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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知靜默了—苏忍尼真

于中旻

 


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

  苏忍尼真(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逝世了。他被称为“苏联的良心”,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父亲原是哥萨克骑兵军官,在意外中丧生。他是遗腹子,沒见过父亲的面;他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沒有再嫁,抚育孩子们长大,鼓励他们努力向学,並保守俄国东正教信仰。知道分辨是非,善恶,使他与別人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不能只以利益,实用为行为准则,终其一生,苏忍尼真不能放下这个“包袱”,像殉道士一样,也为信仰付出极重的代价。
  苏忍尼真在罗斯陶夫大学(University of Rostov-na-Donu),主修数学毕业,並以函授方式,在莫斯科大学修读文,史,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忍尼真是红军的砲兵上尉。他英勇的参与前线主要战役,並两度获得勋奖。他能见证“伟大领袖”史太林,在战略上无知错误,並且任意牺牲兵卒,不当一回事。随后,苏俄红军反攻,並进入德国的土地。1945年二月,苏联攻入德国东部,他目击英勇的红军,屠杀,並姦淫,掳掠,与纳粹並沒有什么不同。他给了史太林绰号“貓须者”,“主宰”,“老板”,一封致朋友的信,给他带来大麻烦;不久前的战斗英雄,被指控反苏维埃的罪行,“建立反叛组织”,作不利苏联的宣传。罗织这些莫须有的罪证,加上残酷的刑讯,最后缺席判決,苏忍尼真进入強迫劳动营八年,並內部流放。五年后,送特別政治犯集中营。
  1953年,被流放到哈萨克(Kazakhstan)。在那里,他患癌症近於死亡。次年获准入医院就医,竟然渐渐康复。
  面对不可想像的压力,一个微弱的个人,能夠承担得起,似乎奇蹟。苏忍尼真说:“在软弱和困苦中,最好是紧随主的腳步。”这说明了他得力的秘密。


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他到底比史太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活得久。1956年,在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总理当政,批判史太林的政策之下,苏忍尼真回到俄罗斯西部,在一所中学任数学教师。他晚间则致力写作,那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收获最丰富的时期。
  1961年,四十二岁的苏忍尼真,把手稿伊凡.傑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交给任Novy Mir报的总编辑诗人塔道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因为其书记事忠实,暴露真相,颇有冒犯当权者的可能,塔道夫斯基欣赏其文字,但不敢作主,得请示赫鲁晓夫,於1962年获得批准,才予以发表。
  四十多年来,那是第一本在苏联发表讲真话的书,敢於自由的以文学写政治,而不犯当政者之忌,是那民主共和国有史以来所未曾有。出版之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书店进货,在两个月內全部售罄,需要再版。
  那段“苏修”的时间,也有別的作家,起而仿傚,写史太林当权时代的“內幕”;可惜,好景不常,1654年赫鲁晓夫失势后,出版自由的现象,也随之消失了。作家协会,也可恥的向当局告密自己会员,成为情报局KGB的蛛网组织。苏忍尼真由声誉卓著的作家,再次沦为攻击对象。他起初有些惊惧,随即淡然处之,以为他的名字,从此不必被政客利用了。
  以后的时间,苏忍尼真的其他著作,如癌症病房Cancer Ward),和第一圈子The First Circle),只得於1968年,以另一种“随密自达”方式出版,苏联称samizdat,意为“自己出版”(私下自由非法出版);或在国外出版。
  1970年,苏忍尼真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能亲去瑞典领奖。有人建议,可以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举行特別颁奖仪式,苏忍尼真可以不需出国,在那里领奖。瑞典政府拒绝那样作,为的是不肯得罪強邻苏联。
  他的力作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部分为苏联情报机关发现,但原稿运出国外,於1973年十二月在巴黎出版;全书三卷,则於1978年完成。这部傑作,是苏忍尼真个人的经历,加上227名前囚犯的见证;作者並查考那残酷监狱制度的历史背景,对其审讯技巧,监犯的运送,造反,监狱的风气与文化等,都一一详细描述。此书出版,使西方世界了解苏联残害人性与尊严,如何难以接受,也导致苏联当局,迅速採取制裁行动。
  1974年二月十三日,在西方极端关注之下,苏忍尼真还是被判“叛国”罪,褫夺苏联国籍,被遣送到西德;然后,他到了瑞士。同年的十二月,苏忍尼真领受了诺贝尔奖。
  过了一段时间,他受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邀请,全家到了那里。然后,於1976年,移居佛蒙特州(Vermont)。
  使西方失望的,苏忍尼真不是一般人理想中的反苏反共工具,他们也不能体会,为什么他不肯合作,成为传播新星。他不能忍受思想的统制,无论来自苏联或西方。他要想自己所想的,说自己所说的。
  1978年六月八日,受邀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演说。他批判西方现代文化。他更直言物质文化的邪恶,贪婪,丑陋,並属灵的贫乏。电视文化,难以忍受的搖滾乐,道德的败坏,使他痛苦失望;他声言:人的灵魂渴望一些高级的事,更溫暖,更清洁的东西。
  美国人听到他们不愿听,不惯听的话,有些对他感到不耐。他们怀有“施主”心态,期望受惠者把灵魂出卖给他们;苏忍尼真觉得这是他给西方的恩惠,也是他的责任。他要写,要说,身经亲受,所感所信的。
  苏联解体,俄罗斯新政府,於1990年恢复苏忍尼真国籍。他对解放的俄国,寄以极大的希望,但不以为盲目追随美国资本主义是出路。
  希望在哪里?
  对着经受严重摧残的俄国,他说:“在我看来,基督教是唯一存在的属灵力量,能给俄国所需要的属灵医治。”
  1994年,苏忍尼真再回到他所爱的祖国。在那里,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住在前政治巨头的別墅里,仿佛是“国宝”。不过,他仍然不能不说,批评新民主制度,警告他们,除非自我批判的爱国,限制资本家,将可能产生民主的贵族阶级。
  在美国十七年,他的作品多是苏联的政治史,包括:1917年俄国革命史红轮The Red Wheel),俄国与犹太人,俄国作家协会的实況等,这些研究范围,虽然有其重要意义,卻不是广大群众的兴趣所在;而不乏圈內人的爭议。
  苏忍尼真作品选集全三十冊,将在莫斯科陆续出版。

  苏忍尼真在克里姆林宮(Moscow Kremlin)的阴影下,掙扎了三十年,而沒被压垮,是他坚定的东正教信仰,支持他,使他能夠生存下去。他不管什么政治路线上的正确,不要求身分的认同,如一棵坚固的橡树,忍受着风霜,卻终於看见克里姆林倒塌。
  从苏忍尼真的一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除非生活在与世隔绝石器时代的丛林里,除非定意作不发光的灯台,除非不说话,否则就得说真话。这样,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甚至不惜与当政者冲突。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是诗人,他不仅评议时政,还自己参与清教徒政府,成为最后一位为清教徒发言的人。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巧妙的避免论政,但他的剧作理查二世Richard II),还是带来麻烦,涉嫌鼓动政变,被拘留过。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贵为韦玛公国的卿相,但无损其为伟大诗人。


John Milton

William Shakespeare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总之,近二千年的西方文学,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文学,而基督徒文人无法与政治脫节,甚至可说基督教思想,型铸了西方文化历史。
  我们实在应该效法苏忍尼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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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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