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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史述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吳县人。资兼文武,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谪;后被召还,官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经略西夏;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为宋代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仲淹生於真定常山,百日时随家去无锡。父范墉,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使掌书记,逝於任,时仲淹仅二岁。母谢氏贫困无依,抱幼儿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文翰,是当地富戶。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仲淹自幼励志读书,常去附近山上的醴泉寺寄读,晨夕讽诵,予僧人深刻印象。那时,他的生活刻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冷卻后划为四块,早晚伴醃菜食后,继续读书;困倦时,即以涼水沃面。他对於这种生活毫不介意,而集其精力,在自得其乐。后来发现自己的家世,收拾简单的衣物,攜琴佩剑,离家別亲,徒步往他乡求学。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二岁的范仲淹,到了睢阳应天府书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为宋代著名的书院,因睢阳建有行宮,时称南京,故学院又称南都学舍,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文人,不乏名师可请教,又有同学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范仲淹求之不得的。范仲淹十分珍惜这新的学习环境,焚膏继晷,攻读不息。同学中有南京留守公子看他终日食粥,送他些美食。他竟一口不尝,任佳餚发霉。同学怪责,仲淹才长揖谢过:“我已安於划粥割虀,恐一享美餐,日后就难以下嚥了。”这艰辛的生活,颇像孔子的贤徒颜回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
  范仲淹如此生活,但並不完全缺乏运动,未明即起舞剑,读毕回家,常已夜半,和衣而眠。沉浸经书之外,也吟诗抒怀。在写给晏殊的诗中,表抒其坚忍向学之志,並经世之心:

白云无赖帝乡遙,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文正公集.卷三)

  数年苦读,范仲淹已学业大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那时,他年已二十六岁了。
  他初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继调迁集庆军节度推官。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迁泰州海陵西溪镇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销。其地滨临黃海,海堤多年失修,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农田民宅,也受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浸漫泰州城下,千万災民,流离失所。官府的盐产与赋稅,都蒙受损失。这种情況,已经年积月累;当官的事不干己,老百姓自歎命苦,也就因循相安。但范仲淹的性格,是关怀別人,他上书江淮漕运使张纶,痛陈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堤堰。对於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盱衡实情深表赞同,奏准朝廷,调范仲淹为兴化令(今江苏省兴化市),统筹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率集四州数万民伕,奔赴海滨筑堰。开工不久,遇上暴风雪,又是大海潮,百多民工被吞沒。一部分喜欢苟安拖延的官员,认为是天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好取消修堰事。报到京师,朝廷大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大风卷着海浪冲到他腳下,兵民们纷纷惊逃,官吏也变色失措,范仲淹卻屹立不动,他有意看在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也正泰然自若讨论坚立的堤堰。群众情绪,也得稍安,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绵延数百里的长堤建成,橫亙在黃海滩上,盐产或农产,从此有了保障,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民众感激之余,称那海堰为“范公堤”。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成婚,得一子取名纯佑,次子纯仁。旋受命回京任大理寺丞。
  二年后,天圣四年,范母谢太夫人病故。范仲淹在籍服丧三年。
  南京留守晏殊,已知仲淹通晓经学,尤长易经。即邀请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仲淹並推荐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范仲淹还自己入住学舍,课督诸生,夜间还巡察责罚閒懒嗜睡者。当命题作赋,他每先作一篇示范,以迅速提高学生写作水准。南都学风,奐然远播。四方请求授业问难者,络绎而至。
  一次,有位遊学的孙秀才,来谒范公索米。范即赠钱十千。明年,孙生又至睢阳谒,范知道困苦,问他为何汲汲於道路,不安心在此就读。孙生怆然说:“虽然好学,但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仰事甘旨。”范对他说:“我安置你在此任职,一月可得三千文奉养老母。你能安心治学否?”孙生大喜拜受。范授以春秋。
  十五年后,孙明复先生,名扬各地,在泰山下聚生徒,教授春秋。朝廷召他至太学,就是昔日索米的秀才。范仲淹感慨说:“贫困实在是可怕的災难。才傑出如明复,若一直乞米到老,岂不汨沒。”
  范仲淹仁慈为心,关心国家,培育很多学者。或邀聘他们主持教务,或荐举其出任朝廷学官,或指引他们治学之途。他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后来官至宰辅,更下令州县兴学。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升迁秘阁校理,任皇家典籍校勘整理之责。官阶不高,但办公在宮城內崇文殿中,几同皇帝文学侍从,不仅可近圣颜,还可能参机密。不过,忠臣的毛病,是“知无不言”,因此,得罪权臣,违忤朝廷,是难免的事,为此,范曾屡遭贬谪。官场的人都知道,贬官下放,不仅是左迁,也表明失当权者的欢心,接近这类失意分子,有相当危险;但范每遭贬,总有人置酒欢送,並且说:“范君此去,大为光耀!”不过,这样雪中送炭的人,一次比一次少。可是,范公总是豁达对之。在三度被贬的时候,他竟大笑说:“如此已经三光了,下一次该是全牲为祭了。”但范所到下郡,总一治绩,又得召回。朝廷少他不得。
  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亢旱,並遭蝗災,范仲淹奏请仁宗速行救災,仁宗並不仁,也不行。正直的范仲淹,自然不忘为民请命:“若宮中半日停伙食,陛下当如何?”仁宗悟,派范仲淹前去赈災。范事毕归来复命,並带回災黎民充飢的野草,呈献皇帝。
  范仲淹持正爱民,不计所付极重的代价。他自幼多病,后来染肺疾,妻子李氏於随他贬赴饶州任病逝。
  范的诗友梅尧臣(圣俞),觉朝政日非,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值得与此辈计较。写了一首诗:

   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

飞乌先日出,谁知彼雌雄。岂无腐鼠食,来啄秽厕虫。
饱腹上高树,跋觜噪西风。吉凶非予闻,臭恶在尔躬。
物灵必自洁,可以推始终。

  这诗大概取意“政治都是肮脏的”,还是“物灵必自洁”,不要作乌鸦,作清高的名士,免惹麻烦,自然好得多。
  另有卓见的范仲淹,卻不作洁身自保的打算。他知道,乌鸦被人当作“凶鸟”,人说:“鹊鸣吉,鸦鸣凶”;但他的观点不同,以为乌鸦“不说吉语,单说凶言”,正是有仁者襟怀,不管受人欢迎与否,责任所在,作时代的先知,为的是警告世人,叫世人避凶趋吉。所以范仲淹作了“灵乌赋”,表明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果人不了解我,被他们打死也罢,到你们不听准备后事,会追悔不及。
  那时,西夏元昊称帝,大举入侵延州。宋边防不修,士卒遐豫,屡次败失,朝野震动。朝廷派夏竦任主帅,韩琦为副,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领陕西经略招讨副使。
  时范仲淹已五十二岁,而报国热诚不減。范仲淹除弊补缺,力主严守待机。韩琦卻低估敌势,主张集中各路军兵反击。夏竦遣韩琦同尹洙兼程回京,面觐皇帝获诏准兴兵;尹洙又奉命谒仲淹,请其与韩帅同时进兵。范仲淹虽与韩,尹为至交同志,卻以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歎道:“韩公曾说:‘用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如此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其高在何处!”其实,该是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讯西夏军侵渭州,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败退;驱军急追至夏境六盘山麓,遇伏被围。任福等十余名将领阵亡,士卒损折万余。韩琦败归,路遇数千死难者家属。哭喊亲人之名,祈求亡魂随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至於范仲淹,初抵延州,即检军整旅,汰除老弱,检擢猛将,由选补民兵;训练战守进退之法,並构筑堡寨。如此,在他督率的一翼,形成坚固屏障。次年三月,范仲淹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突西夏军,收复庆州西北的马铺寨。其本人随后帅进发,在深入敌军防地时,忽令就地动工筑城。不旬日间,便是建成楔入夏界的的孤城:大顺城。全军而归,范仲淹如释重负。他又派种世衡以同样的战略,筑青涧城,东北线边防赖以安定。西夏军中相诫:“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意思是范仲淹不似旧任的范帅那么易与了。范以仁者统军,自然沒有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境況,而是一将功成万民苏,政绩建立在人民心中。
  时当暮春,范仲淹感觉体衰,随口吟道: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
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夏去秋来。范去视察所筑突破敌域的孤城:大顺城。仰望秋雁南归,不惟自己羁身边陲,更有不归的将士,埋骨塞外黃沙,感慨万千。

塞下秋来风景異,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煙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淚。(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不仅有智谋,有将军的決心,豪情,忠心,更体念身列行伍的兵卒。朝廷赏赐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妍惩贪惰畏死的将领,提拔英勇善战的裨目,西北军中下梯次的狄青,种世衡,由以升起;有榜样,有训练,将士用命,成为国防劲旅。西夏见无隙可乘,复有向宋军集体投降的现象。这样,很快就达成息战言和的结果。
  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三位有功的边帅,回调京师,分別成为掌军事的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成为盛负时誉的“四大谏官”。扫除弊政,起用贤良。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厉行政治改革,去奸邪,用人才,行善政,风气一新。他留心吏治,患诸路监司不才,贻害老百姓,取记载官吏名职的班簿,见不称职者,一笔钩消。富弼见过他这样善恶分明的作法说:“六丈!您老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仁者不以小仁而误仁。
  可惜,历代政治上的常律,是小人驱逐君子。在朝的正人当政不久,即被诬为“朋党”,反对者伪造证据,蛊惑君主,把他们分別贬斥外放,作地方官吏。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调知杭州,又奉旨改赴颍州。六十四岁的范仲淹,尽散家财,购置义田,以其所得培养族人中的学人。所以他可能是中国第一名基金会的创办人。至於他自己一家,反而颠沛播迁,贫病交困。在就任途中,范仲淹逝於徐州,葬於伊川。
  范仲淹一生,有仁者襟怀,是常想到別人的君子。他的四个儿子,沒有一个不是清贫传家;次子纯仁,曾仕尚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
  他备受奸人排挤,多次遭贬谪,卻能泰然处之,不改其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榜样,足为后世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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