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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

史述

 

  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nklin, 1706-1790)於独立战爭中驻节法国巴黎,爭取援助,显明是出色的外交家,以机智和风趣知名,甚受欢迎。有一次,参加晚宴,大家決定,每人描述最可怜的情形。轮到富兰克林的时候,他说:

  “在下雨天,一个孤独的人,不会读书。”

  在地狱里的人,不会孤单,因为失丧的人多。但他们失丧的原因,可能是“不会读书”:不会读真理的书,圣经。他们的情形,当然是最可怜的。
  在十九世纪,西方到中国的宣教士当中,就有人想解決这问题。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南威尔斯人。约在1858年,威尔斯有大复兴,少年的提摩太,決志信主。到长成后,继入神学院修读。
  1868年,魁丽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ess)在那里演讲,提到印度和中国需要福音;他便立志到中国传道。
  1869年(同治八年),奉英国浸礼会差遣往中国。次年二月,抵达上海,转往煙台。这二十四岁的青年,初到異国,风俗习惯不同,语言困难,非常寂寞。幸而在那里已有苏格兰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美国长老会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郭显德(Hunter Cobett, 1835-1920),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这些比他年长,而且友善的资深宣教士,肯对新来的人予以帮助。
  李提摩太颇有学习语言的天才,因他爱中国人,急想向他们传达福音的信息,进步很快。到1872年,已经能夠应付一般会话。他往满洲旅行佈道,又回到山东各地宣教;到英国浸礼会与苏格兰长老会,於1875年商定交換工场:煙台的工作交给韦廉臣;李则移到鲁西的青州(益都)。
  李提摩太知道,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必须先了解中国人的灵魂;他们不止是黃皮肤,黑头发,而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因此,他一面传道,一面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学。

  在伦敦,有一个艾溫(Edward Irving, 1792-1834),是颇有口才的苏格兰青年传道人。他因为好传讲预言,和灵恩的信仰,被定为異端。他对经文的解释,颇受议论。如:相信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原则:“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马太福音10:11)。所指“好人”(worthy)於原文也是高尚,优秀的意思。李提摩太接受他的说法,相信应该同样适用於中国的社会,宗教领袖。他像天主教的前辈宣教士一样,每到一地,先图结交官绅,注重知识分子。
  只是那个时代,中国对洋人缺乏友善,更谈不到尊敬;那时,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年轻;他意欲交往结纳的对象,照中国传统,轻看年轻人,使他往而不利。不过,有些胸襟开放的人,愿意听他谈论圣经教训,並有人受浸皈主。李提摩太博爱助人,施舍医药,扶助病患,抚养孤儿,渐渐赢得地方的信任和爱戴;有开明的地方官员,也出告示保护宣教士,为他讲好话。

  机缘来到了。
  1876年春天,山东大旱成災。鲁中青州一带,人心惶惶,焦急不安。官府和人民,向各庙宇祭禳祈雨。李骑马到各乡镇去,印刷“劝世良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从真神。有的村中父老,跪在他的面前,求问如何皈信真神。李到省府济南见巡抚丁宝桢,商量协同官方办赈。他效法耶稣的方法,叫青州災民,一排一排坐下,逐一分钱给众人。並大声祷告求神降雨。他又写信给上海和各通商口岸,报告災情,请洋人捐助赈济饥荒。各方捐款陆续来到,放赈之外,还开办了五处孤儿院,收容贫苦人家的孩子;並教授技艺,使他们可以谋生。
  同年,英国浸礼会派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来山东;因为李见山东工场广大,请求支援。李到煙台迎接他,先安排他在煙台学话,安家。四个月后,仲也来到青州宣教。仲出身於工业家,识见宏远,度量宽大,有组织和才能,並且甘於放棄丰富的家产,奉献传道,自己负责经济支持。二人协和同心,为山东的宣教事业,奠立坚固的基础。
  李在山东传教,前后七年,建立会堂二十余处,受浸者七百余人,慕道友超过一千人。
  仲均安对青州的局面,已经能夠应付裕如了。
  1878至1879年,山西发生更大的饥荒。久旱不雨,连续二年,饿死的人很多。李提摩太办理赈災已经声名卓著,上海的教士们筹得赈款,想委托李去山西放赈。因为救人灵魂固然要紧,但饿死后灵魂与身体分离了,一定不能救人的灵魂;而如果赈济救人身体不死,或可引人灵魂得救。於是,衡量这个显明的道理,李提摩太就不再犹疑,持有李鸿章备的公文,动身上道,往山西去见巡抚曾国荃。
  山西的災情,真是惨不忍睹。一路常见倒毙路边的人,有的屍体已被恶狗野狼吃去一半,活着的人多是面有菜色,瘦弱不堪。在城门口,有堆疊的屍体,无人掩埋。连年歉荒,加以冬天酷寒,据李在日记中载:受害者不仅山西,而是广及八省,死人不下一千五百万。
  李就目击实況,回英国报告。伦敦市长开会募捐,得款前后达六万金镑;加以其他宣教士捐得的款项,统交李提摩太处分。他组织几位宣教士,在各地方开设粥场,每天施放二万余人;远地则改发铜制钱,以维災民生活。各处捐款陆续汇来,直到災情舒缓,情況改善。
  人民感激厚恩,要送他万民伞;李提摩太辞谢了,建议他们省来作救济其他災民的需要。平阳士绅立碑勒石,纪念教士们的功绩。许多庙宇悬挂他的肖像。李鸿章要赠他官衔,他辞谢了。巡抚赠他功牌,他也毀去;以为可免受试探而兴骄傲。
  1879年,卫理宗的李修善(David Hill, 1840-1896)教士也到了太原府。二李相处,甚为相得。趁乡试的时候,向晉省赶考的文生,发送“劝世文”等基督教书文。上海的总稅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特备了一笔奖金,征求发挥泰西文明的论文。平阳府秀才席胜魔的论文得了第一;在与有“圣徒”之誉的李修善相谈下,他被基督得着了。后来成为华人名牧。

  1882年,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他才能极高,只是反对洋人洋务,以为忠君爱国必须反洋;但他深想为国兴利图強。到任后,见到旧卷內存有李提摩太上给曾国荃巡抚的条陈,如何开矿,筑路,兴学等大政,态度完全改变;召集大吏讨论后,派三人去见李,要延聘他作顾问,总理举办一切新政。李提摩太辞而不就;理由是:自己不是专才,而且不能违背传福音的呼召。但因为李的声誉高望,张遇事常派人请教。后张之洞调两湖总督,举办新政,就是以从李所学所闻的为张本。他是李所影响觉醒的第一个中国高官。

  李提摩太的神学思想,缺乏严谨的体系,因而开放,而独出心裁。或许他以为这只是引导人归向基督教的初步方法,但不能说是导之以方。他相信神的国在人心里,发为道德,善行,可以建立天国在地上。他亲制“地球通教表”,上端分三行,下端也分列三行,从右而左写着:

教通球地
复来日七
经方西 经度印 经方东

万                    万
善                    法
同                    一
归                    理

旨要六
新日 救普 法公 学广 恕忠 本务
家一洲五

其下署名:“英国李提摩太敬制”。

这一套东西餐大拚盘的东西,几乎是同中国土产的红卍字会难兄难弟。(红卍字会倡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混合宗教的危险是显然的。李为何这样作,很难为解释。

  李提摩太喜欢创新;他以为新奇可以使人喜新好奇,进而接受基督。怀恩光宣教士,和他意见相同;愿意用博物科学,开通民智,表明神的恩典;使人由自然启示,进而接受特殊启示。1887年,怀恩光受感在青州开办一博物院,吸引很多人来看而闻道。1904年,迁往济南。
  1884年,苏格兰有人组织圣书公会,购买了机器,卻因故解散;把这批机器捐赠给当时在上海的韦廉臣教士。韦遂联络赫德,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等宣教士,组成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年,同文书会发行万国公报,由林乐知主编,销行颇广,首倡民主,科学,对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维新,影响甚大。
  1890年七月,李鸿章邀约提摩太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同年秋,韦廉臣逝世。同文书会乏人主持。经过赫德会正(董事长)等人商议,请李提摩太继任督办(总干事)。1891年,李往上海履新。这才是最适合於他的工作。
  次年,李提摩太寄信给宣教士领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什么样的书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请求他们帮助译书,並赞助销行。那年,林乐知暂时回国,所以他还要统理万国公报的事务。
  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有恩科考试。同文书会收到德国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印刷救世教益自西徂东及其他书籍,分赠各省举子,总数达六万冊之多。
  1894年,同文书会的中文名改称广学会。泰西新史揽要出版。这是第一部西方历史巨著。单是免费赠书,费用浩大,总不是办法。幸有宣教士,外籍基督徒商人,纷纷捐款支助。中国的督抚大臣,知道文字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有大量捐款;或定时大批购买。如张之洞,即一次资助印刷费三千两,一千两之多。一位英商则遗嘱捐助二万五千两鉅款,足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之用。可见他们的高瞻远瞩,知道文字事工影响的伟大。广学会不仅出版论道书刊,也出版科学新知,政治,文化各种知识的书;李自己翻译的书,数约达一百种之多。中国官绅知识分子,受感动者不可胜数,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並皇帝。康有为组织了強学会,极力鼓吹变法维新,总会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市设有分会;並出版报刊,內容几乎是万国公报的翻版。康的首席大弟子梁启超,並且自愿担任李提摩太的祕书,可见其所受推崇之深。皇帝和状元太师孙家鼐,共同研读泰西新史揽要,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御览全书一遍。
  1897年,李提摩太全家离京回英国度假。戶部尚书翁同龢降尊纡贵,亲来送行,並赠礼物,孙家鼐也送珍贵花瓶。帝师对宣教士如此尊重,还是前所未见的。
  1898年,李提摩太再回到中国,维新局势似甚乐观。康饮水思源,举荐李为皇帝顾问。但百日维新,带来戊戌政变;因为康等不听李提摩太改革从缓的教导,终於失败。不过,李始终以为中国更为适合於君主立宪,不宜躁进革命;更重要的,是应自內心改革,不可爭权夺势。在这方面,他与孙中山的意见相左,各行其是。
  1900(庚子)年义和拳乱的时候,李提摩太在纽约参加世界基督教会议。回到上海,知道教士受难的消息;而山西受李多年的恩惠和教育,遭害业最烈。李虽然伤心,卻仍劝请英国以德报怨,把中国赔款建立山西大学,开启民智,以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並资送学生,赴英留学。李亲为规划,聘英教士敦崇礼为校长,並且谘询校务,前后历时约十年。
  1902年,北京条约议成,逃难“西狩”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回到北京。特別下谕外务部大臣:今后凡有涉及教务事件,着先与李提摩太商议,以保民教相安。可见其公义诚实,受信任之深。1908年,太后与光绪帝先后崩逝。
  1910年,清廷颁赠一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並诰封三代,是宣教士中获清廷最高荣誉的第一人。他都婉谢了。大清帝国的光荣,也逐渐消褪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
  1905年,依季理斐牧师(Donald MacGillivray)建议,广学会的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这次的改名,标识着客观环境和宗旨的调整。李仍然继续主持了十年。
  1915年,李提摩太已经七十岁了。在那时候,该算是很老了。他正式辞退广学会督办的职位。
  李的元配夫人,於1903年七月因癌症逝世。1914年八月,与一位伦敦会的女医生结婚。1916年,李提摩太因健康衰退,夫妇同经加拿大,返回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航运渐渐恢复正常。文字的著译,出版,印刷,在数量和內容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有不少国人经营的出版业兴起,如:商务印书馆等,规模与技术都有可观,广学会的领袖地位,已渐式微。
  随着1919年春天到来,在英国的李提摩太夫妇,又決意再去所爱的中国。但新病旧恙並作,李提摩太於四月十七日离世。不过,自基督教东传以后,李提摩太无可爭议的,是来华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第一人。他在华逾半世纪的工作,功效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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