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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光辜鸿铭

史述

 

  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到了蹇剝的谷底,不得不承认应师夷之长。辜鸿铭卻是无愧为洋人师。林语堂大师说:“英文文学超群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傑。”也许,现在有人不知林语堂。林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里,最精通英文的人。
  印度圣雄甘地称辜鸿铭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苏格兰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是当世学术领袖。曾有人告诉卡莱尔夫人说:美国最著名的文哲学巨匠爱默生,也撷取先生的思想和言论。夫人只淡然的说:“谁不!”老人家对人甚少许可,唯独对辜鸿铭特加赏识,叹为奇才。

  二十世纪初,在洋人中间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典语文;英,法,德等欧洲现代语文;又因为生在槟城,自幼时就懂得马来语。据说,他获有十三个博士学位。他将儒家经典的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高雅的英文和德文,至今无有超越者。对於东西文化交流,有卓越的贡献。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号汤生,取Thomson同音,又自称慵人。祖父由福建兴化渡海到英国海峡殖民地谋生,渐有积蓄。父亲紫云,为英人橡胶园的总管。能操闽南语之外,兼通英语和马来语;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能讲英语和葡语。因此,他是在多语言,多文化的家庭长大。沒有子女的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这近在身边长大的聪慧孩子,认养他为义子。
  布朗先生不是盲目的狭隘种族主义者,有其独立的正义感,对他的中国养子说:“你的祖国已经成为刀俎上的肉,侵略者正在挥起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重任,並进而教化欧美。”
  在1867年,退休返国的时候,布朗夫妇带上当时年仅十岁的中国孩子辜鸿铭,到当世最強大的西方帝国。在将要离开他生长的国土之前,生父紫云领他在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並告诫他:“将来不论你踏上哪块土地,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布朗亲自指导他读书。所用的是从中国带去的朴拙方法,研读西方的伟大作品—先从经典文学入手,学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不先求解,先死记硬背。聪颖的孩子,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並以优異的成绩,进入爱丁堡大学。年二十二岁的辜鸿铭,获文学硕士后,又渡海赴欧洲大陆的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文学,哲学;二十四岁时,获在德国特予尊敬的哲学博士。及至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已经很有名;约四十年之后,林语堂也到了莱比锡,辜鸿铭的著作,已是经学校指定必读的书了。这具有超人才华的中国少年,以十四年的时间留学欧洲,竟然不仅是精深的西方文化学者,且更能夠融会贯通。


马建忠
  再到新加坡,辜鸿铭遇到了马建忠(1845-1900)。马建忠是马相伯的弟弟,是维新思想家,语言学者,当时从事外交工作。二人有长时间的交谈。马劝说辜鸿铭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峡殖民地期间,辜埋头钻研了二三年;回到祖国大陆,入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任通译约二十年,襄赞统筹洋务。张也劝他修研儒家典籍。辜鸿铭自号“汉滨读易者”,就是那段时间他沉浸於国学的留痕。
  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译为英文和德文刊载印行,並翻译了大学。他的译作是创新性的,采取不违愿意的对等方式,古老的东方哲理,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等西方启发性的妙语,而运用自如。这是因为他的才气,和对中西文学的造诣之高,无人能及。在他作品出现之前,中国的经典从沒有良好的译本;在他之后,也沒有超越或接近的善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之后,把我们中国作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时候,他还敢於如此称洋人为“四夷之邦”,特別是在教授英文的环境,多人把他当成笑料的制作者,卻不能体谅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思考,和他对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担当。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強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9年,他所著英文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些大学哲学系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妙药;同时,其对於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对正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引起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评估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夠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他独到的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其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现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卻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沒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卻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溫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国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这些话,是深有心灵智慧的话,浅薄的人无法听得懂。现实的情形是中国人不爭气,受洋人的压迫,老百姓无可奈何。辜鸿铭只能以狂放的表态,作个人自讽的抗议,是带着眼淚,悲叹,甚或是泣血的表演,有时显示強烈的自尊。他不惜用执着偏激,来表达对於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对於失卻国魂者的鄙视。他喜欢东方淑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也蓄有日本侍妾;他当然是读过镜花缘的人,並非因爱小腳而爱小腳,更根本无法以缠足为美,为残害女同胞辩护;只是爱发怪论,以言辩为胜理。他为华人文化的多妻辩,取“一把茶壶配多只茶杯”为喻。但他沒有像孙中山及其党徒那样,口宣西方文化,什么男女平权,卻口是心非,暗蓄情妇,或明棄糟糠,或弄些革命夫人。
  也许受英国政治理想的影响,他並不主张废除皇权。他有个理论:人类的腿骨能夠向后自然弯曲,就是天生为了跪拜用的。不过,也绝不放棄言论自由,至於口无遮拦。慈禧皇太后寿诞,不卹耗费国帑,借取急需的海军军费,大搞其无度的眼前欢。辜当众出口称贺云:“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在北京大学任教,顶着辫子上课堂。学生们初见哄堂。辜鸿铭卻很平靜的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卻有无形的辫子。”面对狂傲的老师,学生默然。

古德诺
  其实,那时的当政者,跟多年后的新旧军阀,谁不心中有辫子?辜不反对皇帝,但很认牌子。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终於搞出洪宪皇帝。可惜,他登基未满三月就驾崩了,全国臣民致哀三天;辜鸿铭卻适时弄来个戏班子,在家里办起堂会,热闹了三日三夜。不过,袁公作皇帝,可是通过美国考试的。在登基前,俯顺民意,办个筹安会,延请美国首颁博士学位的贺浦金斯大学原校长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1859-1939)来华举办民意调查,认证中国由於“国情不同”,水土适於帝制。以后,何止复辟的张勳闹辫子运动?其余的政阀,军阀,岂不也倡言“天无二日”的帝王谰言?
  1920年代,洋务运动风生水起。胡博士搬来了恩师杜威(John Dewey)讲学,胡适翻译,大受欢迎。杜威在亚洲学报撰文,讥讽中国人在大搞“室內运动”,喊口号而乏实践。继之而来的,是英哲罗素(Bertrand Russell),由数学家而成为实证主义者,並不认为中国文化尽是糟粕,应该完全棄旧从新。话是忠言,在当时,不夠时髦激进。辜鸿铭似在潮流浮沉之上。
  辜鸿铭有次在北大讲哲学,胡适也在座。辜忽然逸出题外说:“讲到西方古代哲学,必须得懂希腊文;近代哲学,得通晓德文,因为德国称为“空中王国。”转身指着胡博士说:“适之,你二者都不通晓,只能讲二流子的美国英文,就谈哲学,未免是骗小孩子吧!”

伊拉斯谟
  辜的谈吐风格,似是“老子化胡”,但他似不怎么讲老庄墨法等诸子,多谈儒家。以辜的学养渊博,该是启迪中国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时代与环境不同。真才实学的人,遇不到伯乐,只能被视为“怪傑”—傑而不能出众,有才而不能脫颖,因为辜鸿铭走在时代前面一百年。
  辜鸿铭学贯中西,但无法改自以为“奉天承运”的中国文化捍卫者。当时严复翻译成中文的天演论,甚为风行;但辜对之殊无好感。那倒全不是出於瑜亮情结,而是看出其论不能立,还将贻患读者。
  据说,西方宣教士中,曾有过“中国通”,走进上海弄堂的死巷,因为看不懂汉字牌子“此路不通”。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预见西方人迷於物质文明,像浮士德将失去灵魂,惟赖神的恩典得救。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风向变了。且不说东风西渐,西方或东方人,似乎都应该重新认真思想辜鸿铭,或能有些帮助。

互联网资料

  1895至1905年,辜鸿铭任张文襄幕府二十年。
  1890年,张之洞筹建汉阳枪炮厂与武昌织布局。创设枪炮厂的一切计划和布置均由辜鸿铭代为安排。辜鸿铭向张之洞推荐了昔日莱比锡大学的同学,时任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监督威廉福克斯。威廉与辜鸿铭交谊很深,接到张之洞的邀请后即启程来华,担任了汉阳枪炮厂总办。这个后来易名为“汉阳兵工厂”的汉阳枪炮厂,拥有齐全的设备,规模宏大,出品精良,管理严密,被誉为“中国克虏伯”。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办。
  1908年宣统即位,辜担任外务部侍郎。
  1910年,他辞去外务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5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1924至1927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其间曾赴台湾讲学。
  1928年四月三十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轶闻趣事

  1891年,俄罗斯帝国的皇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子到中国旅遊。皇储年轻气盛,他的侍从十人都是皇室贵族,其中有內戚希腊世子。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会俄罗斯皇储,辜鸿铭陪同前往。当皇储向张之洞问及两位随员的官职时,辜鸿铭用流利的法语回答,使对方不胜惊讶。两天后,张之洞在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谈,告诉他晚上还另有宴会,应节制饮食。辜鸿铭听了暗笑,也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不妨多吃一点。”皇储听闻,脸上的傲气顿时消失。饭后,希腊世子看到张之洞闻鼻煙,不懂为何物,就低声用希腊语问皇储。辜鸿铭听了,便和张之洞耳语了几句,拿过他手中的鼻煙壶递给希腊世子观看。皇储和世子见到辜鸿铭精通法,俄,希腊数国语言,既是佩服又是惊讶。临別时,皇储将随身攜带的一只镶钻石金表送给了辜鸿铭。后来皇储到了上海,逢人便说:“在汉上见张总督,有辜先生精通各国语言至博,各国无此異才也。”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內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当时,中国人讲演,历来沒有售票的先例,但辜鸿铭卻要售票,而且票价为两元,甚至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块两毛钱。)而会场卻坐满了,足见外国人对辜鸿铭的重视。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遊历北京时特別要拜访辜鸿铭。当时接待他的东道主表示会代为安排,送了一张便条给辜鸿铭,请他前来。岂知几天过去,辜鸿铭根本不加理会。毛姆估计是这样的约见有欠礼数,於是亲自写了一封极为恭敬的信表示求见,两个小时后,即收到辜鸿铭的回覆,约他次日到府上见面。辜鸿铭与毛姆见面便说:“你们国家的人只是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以为每个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一番话说的毛姆颇为尴尬。
  辜鸿铭还毫不客气对毛姆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沒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奧,那么精细吗?…”字字句句透出其凜然的民族气节,掷地有声。

  辜鸿铭一生不懈地向西方传播中华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是东方文化的捍卫者。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辜鸿铭逝世第二天,著名文学评论家吳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別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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