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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乐

带着爱来中国:戴德生自传

陆中石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有两位最显著影响中国的人物: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可见麦子和粺子並生同长,邪恶的政客和商人,不能与良善正直的圣徒相提並论。
  英国,帝国主义侵华的罪魁祸首,掀起了鸦片战爭;卻出了这样的宣教士,这不能不说是神特別的安排。所以把西方人都当作“非我族类,其心必異”,都算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是不公道的,也是沒有根据的成见。
  现在,我们欢喜渐渐看到真知的证据。
  随着传播的利便,全球的距离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也加深了。不过,在基督徒中间家喻戶晓的名字,像戴德生,在人民群众,还会有些陌生。因此,有这样一本传记的出版,是及时的。

  戴德生是谁?且看本书的编者如何说:

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和思想及信仰带到中国的先驱者,他有坚定不变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为了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就是一百五十年后的人们再看这些文字,也不能不掩卷长思:百多年前的一个外国友人,能夠为他的信仰和理想,为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做到如此彻底的忘我和无私,今天的中国人难道还能对自己祖国的明天无所作为,或者无动於衷吗?(页5)

  这一番话,肯定了戴德生是中国的友人,对中国的影响,更说明他“为了信仰和理想”,他的“热爱中国人民”,接受神的呼召和差遣,完全相信並顺服,而付上了他的一生。由於神的恩典,和他“彻底的忘我和无私”,他的爱妻和孩子並他自己,都埋葬在中国。

  这书所讲的,是戴德生早年到內地会创立的事,大部分是採自日记,所以是戴德生的前半生;並且还对当时的环境,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使读者知道,这是真人真事,对个人信心的历程,会有相当的帮助。
  让我们随着本书的引导,回首当年:
  戴德生东来时,中国的情形是贫弱和无知。当时的英国文人,有的以为中国人沒有灵魂,沒有盼望。当然,戴德生相信中国人有灵魂,所以远道来华,梯山航海,为了拯救华人的灵魂。他不仅是宣教士,也是医生,真是仁心仁术,传道医病。他的腳,奔走在崎岖的道路上,在泥泞中,在太平天国战爭的炮火下,背着沉重的书包,尽他的本分,忍耐的服事不同肤色的人。
  而中国人呢?对他误会,反对,诈欺,迫害,他都安靜的忍受了,不想报复。
  抵达中国岸上,一年后,他接受伦敦会资深的宣教士麦都思博士(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建议,“放棄了西服,改穿中国装束,以便旅游及在內地停留。”(页106)这不仅是为了方便,也代表他肯放下洋人的自傲,而跟中国人认同。不用说,学用中国话及方言,是必须的。反观今天的宣教士,连海外的华人宣教士在內,以说洋文为荣,以使用中国语文为恥,哪能表现服事的态度?

  生活上所表现的,是价值观念的问题。
  来华的洋人,不了解或不忍怀疑中国人的诚实,把所有的人当作一样的可靠,常容易上买办或仆役的当,为他们所欺。戴德生是诚实正直人,自然更不能免。
  有一次,在出外佈道的旅行中,无信的仆人把他的行李完全卷走了。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还耽误了行程,弄出不少麻烦。最后,回到上海,戴德生卻決定不经官动府,追讨仆人拐逃价值四十镑的行李,而是为了得人如鱼。因此,戴德生写信给他,以爱心劝他真正认罪悔改,归信基督。神感动在英国的基督徒,包括信心的孤儿之父乔治.慕勒,赞同他的決定,不仅补足他的损失,还有以后继续的支持。(页151)
  不久后,在另一次的旅途中,有一件意外事件,留给戴德生极深的印象。
  在松江附近的船上,他遇到一个名叫彼得的中国人。那人遊历海外许多地方,也听过福音,只是还未信主得救。不幸,坠入江中。戴德生听到了,急招呼江上的渔夫用网救他。但渔夫不重得人而意在得鱼,说是“不便”。戴德生答应给他五块银圆,他嫌少不干,讨价二十。直到戴把所有的十四个银圆都给了他,渔夫才肯下网。不过,已经太迟了,捞得的只是一具屍体,无法复苏。这悲惨的事实,使戴非常悲伤,但更显明属灵的意义:

这些渔夫难道不用为这可怜的中国人的死亡而负上罪责吗?他们手里有可以拯救他的工具,只要愿意的话,便可以拯救那人。
可是,在我打算审判他之前,我先停下来想了想,以免犯了拿单所指示的:“你就是那人。”(页153, 154)

  见人死亡而无动於衷,推说“不便”而不救,见人灵魂失丧,而袖手旁观,在主面前怎能沒有责任?

  书中也有几处提及麦都思,现出那是一个会思想的人,识途老马,对初到中国的戴德生,颇有帮助;在另一方面,显明戴是个肯受教的人。人不论如何天纵圣明,如何蒙神呼召,使用,要先谦卑肯听,才是神仆人的记号。
  戴德生也是个重感情的人,珍视友谊。大他十七岁的苏格兰人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中文名在本书中译为“宾威廉”),是长老会的宣教士,当时已是颇有经验和名声的教牧,二人相遇后,如同父子,气投志合,戴十分舍不得与他分离(页123)。他们先是在上海,江,浙一带同工。戴写道:

这数个月跟宾先生在一起,真有说不出的快乐和福气。他对上帝的话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並且与上帝紧密相交;跟他在一起团契,可以使我飢渴的心灵得到饱足。他谈及加拿大,都柏林,以及南中国的复兴,和逼迫,对我产生极大的启迪,並且饶有趣味。他常以真知灼见的属灵洞察力,指出上帝借着试炼,使人从一个颇新的层面和价值观去看整个生命。他把宣教视为教会极重要的工作,还主张恢复圣经所要求的平信徒传福音的职分。这些观点,对日后中国內地会的组成,播下了积极有效的种子。(页111)

  后来,他们二人,还有一段时间,同去到广东的汕头,愉快的同工。(页121-127)虽然,在人的方面,看来这是美好的配搭;不过,时候到了,还是要分別。也许,为了中国的需要,和将来的发展,神引导他们異地同劳,为国度作出更有益的事工。

  本书只是戴德生所记初期事奉的经历,但可以清楚看见,神的主权,是一贯的暗脈。当然,这在更广大的环境上,个人和社会的历史上,都是这样。
  明显的,戴德生是神所用的器皿,服事他那一世的人,成就祂的旨意。今天,神仍然拣选,使用,顺服祂的人,去作成祂所命定的工作。盼望本书的读者,都能留心体察神在你身上的呼召。

  这书的设计,十分精美,处处可见细心,不马虎从事。虽然出品並不完全理想,想来还是这类传记中,制作最好的了,大概不会有甚疑问。现在印刷技艺已经进步,基督教出版者,应该以此书为范本。本书编者有学养而处事认真,一般基督教习用的错误成语,都不见了。例如:把神赐福误为“祝福”,敬拜误为“崇拜”,奉献降为“委身”,都成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规矩得多了。值得学习。
  在译名上,还是稍微有些问题。例如:书中提到位於伦敦的“Cheapside”,作为地名,应译为“市场”,因为原来所谓“cheap”就是“shop”意思,並不应推想为什么“便宜区”(页50)。而且在距离上,“里”和英里的“哩”有甚大的差別,书中有时混淆,应加清楚标明。
  其中有历史性的照片,似是很珍贵,卻沒有註明来源。因为戴德生会摄影,那些显然出於早期的照片,可能有些是他自己的作品?如果加以说明,能有更亲切的感觉。
  本书的编写,很为认真严谨,书前的“生平大事记”,对读者很有助益;使人可以了解,整个的时代背景,和戴德生一生的事蹟。其中有“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鸦片联盟及国家正义组织”,及“1891年英国鸦片委员会”,说明戴德生反鸦片贸易的原则,当然这与他当时的资本家異辙分道。神的仆人应该有品德,有立场,不能苟从世俗,同流合污,为讨人的喜悅;虽然那是些自命“上层阶级”的人物。他乘船的时候,遇到那些素行不端的奸商強盜,就坚持与他们分离,也不甘和他们同住一个区域。
  李鸿章曾对当年的宣教士说:“拿去鸦片和基督教,你们在中国就受欢迎了。”
  鸦片是应该反对的,真实的基督教,卻带给中国无限的恩惠。戴德生是明显的例子。

  现在中国人的心门,已经向福音敞开;但重物质,“向钱看”的毛病,还是很深重。编者自然是先睹本书,向现代人表达他的期望,又似乎感慨的说:

的确,人活着不是只为了吃饱肚子,只为了享受物质的奢华,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也是需要理想的。但愿一百多年前英国青年戴德生的心灵历程,能夠给我们一点灵魂上的激励,使我们有进取心,不再冷漠,让理想和信念的火焰也在我们心头燃起。(页5)

  今天的中国人,读了本书,会对历史事实有正确的了解;更愿华人基督徒,不要把传福音当作是洋人的事,及时奋起,不要见华人坠水而袖手旁观,为了趁机得利而讨价还价,让戴德生为华人悲哀;要效法前贤,彻底的奉献自己,活出基督,见证基督。(文中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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