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城邦

于中旻

 

　　科技的进步，使有些城市立下目标，追求成为“伶俐城”。虽然仅有少数成功了；不过，伶俐而缺乏文化的深度，道德的高度，並沒有什么可羨慕的。实际上该追求的，成为正义之城，才是真正的成功，作为榜样。圣经说：

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卻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箴言11:11）

　　正直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得正直人祝福，是真正的好，也就必然蒙神赐福，並且得人的景仰。反之，邪恶人的口，並沒有真理，常是他的胃在讲话；他说好，只是对他有好处。“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箴言10:20）即使恶人讲好话，並不值得注意。

　　春秋时，齐国的贤臣晏婴，受国君景公之命，去治理东阿。晏子到任后，认真的实干了三年，有不少人来诉说给国君。齐景公召晏子来责问：“你辜负我的期望，政绩竟然这么差！我且不责罚你，回家自己好好省察去吧！”
　　晏子谢罪说：“请再给我三年，一定改变作风，如果沒有成效，就请治我的死罪。”其实，用不上三年；一年之后，果然政声非常好。在晉京述职的时候，国君特地到城门欢迎，盛讚他的进步，並垂询怎这快就作得治绩斐然？
　　晏子说：“臣前次受命治主政东阿，夙夜匪懈，一秉至公，不受贿赂，让贫民收取山林渔猎之利，全境沒有飢饿的人，结果換来您的罪责。这次赴任，稍微看巨室的请托，也获得些送来礼物，加征赋稅，库收反而減少，讨好君侧的亲贵，让境內的豪门多收入，治下的人民多半吃不上饭；而君主卻迎接祝贺称讚。看来作官的人也多是不过如此；不过，我无法违背良心，再作这种好官，请许我退休，让贤者出头吧！”说完，再次下拜，就要辞职还乡。
　　齐景公赶快离座拉住晏子，向他认错，说：“还是请先生仍回任，就把东阿当作你自己的，完全交给你放手去干，我不再管了。”
　　后来晏子受任国相，遇贤者就任用，不同於国君的意愿；见不称职的人就罢免，不管其是君所爱重的人。有人写无名信呈国君控告他说：“任免不征求君主意见是专权，说话不知避讳是顶撞不逊，这样不能算为忠臣。”到他再晉见的时候，齐景公辞色有不喜欢的样子。晏子回去，就收拾行李；报告景公：“我年老体衰，无法服事壮年的主子了。”
　　晏子离朝后，景公亲信当权，国政窳败，邻国也寻衅欺凌。国君急了，再请求晏子复任。诸国恢复对齐国的尊敬，直到晏子离世。（晏子春秋卷七）可见伶俐未必是邦国之福，公义之城才重要，才更持久。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影响君主和国政方向的，是被称为“人鑑”的魏征。
　　魏征“谏唐太宗十思疏”开始就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是说，德义是国家的根源，重要莫比。常有人说中国传统是以人治，或称德治，而不重法治；其实仅为人云亦云，並非历史事实。所谓“德义”者，德是品德的榜样；义是不易的法理。也就是说，德与法兼备並重，是国家安定的根源；几乎可数任何国，任何政府，背离这原则，以严刑峻法统治，必然不能长治久安，也不能兴盛繁荣。
　　可惜，唐太宗的私人品德，可称可述的有限，还是他夠聪明睿智，不仅赢得政治斗爭，也留下宏大的法治和功业；但贞观之治也不足维持三世，就成为过去，跟流远泽长，怎么也不能不说有相当距离。唯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祂的国度沒有穷尽。
　　西方世界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光中，知道品德的重要，但因为缺乏生命的更新，无以成为光明之子。自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人民得到的是谎言的保障，有了不至灭亡的永生安全感，又可安心享受暂时的罪中之乐。这样，除了少数追求敬虔的人，多数不注重品德，以至失去见证。今人以为利诱人才，建立伶俐城，必会流入分赃制，並非好主意。
　　陶科维邑（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於十九世纪旅行考察美国，写了他名世的巨著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使他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明星，影响深远。不过，他所描述的美国形象，是在华盛顿余荫之下，並且加上了他自己浓重的理想色彩。如果同今天的情況相比，很难以相信是同一个国家。现在的领袖们，即使嘴皮子上挂着宗教，也是以政治利益为目的，与他们个人的品德差之天渊。在如此文化下，难免社群重视伶俐，以金钱为成功的衡量标准。
　　可是，有一项原则该是有效的，就是真正信仰的宗从，教化人民的行动。失去信仰的人民，难有高尚的道德生活。从二十世纪中至今，美国凭借其科技的伶俐国，成为侵略屠杀纪录的保持者，以维持其世界霸权的秩序。正义与人权，成为其行恶的盾牌。正义之城，竟然被看作不切实际的理想。
　　基督徒明白“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诗篇19:9），自然的表现，该是靠着在心內运作的圣灵，立志行事，在祂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2:5）。敬畏神的话，人民品德提高，不仅要以作伶俐城为目标，更要成为正义之城。
　　十六世纪的日內瓦，以品德和秩序知名。当时，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司（John Knox, c.1514-1572），到那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教导影响下的城。诺克司所见，使他惊羨不置，认为是天国在地上。那时，他已任过英王爱德华六世宮廷牧师之一，讲道大有能力，竟然甘心在年龄相若的加尔文腳前受教，並负责英国移民教会。诺克司对於苏格兰教会的影响，既深且久远，更因后来的宣教运动，而普及地球表面。英国移民在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事业，是改革宗信仰的果子，可不算过分夸张。
　　大卫时示巴叛乱的余波，导致约押率兵围困亚比拉。那以色列古城的人民，不仅聪明，更以和平忠厚知名，赢得普遍尊敬；所以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撒母耳记下20:15-22）在那里完成理想的结局。可见真正聪明的文化，不必爭霸斗狠，而在於良善和平。
　　祝神的儿女们，致力於公义之城，真作建造在山上的城，为主美好见证。

（同载於圣经网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