百首。其诗如同口语,但不乏深义:

  吾有十亩田 种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树 绿豆两三窠
  热即池中浴 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 谁能奈我何

  可见通俗原不一定俚俗。这里所表现的,是知足乐天的农耕乡居生活,与古老的“康衢老人”颇为相类:“帝力何有於我哉!”多么可羨慕。

  唐代还有个诗僧寒山,或称寒山子,与另一个半癫诗僧拾得,相识相伴。张继“宿枫桥诗”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对一般人来说,比寒山更有名;也许,因此使寒山知名也不一定。

  寒山子集中,有一首诗:

  有个王秀才 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 也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 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 如盲徒詠日

  在这里,寒山说他自己作诗纯出自然,不着意格律,更不取“蜂腰”,“鹤膝”的过分雕琢,甚且忽略平仄,用语体作诗,不失其天然之美。这是从诗的格律,说到美学,並讨论文学的价值观了。
  他另外有一首诗,看来浅薄,卻是严肃的讲价值问题:

  东家一老婆 富来三五年
  昔日贫於我 今笑我无钱
  渠笑我在后 我笑渠在前
  相笑傥不止 东边复西边

  这是说一个暴发戶的富婆,只知道顺应“向钱看”标准,瞧不起无钱的人。当然,无钱並不一定是贫穷。诗人说:想当年我也爱钱,夸富,看不起你那时的光景。到现在“知今是而昨非”了。也许,这首诗所说的,非常现代化呢!

  王安石的诗苍老古拙,还可算作拗,卻似乎是很景慕那两名诗僧。有一天,王安石要去早朝,在出门的时候,大风把簷瓦吹落,打破了他的头,他就作了一首诗。也许,可说是机缘吧,那成为他最为人知的诗,还颇含禅味:

拟寒山拾得十九首之四(王文公文集卷五十)

  风吹瓦堕屋 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 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謓渠 此瓦不自由 众生造众恶 亦有一机抽
  渠不知此机 故自认愆尤 此但可哀怜 劝令真正修
  岂可自迷闷 与渠作冤仇

  白居易的诗和歌,已经夠浅白了,至少比今天的什么谜一般的“现代诗”,容易懂得多了。看来白话文是在开倒车,像寒山所讥笑的,“如盲徒詠日”。问题出在哪里?是经验和观念的事。生下来眼睛就沒见过太阳,无论如何给他补脑,也无补於实际,总是言之无物。

  变文的流行,与唐以后的诗文口语化,不能说沒有关系;但影响深广到什么程度,就很难以权衡了。不过,事实是从那时起,在文人的词汇中,出现了浅白的佛教语句,加上了“禅机”;不独王摩诘(维)如此,王安石如此,特別是宋明的理学家,更为普遍了。他们的文章,诗句,白话的痕跡是十分显然的;甚至论者说:“宋儒非儒”。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对这一代的人来说,似乎是远古的历史。更有一项误会,以为那是一群学者,坐在书房里凭灵感想出来的;或是在1919年,留学生从外洋进口的。也有人以为是赵元任先生的主张:“话怎样说,就怎样写。”於是全国遵命效法,白话文就产生了。
  其实,白话文存在於中国社会,少说也已经一千年了。其重要的成分,与佛教的宣扬有很大关系。现在打开辞源,辞海主类的辞书,就可以发现有那么多的佛教语,连基督教的圣经中,也有“世界”,“慈悲”等语词。而1919年,刚好也是和合译本圣经出版的一年,其文字的简练,精严,超越,还沒有任何书籍可以相比;基督教所使用的语词,“祝福”,“代罪羔羊”,以至“十字架”,也出现在一般文学作品中。
  在重传播的时代,文字不仅要看词藻,形式,更在乎思想和內涵,到底是说些什么,给读的人什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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