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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中国內地会创始人

于中旻

 

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戴德生把十英磅微小的款项,存入伦敦的银行。这仿佛是信心的种子。到四十年后,他逝世的时候,他从那银行里,凭信心源源提取了许多倍的款项,供应在中国的宣教事工。
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国內地会正式创立的日子。今天,一百四十年之后,这个机构仍然存在,日见增长,工作且及於世界各地。他们仍然爱中国人。(编者)


戴德生

  到达中国以后,已经三年了。二十五岁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仍然飘流无定,沒有可以称为自己的宣教基地,当然也沒有家。
  在宁波,有个英国的艾德锡(Mary Ann Aldersey)女士,开设第一所在中国的抗罗宗女子学校;有孤女碧萝拉和马利亚黛尔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帮助她。
  1857年三月,戴德生到宁波去,遇见了妹妹马利亚,后来彼此通信。姊妹二人一同去告诉艾德锡。想不到那位老小姐发起脾气来说:“那个戴德生!年轻,贫穷,无所倚靠的无名之辈。他怎敢想吃天鹅肉。当然,必须立即決断的拒绝!”后来,她更说:“黛尔小姐和那个戴德生不是同一社会阶层。她有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有才有貌,不缺门当戶对的上流男士。”
  戴德生想:不错,他学医学,沒有毕业作合格医生;作宣教士,卻不是按立的牧师。现在,又因为原则不同,退出差遣他的中国宣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除非乐意牺牲,甘心走十字架道路的女子,谁肯跟他同负一轭?但马利亚就是那女子,不嫌他贫穷,愿意同过信心的生活。
  戴德生写信给马利亚的监护人,舅父坦恩(Mr. Tarn),得到他的同意他们订婚,於1858年一月二十日结婚,是马利亚满二十一岁成年后四天。
  1865年六月,中国內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伦敦正式成立。这个名字,说明创立的心志:把逢迎传向基督的名未被称过的中国內地。戴德生夫妇卷土重来,带着四个孩子,率同十八名宣教士,从英国於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船开航,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批来华宣教团。到戴德生离世时,內地会在华宣教士有八百人以上,並有二千华人教牧同工及女传道,在一千个教会和宣道站工作;凭信心从主所得的费用,共逾一百五十万镑。


二十一岁的戴德生

  1853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一岁的戴德生,急欲去中国传福音,来不及等待完成医学训练,就登船出发。1854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攻防战。枪弹在他的头顶上呼啸飞过,他夹在中间,亲眼见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战爭的残酷。
  他有受苦的准备,卻不曾想到要经历战爭的危险。但他艰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从上海近郊,到江浙各地。
  戴德生不仅学中国话,他还決定改穿中国衣服,並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減少种族的分別,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的冲激。
  1855年,在上海,戴德生遇到了无畏的苏格兰人宾为霖(William Burns),第一名英国长老会在华的宣教士。宾为霖是当时英国有名的佈道家,甘愿来华开荒佈道。他比戴德生大十三岁,在华已经七八年,是识途老马,德生把他当作属灵的父亲。二人十分投契。
  有一位基督徒船长鲍尔斯(Captian Bowers),谈起汕头对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动去汕头工作。鲍尔斯给他们免费船位,载二人去了汕头。在那里,他们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同住,一同出外工作。后来,那里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癒;听到戴德生能用西药医病,请他来试,果然不久痊愈了。为了感恩,给他们帮助,工作和居住环境大有改善。二人认为配搭由宾为霖传道,戴德生医病,是传播福音的好方法。於是,決定戴德生回上海,取来寄存的医药及器材,一同工作。那知,到后发现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烧;剩下的被一名中国佣人偷走。不久,收到宾为霖的来信,两名中国基督徒同工,因传福音被进监狱;宾为霖则被广州英国领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传福音。
  戴德生去了宁波。在那里帕克医生(Dr. William Parker)家中,和马利亚.黛尔由结识,而结婚。
  1858年八月,帕克医生的妻子,猝然患霍乱去世。悲痛的帕克,決定带孩子们回英国,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抚养。因此,要求戴德生接办医院和药房的工作。他接受了。那不仅要负责诊治病患,给予药品,还有每天全体上下的鉅大费用。
  几个星期后,廚房的人来说:“我开了最后一袋米,不用多久就要完了。”
  戴德生说:“那是说,神的帮助就快到了。”
  那袋米还沒用尽,柏格(William Berger)从英国来了一封信,內附五十英镑。信中说:“有一个沉重的担子,落在我身上。家父去世了,留给我相当鉅大的财产,需要为主用。我所有的已足,不愿再提高自己的生活花费。请你在祷告后,费心写信详细告诉我,你能否更多的用在有益的事工上。”
  戴德生和他忠心的小基督徒团体,欢喜感谢真神的大能和大爱。他乐於代负柏格的担子,也減轻了內地会经济的担子。
  不过,经历六年在华的生活工作,他本来就不太健壮的躯体,已濒临崩溃边缘,必须回国休养调治。1860年七月,戴德生夫妇由上海乘船回英。同行的有一个宁波华人王来俊,预备在英期间,一同修译正确的宁波方言圣经。
  1861年一月,戴德生作了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伦敦的医生坦白告诉他:如果回到中国,就是去送命!

  医生的警告,並不能取消神的应许。他需要的是等候。这段时期是戴德生演化的时期。
  他与王改进宁波方言新约圣经译本,也预备一本圣诗集。同时,觉得有主的引导,他到伦敦医院,去修完医学课程。
  1862年,戴德生医生考试通过,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Member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RCS),並获助产执照(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Licentiate in Midwifery, LM, RCS)。
  戴德生觉得神增加他对中国的负担:到那时为止,外国宣教士只在沿海的七个省份,向一亿八千五百万人口工作;而內地的十一个省,还沒有福音使者的腳蹤,二亿多的灵魂,在黑暗中沒有真光。他长久的与神掙扎,最后降服下来。
  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向神祈求二十四名有同样负担的工人:每省二人,蒙古二人。二天后,戴德生去伦敦市郡银行(The London & County Bank),由皮尔司(George Pearse)陪同,开立“中国內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帐戶,首次存入十英镑。
  照內地会的规章,以向中国內地传福音为宗旨;戴德生自己是卫理会和弟兄会信仰背景,但接纳任何宗派的信徒,並不要求申请者有高深的教育,並且接受单身女子。宣教士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穿中国式的衣服,教堂建筑採中国传统形式。工作方向由在工场的主任指导裁決,不是请示在伦敦的董事会。柏格同意为在伦敦的代表。另一原则是內地会在任何情势下,绝不举债,不募款,全然倚靠神。戴德生常说:

  “照神道路作神的工,必不缺乏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在这期间,戴德生写了一本小冊子: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指出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亡,他们灭亡沒有基督救恩。初版三个星期內售罄,需要再版。
  到1866年一月,各地对戴德生讲演的要求,纷纷而来;申请作宣教士的人因而很多,必须慎收精选。结果,收取了十八人,於那年五月二十六日,乘兰默梅Lammermuir)号帆船启航。这标识着一个信心差会的开航。
  经过了海上的风浪,终於到达上海。停留几个星期,每人都制备中国装,蓄起发辫。报纸谑称他们为“豬尾差会”。

  十月二十日,他们集体出发往杭州。在那里,戴德生预备建立內地会的战略性基地。
  只三个月后,他们当中的倪可勒(Lewis & Eliza Nicol)夫妇,即受英国圣公会宣教士的影响,拒绝穿中国衣服,而恢复穿西装;並且散播毀谤戴德生的假话。经劝告无效,戴德生即採取断然行动,辞退他们;另外三名单身女宣教士,也自动退出內地会。这风波使戴德生极为忧伤。
  1868年四月十日,戴德生率领着几名宣教士,向苏州进发。从那里,更北上抵达扬州。八月二十二日,当地的士绅唆使暴民,鼓噪围住內地会宣教站。看到情势紧张,戴德生冒险同另一宣教士去到衙门求援。孙大人拖宕推诿,戴德生不得不警告他事态的严重,和他应负的后果。二小时后,守备才率兵去镇压,驱散暴民。宣教士们有的被殴打负伤,宣教站部分被焚毀。
  戴德生和同工们,退到镇江。九月八日,英国领事麦华陀爵士(W.H. Medhurst)闻讯,从上海乘船,率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並有法国军舰和领事,逕往扬州衙门。他们勒令孙知府同往南京,面见总督曾国藩。曾谦恭接见,但炮舰离去后,不肯履行英方所要求的条件。
  十一月,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爵士,派五艘炮舰溯江而上,要求履行所作承诺。十一月十八日,扬州的宣教站由当地官府拨款修复;为首的肇事者受惩治;並由官绅陪同戴德生和麦都思,在通衢大道游行,两名前导宣告:“所有人民听真:不得冒犯外国人,不得称他们‘洋鬼子’,要称他们为大人!”
  扬州事件由暴起到平息,沒有造成人命损失;如果不是戴德生应变迅速,初设立的內地会,可能会连跟拔起。不过,英国国会上议院,於1869年三月,辩论此次事件。有人认为在华宣教是不必要的麻烦,可能记怪戴德生明言反对贩卖鸦片;趁机责驻在当地领事代表,无权轻易採取军事行动,将酿成战端。舆论推波助澜,过分批评,造成內地会一时的经费困难。
  同年四月,戴德生经历属灵的危机。他感觉自己的罪难以对付,缺乏持久的圣洁。在长久掙扎中,九月四日,收到麦克萃(John McCarthy)的信,指出“成圣是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掙扎,是住在祂里面;仰望祂,倚靠祂的大能。”这是“与耶稣的合一”,是真实的安息。戴德生欢呼得到释放。
  那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柏格从伦敦来信说: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索取內地会所有三十三位宣教士的名单,为他们个別祷告。同时,也收到穆勒来信,鼓励他们的事奉,並给每双夫妇及单身宣教士,各附有支票。以后,慕勒每年捐助给內地会二千英镑。这不仅及时纾解了內地会的经济困难,那位信心伟人的支助和认同,也使这些远在異地的战士,得到鼓励和溫暖,士气大为提高。
  1870年初,戴德生夫妇決定,把他们四名年纪较大的孩子,送回英国受教育;巴爱梅(Emily Blatchley)宣教士志愿负责伴送他们。不久,多年忠诚的朋友柏格,因年高辞去在英国代表的职任,即由爱梅继任。
  七月,一同生活事奉了十二年的妻子马利亚,离开了他逝世。內地会创立了还只五年。戴德生沒有时间悲伤,再次奉献自己,继续努力工作。
  在妻子逝世后一年,1871年夏,戴德生带着二岁的儿子查理(Charlie)返英国,同行的有梅冬斯夫妇,和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海上长途航行,虽然费时也不便,但同舟共济的相处中,爱情萌生並滋长;到伦敦后,三十九岁的戴德生同二十八岁的珍妮,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结婚。
  次年十月,夫妇返回中国。那时,各地的宣教士,在艰难中情绪低落,信徒软弱退后。戴德生夫妇巡视各地宣教站,鼓励同工和当地信徒,灵命大得复兴。
  1874年四月,內地会的经济继续拮据。戴德生说:“银行帐戶只有二十五分,加上神全部信实的应许。”
  六月,戴德生从梯子上跌下受伤。八月,夫妇二人乘船返回英国。抵岸后,悲哀的信息在等待他们:当他们还在海上,爱梅因肺痨去世。
  戴德生受伤的下肢,情況恶化,几乎瘫瘓,必须要臥床休养。但他仍然奋力写作,为中国內地一亿五千万灵魂请命,求神差遣十八名拓荒佈道者去中国。信息在几个刊物发表。
  1875年,戴德生开始中国亿兆China's Millions)期刊,是內地会的喉舌,推动国人对宣教的兴趣。
  不久前,珍妮富有的舅父去世了,留给她四千英镑的鉅额遗产。她收到款项后,全部捐献给內地会。
  戴德生的健康慢慢恢复。他渐能下床,进而行动如常。
  1876年二月,戴德生率同二十名新旧宣教士,乘船航向中国。
  1877年底,戴德生夫妇再回英国。珍妮显明很为能干,性向会独立任事。1878年四月,因为戴德生本人不能离开,由她率七名年轻宣教士到中国去。那年,內地会增加了约三十名新男女宣教士。到第二年春天,戴德生才可以再去相聚。
  內地会的事工继续发展。1881年夏天,珍妮回到英国。十一月,戴德生和宣教士派洛特(A.G. Parrott)谈论工作的展望,忽然路加福音第十章1节主差遣七十人的事,进到心里。戴德生觉得是神的感动。他们回去和同工说起,每天为求神差遣七十人祷告。
  有人说:“到那一天,我们这些人将要分散了;何不趁现在大家先献上感谢?”於是,全体同意先行讚美。
  1882年一月,戴德生起草一封致英国教会的信,由七十七名同工宣教士签名,吁请派遣七十名宣教士。
  起初,反应並不甚热烈,只有十一名新宣教士,加入內地会。到1883年春,戴德生回到英国。那时,內地会成为家喻戶晓的名字。邀请讲演的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伦敦大都会会幕堂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请戴德生去讲道;他也在特別聚会中任讲员。他並不为內地会请求捐款,会众卻尽力奉献,更有人奉献自己,参加中国內地宣道的工作。那年,有二十名新宣教士启程去中国。1884年,又有四十六人。求七十名新工人;神竟然给他们七十七人。同工的宣教士,得以增加了一倍。
  1885年一月,戴德生启程往中国,“剑桥七子”同行,是七名剑桥大学的学生,出身上等家庭,奉献去內地穷乡僻壤吃苦传福音。因为工作扩展,人员增加,必须设立地区监督;司提芬生(John Stevenson)受任为戴德生的助理总监。
  工人增多,工作也迅速向內地开展。1886年夏天,戴德生去山西省,看到宣教士同当地信徒,协和同工。他与剑桥七子之一的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步行二十四天,到达汉中,观察入四川的可能。途中有好几次面临激流河水,运动健将包春圃,把戴德生驮在肩上,涉水而过。
  在旅途中,有时人煙稀少,食物缺乏。有一天的上午,他们甚为飢饿。戴德生忽然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赐我们的饮食。”
  章说:“戴先生,那里有食物?”
  戴笑着说:“天父知道我们飢饿,食物还会远吗?不过,我已经先感谢了,到时候就可以吃;你要先感谢才可以吃。”
  不久,来了一个卖粥的,二人得饱餐一顿。
  在同行的路程中,章必成也看见戴德生灵修生活的纪律。他每清晨天还未亮,就起来点蜡烛读圣经祷告一小时;不论客栈如何肮脏,环境如何吵杂,他总是保持定时的灵修。
  1886年十一月,內地会中国议会在安庆开会,助理总监司提芬生提议,祷告求主在明年差遣一百名新宣教士。全体禁食祷告,相信神已经垂听。只在上海有一位资深宣教士,同意神会赐下多名宣教士,但认为一百的数目雄心过大。戴德生告诉他:“你要来欢迎一百名中最后的一人。”
  1887年二月,戴德生返伦敦,在各地教会讲道。申请加入內地会宣教阵营的,有六百人。经过慎选,接受了一百零二人。那位资深宣教士,在上海欢迎第一百名宣教士。
  那年秋天,美国的福洛斯特(Henry Frost)写信到英国,邀请他在尼亚哥拉湖(Lake Niagara)聚会並慕迪(Dwight Moody)的北原(Northfield)退修会中讲道。结果,有四十名美国宣教士加入內地会。北美议会也成立了。
  从麻萨诸塞州北上,到多伦多。有一篇杂志的文章说:戴德生貌不出众,口才平凡,声音不宏亮,只是一个看来可亲的英国君子。戴德生笑着说:“实在不错。神就是借眇小人物,显明祂是伟大的神。”
  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鸦片联盟及国家正义组织成立,成员中有多位宣教士,包括戴德生,成为弱小民族的声音。
  返回上海后,戴德生於1889年底,访问北欧宣教差会。参加聚会者甚为拥挤,並晉见瑞典的苏菲亚(Queen Sophia)女王。有五十名北欧宣教士,加入了內地会的中国工场。
  1890年秋天,戴德生往澳大利亚,推动宣教事工。
  次年,从美国,欧洲和澳洲来的宣教士,有七十八人。
  1900年春,戴德生在纽约卡內基大厅,向来自一百个差会的三千五百听众讲道。
  五月,他到波斯顿的聚会讲道。在聚会中,他似乎失去了思路,不自禁的一再重复着说:“你只能不充分信靠神,绝不能过分信靠祂。‘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不能背乎祂自己。’”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道。
  美国的一位圣经教师皮尔生(A.T. Pierson),看出了是部分精神崩溃的征兆,立即接过了讲道。后来,皮尔生说:“那是他终生致力和信仰的中心,在此开始,也在此终止,不仅是预言性,也有诗意。”
  珍妮伴他去瑞士休养。六月里,中国义和团事件爆发,在归正教中,內地会损失最严重,有五十八位宣教士,同他们的二十一名孩子殉道,华人信徒被杀者更多。当时,这些事戴德生並不知道。当然他不能自己执笔,由珍妮代他写信,安慰激励同工们。后来,他渐渐恢复,明白发生的事,他说:“我不能读;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我能夠信靠。”
  回到英国后,他渐渐复原。至1902年,戴德生夫妇再到瑞士日內瓦湖边休养。他能夠欣赏花木,仰观夜星,並重拾起摄影;也渐能读书,在1902年,读完了圣经;那是他四十年来的第四十遍。
  1903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妻子珍妮逝世。
  1905年,那病弱又孤独的伟大老人,仍然不能忘记他所爱那远方的土地和人民,由他作医生的儿子陪同,再到中国。
  那是他第十一次到中国,也是最后一次。
  六月三日,在长沙內地会所,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当晚,戴德生离开世界,被欢迎进入天上。他的遗体埋葬在镇江的墓地;他的妻子马利亚,葬在那里;四个孩子葬在那里;现在,中国內地会的创立人,把福音带给十一省千万华人的福音使者,葬在他们旁边。他曾说过:“我若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条生命,決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遗下的身体,也埋在他服事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何斯德(Dixon Host)接续了中国內地会总监。工作的主自己继续引导內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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