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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城邦

于中旻

 

  科技的进步,使有些城市立下目标,追求成为“伶俐城”。虽然仅有少数成功了;不过,伶俐而缺乏文化的深度,道德的高度,並沒有什么可羨慕的。实际上该追求的,成为正义之城,才是真正的成功,作为榜样。圣经说:

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卻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箴言11:11)

  正直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得正直人祝福,是真正的好,也就必然蒙神赐福,並且得人的景仰。反之,邪恶人的口,並沒有真理,常是他的胃在讲话;他说好,只是对他有好处。“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箴言10:20)即使恶人讲好话,並不值得注意。


晏婴
  春秋时,齐国的贤臣晏婴,受国君景公之命,去治理东阿。晏子到任后,认真的实干了三年,有不少人来诉说给国君。齐景公召晏子来责问:“你辜负我的期望,政绩竟然这么差!我且不责罚你,回家自己好好省察去吧!”
  晏子谢罪说:“请再给我三年,一定改变作风,如果沒有成效,就请治我的死罪。”其实,用不上三年;一年之后,果然政声非常好。在晉京述职的时候,国君特地到城门欢迎,盛讚他的进步,並垂询怎这快就作得治绩斐然?
  晏子说:“臣前次受命治主政东阿,夙夜匪懈,一秉至公,不受贿赂,让贫民收取山林渔猎之利,全境沒有飢饿的人,结果換来您的罪责。这次赴任,稍微看巨室的请托,也获得些送来礼物,加征赋稅,库收反而減少,讨好君侧的亲贵,让境內的豪门多收入,治下的人民多半吃不上饭;而君主卻迎接祝贺称讚。看来作官的人也多是不过如此;不过,我无法违背良心,再作这种好官,请许我退休,让贤者出头吧!”说完,再次下拜,就要辞职还乡。
  齐景公赶快离座拉住晏子,向他认错,说:“还是请先生仍回任,就把东阿当作你自己的,完全交给你放手去干,我不再管了。”
  后来晏子受任国相,遇贤者就任用,不同於国君的意愿;见不称职的人就罢免,不管其是君所爱重的人。有人写无名信呈国君控告他说:“任免不征求君主意见是专权,说话不知避讳是顶撞不逊,这样不能算为忠臣。”到他再晉见的时候,齐景公辞色有不喜欢的样子。晏子回去,就收拾行李;报告景公:“我年老体衰,无法服事壮年的主子了。”
  晏子离朝后,景公亲信当权,国政窳败,邻国也寻衅欺凌。国君急了,再请求晏子复任。诸国恢复对齐国的尊敬,直到晏子离世。(晏子春秋卷七)可见伶俐未必是邦国之福,公义之城才重要,才更持久。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影响君主和国政方向的,是被称为“人鑑”的魏征。
  魏征“谏唐太宗十思疏”开始就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是说,德义是国家的根源,重要莫比。常有人说中国传统是以人治,或称德治,而不重法治;其实仅为人云亦云,並非历史事实。所谓“德义”者,德是品德的榜样;义是不易的法理。也就是说,德与法兼备並重,是国家安定的根源;几乎可数任何国,任何政府,背离这原则,以严刑峻法统治,必然不能长治久安,也不能兴盛繁荣。
  可惜,唐太宗的私人品德,可称可述的有限,还是他夠聪明睿智,不仅赢得政治斗爭,也留下宏大的法治和功业;但贞观之治也不足维持三世,就成为过去,跟流远泽长,怎么也不能不说有相当距离。唯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祂的国度沒有穷尽。
  西方世界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光中,知道品德的重要,但因为缺乏生命的更新,无以成为光明之子。自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人民得到的是谎言的保障,有了不至灭亡的永生安全感,又可安心享受暂时的罪中之乐。这样,除了少数追求敬虔的人,多数不注重品德,以至失去见证。今人以为利诱人才,建立伶俐城,必会流入分赃制,並非好主意。
  陶科维邑(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於十九世纪旅行考察美国,写了他名世的巨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使他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明星,影响深远。不过,他所描述的美国形象,是在华盛顿余荫之下,並且加上了他自己浓重的理想色彩。如果同今天的情況相比,很难以相信是同一个国家。现在的领袖们,即使嘴皮子上挂着宗教,也是以政治利益为目的,与他们个人的品德差之天渊。在如此文化下,难免社群重视伶俐,以金钱为成功的衡量标准。
  可是,有一项原则该是有效的,就是真正信仰的宗从,教化人民的行动。失去信仰的人民,难有高尚的道德生活。从二十世纪中至今,美国凭借其科技的伶俐国,成为侵略屠杀纪录的保持者,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秩序。正义与人权,成为其行恶的盾牌。正义之城,竟然被看作不切实际的理想。
  基督徒明白“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篇19:9),自然的表现,该是靠着在心內运作的圣灵,立志行事,在祂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2:5)。敬畏神的话,人民品德提高,不仅要以作伶俐城为目标,更要成为正义之城。

约翰诺克司
  十六世纪的日內瓦,以品德和秩序知名。当时,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司(John Knox, c.1514-1572),到那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教导影响下的城。诺克司所见,使他惊羨不置,认为是天国在地上。那时,他已任过英王爱德华六世宮廷牧师之一,讲道大有能力,竟然甘心在年龄相若的加尔文腳前受教,並负责英国移民教会。诺克司对於苏格兰教会的影响,既深且久远,更因后来的宣教运动,而普及地球表面。英国移民在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事业,是改革宗信仰的果子,可不算过分夸张。
  大卫时示巴叛乱的余波,导致约押率兵围困亚比拉。那以色列古城的人民,不仅聪明,更以和平忠厚知名,赢得普遍尊敬;所以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撒母耳记下20:15-22)在那里完成理想的结局。可见真正聪明的文化,不必爭霸斗狠,而在於良善和平。
  祝神的儿女们,致力於公义之城,真作建造在山上的城,为主美好见证。

(同载於圣经网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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