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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间,三个“天问”

楚国诗人屈原,东瀛小说家远藤周作,及民国诗人余光中的“大哉问”

殷颖

 

屈原以长诗发出第一个“天问”


屈原

  距今两千三百年前,楚国大诗人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在他“离骚”之外的另一篇长诗,是“天问”。该诗中提出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其內涵广涉天地万物,人神对话,政治哲学与伦理道德等。由“天问”诗篇涵义,显示诗人学养之博,之精,及其強烈求知,求索真理的宏愿。专门研究楚辞的东汉文学家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表示:“天问”应为屈原被放逐后的作品。王逸认为“天问”即:问天;因天尊贵不可对它发问,而曰“天问”。
  “天问”之广泛含义,既涵盖自然界,也广涉人文社会。屈原“天问”开宗明义第一句,便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接着: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於蒙氾。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楚辞

这位大诗人,对自然天体之出现与运作充满好奇。可惜,他早生了两千年!“圣经乃天下之大经也”(张之江.将军语),此圣经当时尚未传入中土,译为中文;否则,屈原的“天问”(应非仅自然天,亦为宗教天),在旧约圣经中皆有明确答案。尤其创世记,约伯记与诗篇等几卷书中,都能为诗人屈原解惑,作出满意答覆。
  创世记1:1-25中,基本已为屈原解答了“天问”的大多数问题。此外,在约伯记中也有一连串真正的“天问”,即创造主向约伯提示之一连串创造之神奇(详载约伯记第三十八章至四十一章),另散见於诗篇许多章节中,也记载於历史书与先知书中,都对屈原的“天问”有详尽回答。两千多年前,楚国大诗人便提出如此多“问天”的“大哉问”,足证:屈原学识之渊博,求知欲之強烈,无人能及,令人叹服。

远藤周作以小说形式提出第二个“天问”

  时间推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在东京出版。这本巨著中,蘊藏着另一“天问”,亦为人类历史中所发出的第二个“天问”。

“当基督信徒为信仰遭受迫害並殉教时,他向上帝祈祷,何以神卻沉默无语?”


远藤周作
新潮社

  远藤周作(1923-1996)是十分虔诚的基督信徒,他在小说中,反覆提出了这个极其严肃的“天问”。其背景为十七世纪的日本。天主教由西方传入时,是日本江戶时代初期(1620),当时的德川政府,实行锁国政策,残酷迫害基督教,曾引发“岛原叛变”於九州长崎岛原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遭迫害,征伐约半年之久,岛原三万农民全数战死。此后德川政府便严禁民众信奉天主教,如在长崎衙门管辖区內发现天主教徒,从主教到教徒都必须践踏圣像,以示棄教。不肯拋棄信仰者,则处以极刑,手段极端残酷。期间曾有几位神父由西班牙(罗洛里哥─日本人称其为棄教的保罗)与罗马(费拉雷─日本人称其为棄教的彼得),潛入日本境內向日人传教,均先后被当地政府逮捕,並施以极其残酷的“吊刑”(受刑者被五花大绑后,倒吊在一个与身体等宽的洞穴中,洞內堆放着粪便,恶臭冲鼻。逆流的血液,由穿了小洞的口,耳,鼻中淌出,以延长受刑者性命,加深其痛苦)。此刑无人能夠忍受,其中被迫棄教的二位神父,均受过此酷刑,也都宣布践踏圣像棄教。此刑仅为多种酷刑之一,另外还有水刑,将被迫棄教者长期禁锢水牢,或放在沸烫的溫泉中烹煮等刑。许多信徒均受刑而死,但也有许多被迫践踏圣像而棄教。
  远藤周作在其小说中,提出“天问”,重点为:当信徒遭受酷刑並向神呼救时,何以神未予回答,亦未施救?作者将此难解的“天问”,留给读者自行作答。沉默小说中,只提问,无答案。读者,必须透过深奧的神学思维,以及对圣经的深刻了解,才有可能揣摩答案。在沉寂了六十三年,大导演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经三年沉思之后,将沉默这部小说再度拍成近三小时的史诗大片,在全球放映。大导演也期待读者与观众:於观赏影片后,能深度思索沉默,再试行找出答案。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不论当时或现代人都无法回答。那些问题,皆已超越人类的知识能力范围,虽“上穷碧落下黃泉”,即使在同时空中的人,也同感“两处茫茫皆不见”,故只能问天。
  屈原的第一个“天问”,包含许多宗教问题,以长诗为诉求;它显示:文学与宗教,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远藤周作的第二个“天问”,以小说形式提出,直接将文学与宗教密切连结。可惜,1986年在台北辅仁大学举办之“第一屆国际文学与宗教会议”中,远藤周作仅发表了他“以无意识为中心”的论文,並未深入探讨沉默,亦根本未对沉默主题,做出任何交代。非常遗憾。因此,大多数沉默的读者,仍陷在不解之谜中。

余光中以两首新诗,发出第三个“天问”


余光中

  时序由屈原时代后移二千二百年,即由今上溯三十二年前,民国诗人余光中(1928-2017),又在其诗作中,发出了第三个“天问”。他的第一首“天问”,发表於1986年11月7日(原载中央日报副刊)。

“水上的霞光啊/一条接一条,何以/都沒入了暮色了呢?/地上的灯光啊/一盏接一盏,何以/都沒入了夜色了呢?/天上的星光啊/一颗接一颗,何以/都沒入了曙色了呢?/我们的生命啊/一天接一天,何以/都归於永恆了呢?/而当我走时啊/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样的天色呢?/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

  三十一年后,余光中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首“天问”:

“想当年母亲生我(父亲也有份)/那是流血的悲剧/母亲的门戶大开大阖/父亲手忙腳乱 哭声惊动了邻里/但双亲报我以笑声/留下可笑的肚脐眼/见证这一幕悲喜剧/这一具衰颓的肉身/曾经历两次战爭/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我都有份)可以见证/东洋武士刀所夸的事情

父亲和母亲早已亡故/清明的坟头,除夕的供案/不知他们的灵魂/去了何处?现在轮到我/来发问,来操心/有何处可去:吾妻去处/我也能去么,她会在何处/等我呢,我能/在她的去处等她么?/这问题,所有的神学家/宗教家,圣人和巫者/都被问过,星空之下/思想家也都问过自己

但此刻,是学者、科学家在问/此刻,余光中的灵魂/该安顿在何处:南北极/东西经,南北纬,何处可安顿/预言家可信么,屈原、陶潛、李白/可信么?人寿苦短,光年太长/有光年这件事么?科学家在问/这件事,迟早有人来催租/不容你偏安於迷信或传闻/以灵魂「一缕」之纤弱/挡得住身后,「五行」之不测么?”

(余光中女儿余幼珊註:此诗写於2017年春天)

  余光中写这两首“天问”,是向天提出:攸关人生命归趋的一个大哉问?他的“天问”,虽属个人;但这“大哉问”,卻不限於个人。这两首“天问”,应属於当今举世七十余亿生灵,每个人生命的终极归趋。它们,是关联全人类生死永恆的头等大事。

“而当我走时啊/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样的天色呢?/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

此为诗人在他第一首“天问”中发出的提问。但在他第二首“天问”诗中,诗人已将他由出生到接近死亡的现实生命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並历述他生命中的惊悚大事:“南京大屠杀,重庆大爆炸”。他迫切地问天,问神学家,科学家乃至文学家,更直接提到了“余光中的灵魂”,“迟早有人来催租”之火烧眉毛般的急迫性,还表示“不容你偏安於迷信或传闻”,以灵魂“一缕之纤弱,担得住身后‘五行’之不测吗?”诗人的问题:句句紧逼,已不似第一首“天问”,尚能悠缓地等待“天色”来回答。
  记得当年我曾托人由台北寄赠一本圣经给余先生,何时付邮则记不得了。当我阅读他的一篇“开卷如开芝麻门”时,读到余先生对圣经的分享:

“…知识爆炸不一定就是知识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识一定胜过古人,但智慧则未必。…据说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生平只熟读一本书:圣经。密尔顿是基督教的大诗人,当然也熟读圣经,更博览群书。其结果,班扬的成就也不比密尔顿逊色多少。真能善读一本智慧之书的读者,离真理总不会太远,无论知识怎么爆炸,也会得鱼忘筌吧。”

  诗人在此文中,殷殷鼓励人:应读智慧之书圣经,以明白真理。他自己应早已读过,並已得到真理的答案了。

三个“天问”的“天启”答案

  两千年间,三位大师,在他们的创作中,提出了“天问”。这三个“大哉问”,由屈原纵向长达两千年,到诗人余光中的环绕世界一缕纤弱灵魂之空间相交会,此一豎(时间)一橫(空间),正是救世主基督所钉的十字架。而诗人与小说家的“天问”,其“天启”答案,便在这“十字架”之中了。
  其实,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祂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天问”,才是最重要的。祂的“天问”:“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棄我?”(圣经新约马可福音15:34)。这是基督以“道成肉身”之人的立场,向神所提出之真正“天问”。冥冥中的神,仍以“沉默”作答!正如远藤周作提问:“人为何要受苦?”,神以“沉默”回答,为同一模式。
  其实,神根本不需回答这个问题。因“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已在十字架上,以其生命为人类付出救赎的代价。这,就是最清晰明确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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