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nklin, 1706-1790）於独立战爭中驻节法国巴黎，爭取援助，显明是出色的外交家，以机智和风趣知名，甚受欢迎。有一次，参加晚宴，大家決定，每人描述最可怜的情形。轮到富兰克林的时候，他说：
“在下雨天，一个孤独的人，不会读书。”
在地狱里的人，不会孤单，因为失丧的人多。但他们失丧的原因，可能是“不会读书”：不会读真理的书，圣经。他们的情形，当然是最可怜的。
在十九世纪，西方到中国的宣教士当中，就有人想解決这问题。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南威尔斯人。约在1858年，威尔斯有大复兴，少年的提摩太，決志信主。到长成后，继入神学院修读。
1868年，魁丽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ess）在那里演讲，提到印度和中国需要福音；他便立志到中国传道。
1869年（同治八年），奉英国浸礼会差遣往中国。次年二月，抵达上海，转往煙台。这二十四岁的青年，初到異国，风俗习惯不同，语言困难，非常寂寞。幸而在那里已有苏格兰人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美国长老会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郭显德（Hunter Cobett, 1835-1920），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这些比他年长，而且友善的资深宣教士，肯对新来的人予以帮助。
李提摩太颇有学习语言的天才，因他爱中国人，急想向他们传达福音的信息，进步很快。到1872年，已经能夠应付一般会话。他往满洲旅行佈道，又回到山东各地宣教；到英国浸礼会与苏格兰长老会，於1875年商定交換工场：煙台的工作交给韦廉臣；李则移到鲁西的青州（益都）。
李提摩太知道，要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必须先了解中国人的灵魂；他们不止是黃皮肤，黑头发，而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因此，他一面传道，一面研究中国传统和文学。
在伦敦，有一个艾溫（Edward Irving, 1792-1834），是颇有口才的苏格兰青年传道人。他因为好传讲预言，和灵恩的信仰，被定为異端。他对经文的解释，颇受议论。如：相信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原则：“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马太福音10:11）。所指“好人”（worthy）於原文也是高尚，优秀的意思。李提摩太接受他的说法，相信应该同样适用於中国的社会，宗教领袖。他像天主教的前辈宣教士一样，每到一地，先图结交官绅，注重知识分子。
只是那个时代，中国对洋人缺乏友善，更谈不到尊敬；那时，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的年轻；他意欲交往结纳的对象，照中国传统，轻看年轻人，使他往而不利。不过，有些胸襟开放的人，愿意听他谈论圣经教训，並有人受浸皈主。李提摩太博爱助人，施舍医药，扶助病患，抚养孤儿，渐渐赢得地方的信任和爱戴；有开明的地方官员，也出告示保护宣教士，为他讲好话。
机缘来到了。
1876年春天，山东大旱成災。鲁中青州一带，人心惶惶，焦急不安。官府和人民，向各庙宇祭禳祈雨。李骑马到各乡镇去，印刷“劝世良言”，张贴街头，劝人悔改，归从真神。有的村中父老，跪在他的面前，求问如何皈信真神。李到省府济南见巡抚丁宝桢，商量协同官方办赈。他效法耶稣的方法，叫青州災民，一排一排坐下，逐一分钱给众人。並大声祷告求神降雨。他又写信给上海和各通商口岸，报告災情，请洋人捐助赈济饥荒。各方捐款陆续来到，放赈之外，还开办了五处孤儿院，收容贫苦人家的孩子；並教授技艺，使他们可以谋生。
同年，英国浸礼会派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来山东；因为李见山东工场广大，请求支援。李到煙台迎接他，先安排他在煙台学话，安家。四个月后，仲也来到青州宣教。仲出身於工业家，识见宏远，度量宽大，有组织和才能，並且甘於放棄丰富的家产，奉献传道，自己负责经济支持。二人协和同心，为山东的宣教事业，奠立坚固的基础。
李在山东传教，前后七年，建立会堂二十余处，受浸者七百余人，慕道友超过一千人。
仲均安对青州的局面，已经能夠应付裕如了。
1878至1879年，山西发生更大的饥荒。久旱不雨，连续二年，饿死的人很多。李提摩太办理赈災已经声名卓著，上海的教士们筹得赈款，想委托李去山西放赈。因为救人灵魂固然要紧，但饿死后灵魂与身体分离了，一定不能救人的灵魂；而如果赈济救人身体不死，或可引人灵魂得救。於是，衡量这个显明的道理，李提摩太就不再犹疑，持有李鸿章备的公文，动身上道，往山西去见巡抚曾国荃。
山西的災情，真是惨不忍睹。一路常见倒毙路边的人，有的屍体已被恶狗野狼吃去一半，活着的人多是面有菜色，瘦弱不堪。在城门口，有堆疊的屍体，无人掩埋。连年歉荒，加以冬天酷寒，据李在日记中载：受害者不仅山西，而是广及八省，死人不下一千五百万。
李就目击实況，回英国报告。伦敦市长开会募捐，得款前后达六万金镑；加以其他宣教士捐得的款项，统交李提摩太处分。他组织几位宣教士，在各地方开设粥场，每天施放二万余人；远地则改发铜制钱，以维災民生活。各处捐款陆续汇来，直到災情舒缓，情況改善。
人民感激厚恩，要送他万民伞；李提摩太辞谢了，建议他们省来作救济其他災民的需要。平阳士绅立碑勒石，纪念教士们的功绩。许多庙宇悬挂他的肖像。李鸿章要赠他官衔，他辞谢了。巡抚赠他功牌，他也毀去；以为可免受试探而兴骄傲。
1879年，卫理宗的李修善（David Hill, 1840-1896）教士也到了太原府。二李相处，甚为相得。趁乡试的时候，向晉省赶考的文生，发送“劝世文”等基督教书文。上海的总稅务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特备了一笔奖金，征求发挥泰西文明的论文。平阳府秀才席胜魔的论文得了第一；在与有“圣徒”之誉的李修善相谈下，他被基督得着了。后来成为华人名牧。
1882年，张之洞调任山西巡抚。他才能极高，只是反对洋人洋务，以为忠君爱国必须反洋；但他深想为国兴利图強。到任后，见到旧卷內存有李提摩太上给曾国荃巡抚的条陈，如何开矿，筑路，兴学等大政，态度完全改变；召集大吏讨论后，派三人去见李，要延聘他作顾问，总理举办一切新政。李提摩太辞而不就；理由是：自己不是专才，而且不能违背传福音的呼召。但因为李的声誉高望，张遇事常派人请教。后张之洞调两湖总督，举办新政，就是以从李所学所闻的为张本。他是李所影响觉醒的第一个中国高官。
李提摩太的神学思想，缺乏严谨的体系，因而开放，而独出心裁。或许他以为这只是引导人归向基督教的初步方法，但不能说是导之以方。他相信神的国在人心里，发为道德，善行，可以建立天国在地上。他亲制“地球通教表”，上端分三行，下端也分列三行，从右而左写着：
教通球地
复来日七
经方西 经度印 经方东
万 万
善 法
同 一
归 理
旨要六
新日 救普 法公 学广 恕忠 本务
家一洲五
其下署名：“英国李提摩太敬制”。
这一套东西餐大拚盘的东西，几乎是同中国土产的红卍字会难兄难弟。（红卍字会倡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混合宗教的危险是显然的。李为何这样作，很难为解释。
李提摩太喜欢创新；他以为新奇可以使人喜新好奇，进而接受基督。怀恩光宣教士，和他意见相同；愿意用博物科学，开通民智，表明神的恩典；使人由自然启示，进而接受特殊启示。1887年，怀恩光受感在青州开办一博物院，吸引很多人来看而闻道。1904年，迁往济南。
1884年，苏格兰有人组织圣书公会，购买了机器，卻因故解散；把这批机器捐赠给当时在上海的韦廉臣教士。韦遂联络赫德，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等宣教士，组成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年，同文书会发行万国公报，由林乐知主编，销行颇广，首倡民主，科学，对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维新，影响甚大。
1890年七月，李鸿章邀约提摩太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同年秋，韦廉臣逝世。同文书会乏人主持。经过赫德会正（董事长）等人商议，请李提摩太继任督办（总干事）。1891年，李往上海履新。这才是最适合於他的工作。
次年，李提摩太寄信给宣教士领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什么样的书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请求他们帮助译书，並赞助销行。那年，林乐知暂时回国，所以他还要统理万国公报的事务。
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有恩科考试。同文书会收到德国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印刷救世教益，自西徂东及其他书籍，分赠各省举子，总数达六万冊之多。
1894年，同文书会的中文名改称广学会。泰西新史揽要出版。这是第一部西方历史巨著。单是免费赠书，费用浩大，总不是办法。幸有宣教士，外籍基督徒商人，纷纷捐款支助。中国的督抚大臣，知道文字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有大量捐款；或定时大批购买。如张之洞，即一次资助印刷费三千两，一千两之多。一位英商则遗嘱捐助二万五千两鉅款，足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之用。可见他们的高瞻远瞩，知道文字事工影响的伟大。广学会不仅出版论道书刊，也出版科学新知，政治，文化各种知识的书；李自己翻译的书，数约达一百种之多。中国官绅知识分子，受感动者不可胜数，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並皇帝。康有为组织了強学会，极力鼓吹变法维新，总会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市设有分会；並出版报刊，內容几乎是万国公报的翻版。康的首席大弟子梁启超，並且自愿担任李提摩太的祕书，可见其所受推崇之深。皇帝和状元太师孙家鼐，共同研读泰西新史揽要，花了两个月的工夫，御览全书一遍。
1897年，李提摩太全家离京回英国度假。戶部尚书翁同龢降尊纡贵，亲来送行，並赠礼物，孙家鼐也送珍贵花瓶。帝师对宣教士如此尊重，还是前所未见的。
1898年，李提摩太再回到中国，维新局势似甚乐观。康饮水思源，举荐李为皇帝顾问。但百日维新，带来戊戌政变；因为康等不听李提摩太改革从缓的教导，终於失败。不过，李始终以为中国更为适合於君主立宪，不宜躁进革命；更重要的，是应自內心改革，不可爭权夺势。在这方面，他与孙中山的意见相左，各行其是。
1900（庚子）年义和拳乱的时候，李提摩太在纽约参加世界基督教会议。回到上海，知道教士受难的消息；而山西受李多年的恩惠和教育，遭害业最烈。李虽然伤心，卻仍劝请英国以德报怨，把中国赔款建立山西大学，开启民智，以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並资送学生，赴英留学。李亲为规划，聘英教士敦崇礼为校长，並且谘询校务，前后历时约十年。
1902年，北京条约议成，逃难“西狩”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回到北京。特別下谕外务部大臣：今后凡有涉及教务事件，着先与李提摩太商议，以保民教相安。可见其公义诚实，受信任之深。1908年，太后与光绪帝先后崩逝。
1910年，清廷颁赠一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並诰封三代，是宣教士中获清廷最高荣誉的第一人。他都婉谢了。大清帝国的光荣，也逐渐消褪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
1905年，依季理斐牧师（Donald MacGillivray）建议，广学会的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这次的改名，标识着客观环境和宗旨的调整。李仍然继续主持了十年。
1915年，李提摩太已经七十岁了。在那时候，该算是很老了。他正式辞退广学会督办的职位。
李的元配夫人，於1903年七月因癌症逝世。1914年八月，与一位伦敦会的女医生结婚。1916年，李提摩太因健康衰退，夫妇同经加拿大，返回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航运渐渐恢复正常。文字的著译，出版，印刷，在数量和內容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有不少国人经营的出版业兴起，如：商务印书馆等，规模与技术都有可观，广学会的领袖地位，已渐式微。
随着1919年春天到来，在英国的李提摩太夫妇，又決意再去所爱的中国。但新病旧恙並作，李提摩太於四月十七日离世。不过，自基督教东传以后，李提摩太无可爭议的，是来华宣教士中影响最大的第一人。他在华逾半世纪的工作，功效长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