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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苦难—梵谷与高更

陈韻琳

 

  如果要介绍现代艺术,就非得从现代艺术三大先驱—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塞尚(Paul Cezanne, 1839-1906)谈起。梵谷,被称为表现主义的先驱,高更,其象征与综合性,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塞尚,则带出形式的重大革命,因此被称为立体主义的先驱。塞尚我们日后再谈,先从梵谷和高更谈起。

悲悯苦难的艺术心


梵谷 Vincent van Gogh 自画像

  梵谷这一生若用简单几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悲悯”。
  梵谷一直悲悯着中下阶层的小人物,而最影响他的作家,就是狄更斯。狄更斯文学作品整体而言,也是以描绘中下阶层的辛酸生活为他最关切的重点。
  所以梵谷在专心绘画之前,其实曾做过牧师。而且他自愿去矿区作牧师,想与贫苦的人同在。但梵谷过度的悲悯性格与神经质,並常为贫民请愿抱不平的结果,竟造成教会的为难,並对他自己的严重伤害,因此,他被要求离职。
  梵谷短暂的与弟弟西奧(Theo van Gogh, 1857-1891)一齐作绘画中间商后,西奧认为梵谷根本不宜从商,应当成为画家。梵谷与其是在卖画,不如说是在跟顾客坚持何者是好画。因此西奧建议梵谷提起画笔。
  这个建议,不仅彻底改变了艺术史,改变了梵谷的一生,也谱写出西奧与梵谷兄弟间感人的情谊。

心灵比外在世界更真实

  梵谷最早期的绘画,都是描述中下阶层的小人物。描述他们的艰辛生活,他们衣食的匮乏与工作的辛劳,他们的愁与病,与绝望中的祷告。
  梵谷的画,立即引起艺术界的交相指责,主要是因为,他的画跟当时的主流比,並不唯美。印象派是绘画史上相当“科学”的绘画,因为他们用原色交织,企图捕捉室外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是需要很多对颜色与光的研究的。印象派相信他们最贴近“真实”。
  但梵谷说,真正的真实,不只存在於外在世界,也存在於心灵,不处理心灵,只能说是捕捉到外在世界的真实,全不是整体世界的全貌。
  就因为这样,梵谷才会被称为“表现主义—真实描述自己的心灵世界”的先驱。也因此,梵谷违反印象派的,绘画作品一点也不唯美,不客观。


The Potato Eaters
梵谷作品:吃马铃薯的人

熄灭的蜡烛

  梵谷早期画作的告別作,是一幅靜物画。此靜物画佔据最大画面空间的,是一本圣经,画面右方上侧有两个烛台,火都已熄灭,画面右下角,是一本破旧的小说,是左拉的“愉悅人生”。

  透过这幅画,梵谷要说什么呢?
  圣经,是西方世界长久以来的价值体系。但在梵谷时代,社会完全沒有福利政策,阶级划分明显,贫富悬殊,而最能代贫苦小人物发言的教会,卻与自私的有钱人勾结,为了自己教会的利益,缄默不语。
  左拉的小说,显然是为贫困人民请命的,小说里面陈述很多中下阶层的贫困,病,脏,与堕落。
  很奇怪的是,教会界与当时代高雅的资产阶级,都纷纷指斥左拉作品的污秽,罔顾左拉作品中陈述出来的因贫困而有的苦难。
  所以梵谷用两只熄灭的蜡烛,来控诉当时西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信仰中应当存有的悲悯,公义,在教会界已荡然无存,社会陷入黑暗,贫困的人民已经被棄绝的事实。

永不凋萎的向日葵

  梵谷画完这幅画后,便依从弟弟的劝告,到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去,结交当时的印象派主流人士。
  很明显的,这次举动对梵谷的绘画技巧的确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卻无改於他绘画的方向—呈现心灵。
  譬如这段时间他很有名的向日葵系列,很明显的色彩夸张,最重要的是,他往往捕捉的向日葵,是即将凋萎前的瞬间,彷彿是要透过这种捕捉,陈述一种心灵状态—永不妥协的坚持,尽管现实对己不利。


Still Life: Vase with Fifteen Sunflowers
梵谷作品:向日葵

  一个在心灵深处有爱与公义的理想坚持,卻对社会价值与宗教体系失望,他会把救赎的盼望转移到哪里呢?
  梵谷曾经把寄托放在“艺术”本身,他想透过艺术完满一种救赎。
  就是这种希冀,谱写出他跟高更之间的故事。艺术史上都会记载,梵谷有一段时间对高更充满友爱之谊,力邀高更与他一齐居住一齐绘画。梵谷非常珍惜高更的友谊。
  梵谷为何挑上爱慕高更呢?相当有可能是因为高更正是一个用艺术抗拒社会的艺术家。如果梵谷把救赎冀望於艺术,自然会对高更的勇气讚服万分。

再度熄灭的蜡烛

  高更本来家财万贯,为了艺术,他放棄这一切,不仅妻离子散,被朋友遗棄,而且就此落魄潦倒。高更跟梵谷一样的一样,不肯居就当时的印象派主流,坚持走自己的风格,当然,这也是他穷困潦倒之因。而这一切表现,都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救赎,透过艺术向腐化社会抗议的梵谷所衷心共鸣的。
  但梵谷与高更终究个性差異太大,高更反叛,我行我素,自负甚深,而梵谷悲天悯人,忧郁,对所爱的人又很固执,很神经质,其实两人相处在一起时是很大的磨难。我们光看他们两人相约用类似的色彩与主题,画出有名的“夜咖啡室”系列,梵谷的画就呈现疯狂,堕落,萎靡,犯罪前夕之感,而高更卻画出自信许许,天不怕地不怕的态势。


梵谷作品:咖啡室


高更作品:咖啡室

  这样的相处,不到三个月,高更就受不了想离开了。於是梵谷演发艺术史上很有名的“割耳”事件,这时的梵谷,根本已是疯狂状态。他这段时间的自画像,不仅用黃,红,绿来表达疯狂与绝望,他自画像中的眼神,也充满忧郁,疯狂,与绝望感。
  就是这段时间,梵谷画出另一幅与蜡烛有关的画。他分別画了两张椅子,一张椅子用黃色显示疯狂,那是自己的椅子,另一张椅子用红与绿色,显示绝望,那是高更的椅子。高更的椅子上有蜡烛,一支烛光搖搖欲灭,另一只已经熄灭。


梵谷笔下自己的椅子

梵谷笔下高更的椅子

 

  这是另一幅蜡烛熄灭的绘画作品。
  梵谷用这幅画第二次说出心中的深意:他对透过艺术救赎自己或救赎社会的心已彻底绝望。

西方的桃花源记

  其实,梵谷想把高更比拟成艺术家的典范,艺术成为救赎的象征,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高更的确自比为受难的基督,他画了很多幅自己成为受难基督的含意的绘画,譬如“橄榄山的基督”中的基督,他画的是自己,又譬如那幅画他自己站在受难基督前面的自画像,他处处透过绘画表明他雷同基督的受难。


高更的自画像—自己站在受难基督前面

  高更认为这时代的基督精神的受难,是艺术家不被理解的受难。这多少显露出高更艺术家心灵中的自我中心与狂妄。
  的确,高更的自画像都是受苦的表情,卻是全世界都欠他债似的的狂妄。

  高更有一幅著名的画“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是什么?”。其实这幅画绘制期间,高更曾因女儿之死导致的绝望自杀过,结果获救。高更将其困顿与疑问,透过这幅画想寻到解答。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o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高更作品: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是什么?

  高更的解答几乎可以说是西方似的遁世主义。
  透过这幅画,高更要表白:人只有棄绝文明,回返原始,才有救赎的希望。高更用这幅画,将夏娃採摘罪恶之果,变成了採摘文明之果。人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过程,但採摘文明之果,导致自然的生老病死之外,出现整体社会的堕落。
  高更这观点,充满他后期的大溪地画作。於是他把大溪地画成近似天堂,大溪地的母子图标题订为“圣母马利亚”,或以大溪地土著为背景,画出基督诞生,将土著画成亚当夏娃。
  这种用文明与未开化来区隔堕落与救赎,其实至今仍浅藏在一些对高度现代化,商业化不满的人的心中,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向往,是西方的“桃花源记”。
  高更死前,还画了一幅“祷告”,画中大溪地女子,就像“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是什么?”这幅图中央的女子一样,把手伸向上方,这仍旧是把採摘禁果的基督教典故,变貌成採摘文明之果。高更死前,仍认为回返自然原始,棄绝文明,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高更这一生,将人间苦难的答案寄托於根本不可能回返的原始,基本上是一种遁世心情,则梵谷对他的成为“艺术救赎的象征”的冀望,当然是一定会落空了!

重返信仰之爱的救赎路

  梵谷与高更感情決裂后,梵谷的绘画进入晚期,也就是这段时间,他频繁的进出精神病院。

  这段时间的绘画倾向流线型,色彩完全呈现心灵不在乎真实,而且绘画主题常用漩涡—诸如丝柏树的树叶纹脈,或最有名的“星夜”流线—来呈现一种神秘感。


The Starry Night
梵谷作品:星夜

  这段时期的绘画,他也常表达出入精神病院的苦闷,譬如“绕圈的囚犯”“嘉赛医生—受苦的基督”(嘉赛医生是个免费帮他义诊的大好人,有一段时间,梵谷将自己的疯狂,投射到嘉赛医生身上,认为是嘉赛医生疯了,因此那幅画中,嘉赛医生的受苦表情,刻画得非常鲜明。)

  就在这一年的晚期画作,梵谷画了教堂写生,与“好撒玛利亚人”这幅摹写画。
  彷彿过去企图厌棄掉的救赎力量,在他最晚期,重新徘徊於他的心灵。
  到底在这样的社会,需要的是怎样的信仰?怎样的价值体系?怎样的教会呢?


Der gute Samariter (nach Delacroix)
梵谷作品:好撒玛利亚人

  梵谷透过“好撒玛利亚人”这幅画,说出他的领悟:这社会不能不要信仰与价值。如果教会有错,应当是更新教会,而不是厌棄上帝。教会错在沒有坚持好撒玛利亚人的精神—这精神是表明,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面对多少阶级与体制,除去阶级,种族的藩篱,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我们的手,坚持沒有阶级种族的人类大世界之爱,是信仰唯一的爱的出路。
  梵谷重返信仰的救赎之路。这幅“好撒玛利亚人”的画,是对“透过上帝之爱带出来的救赎”作他个人的信念表白,他也坚持继续向当时的社会体制提出控诉—只要仍有阶级,种族的歧视与划清界限,爱就是一种高调与虛谎,信仰也就变成伪善,甚至是一种社会不当体制的结构共犯!

弟弟西奧成为他一生的好撒玛利亚人

  梵谷死於忧郁症病发。他无法控制的想自杀。他去到经常成为他笔下风景的麦田,一枪射向自己,但沒有立即死亡,掙扎一天后才过去。死时,嘉赛医生与弟弟西奧都在旁边。


梵谷的弟弟西奧
Theo van Gogh

  梵谷绘画十年的心灵救赎之旅,一直有“好撒玛利亚人”在他的旁边,那就是他的弟弟西奧。
  西奧一直坚持梵谷是天才,一直坚持支助梵谷,尽管到后来西奧成婚,妻子完全不赞成西奧支持梵谷,而西奧的孩子又常生病,西奧卖画生意不像从前那么好,经济也陷入困境。
  梵谷的确心灵到后期是疯狂的,但是西奧能从疯狂中看到天赋与其心灵之旅的可贵,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奧是像梵谷伸出的那双支持的手,是梵谷这一生的好撒玛利亚人。梵谷死后一年,西奧也病故。两人的墓葬在一起。
  如今梵谷终於举世知名。但当时,据说梵谷一生只卖出一幅画。
  当梵谷的“向日葵”系列叫成天价,梵谷的画展排成长龙,或许我们也该深思,梵谷的艺术其实不只是艺术品,也是一个艺术家寻找生命寻找社会救赎的心灵之旅!对他而言,从“两次熄灭的蜡烛”,到“好撒玛利亚人”,是何等艰辛的历程呢?

(作者陈韻琳为心灵小憩负责人。本文原载於心灵小憩,蒙作者允许同载於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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