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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与爱国的矛盾

冯虛

 

  记得:在幼年的时候,进到过庙里,看见有三座偶像;中间是红脸的关羽(不知为何,称为“关公”而不名,也不叫云长);两边都是平常的英俊白脸人物,一文一武,武装的是岳武穆(岳飞),文士则是于忠肃(于谦)。
  关羽传统的受崇敬,是因为他的忠义:忠,容易了解,忠於刘关张“桃园结义”,敬事想作皇帝的老大哥,就是忠於国家,就是有义气了。另外的两位,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忠”的定义及应用,都有些困难。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最傑出的理论家,其建立思想体系的成就,实在不下於孔子。只是他也是理想家。他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实在是沒什么人服膺,或说在历史上少人实践。孟子在同一章里,就先坦率的说:“尽信书,则不汝无书。”历代“成功”的人,大都视人民如草芥,而逢迎皇帝的喜好和利益。岳飞和于谦是例外讲原则的人,也就成为“尽信书”的悲剧性人物,沒得好结果。
  宋徽宗皇帝,一笔“瘦金体”的书法写得不错,卻是昏庸得要命,任用奸臣庸才,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他对作皇帝也失去兴趣,传位给儿子刘桓,是为钦宗。只一年后,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了汴京(开封),把父子皇帝俘虏了凯旋北归。作俘虏的徽宗崩於囚所,钦宗仍在囚;另一个儿子赵构,在南京登位作了皇帝,是为高宗。
  岳飞(1103-1141)字鹏举,河南汤阴人。允文允武,智勇双全。少年岳飞秉承“精忠报国”的母训,应募参军,入宗泽军,屡立战功,后来成为名将。
  岳飞与当时各路的宋将韩世忠,张浚,刘錡等,都以抗金保国,恢复中原为念,连败金兵,一时声威大振,颇有希望。尤以“岳家军”以最英勇善战有名,大破金兀朮的军队。南宋高宗封授他少保,河南河北各路招讨使。皇帝十分高兴,连番召见嘉勉。岳飞更激励将士们说:“待直捣黃龙府,再与诸君痛饮庆功!”
  不幸,朝中当权的主和派,以宰相秦桧为首,不愿见武将们建功。秦向皇帝进谗言,不许岳飞孤军深入;並说是甚“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等,已成为军阀,只知有将帅,不知有天子。高宗慌起来,问秦桧如何应付。秦桧表示忠君,为皇帝着想,建议把这些杂牌军的将领们內调,任以枢密使等头衔,架空他们。然后,进一步诬指岳飞要造反,下在狱中审问;最后,虽然查无实据,还是以“莫须有”(或许有)的罪名,把岳飞暗地绞死。死时年仅三十九岁。这样,中兴的希望,就绝灭了。
  岳飞有一阕“满江红”词,是现代人还知道的。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恥,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飢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词忠心恢复中原的壮志豪情,充分的流露出来,使爱国的人无不感动。只是他把过分“爱国”些,真个“尽信书”像孟子所说的,把人民,社稷,放在了皇帝宝座的前面。
  岳飞的复国计画,不止一次的受到阻挠。他所书“还我河山”的大草,今天看来仍然坚定飞扬。
  皇帝接纳了秦桧的奸计,在一天內,连下十二道金牌令,急调岳飞回朝。据说,在回京途中宿驿,岳飞心绪很乱,睡不着觉,作了这阕词: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矓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是那个不眠的秋夜,岳飞虽然还不知道有人敢害死他,卻意识到他的“心事”难以实现的困扰,他的“知音少”。太少了,少得可怜。为什么呢?
  我们该问:为甚皇帝那么爱秦桧,喜欢听他的话?和平真的那么可贵?难道恢复中原,兴旺大宋不夠好吗?
  是的,那是大好事。只是伶俐的秦桧,彻底的知道人的彻底自私,自己的宝座比国恥更要紧。如果真个恢复了中原,但那将是谁的?岳飞念念不忘的“靖康恥”,卻是把赵构扶上皇帝帝位的力量啊!皇帝的冠冕是決不能让给別人的!后人有说:“岳飞不死金必亡,迎还二圣无建康!”所以岳飞自以为“精忠报国”,如果不是过分信孟子,就是全忽视“国”与“君”之间有矛盾。岳飞正直的人,不是精明的政客,也不愿作政客,所以沒有选择的是烈士,是悲剧人物。
  过了一代,关系个人利益的皇帝崩逝了。到了孝宗皇帝,终於醒悟过来,下诏复岳飞官,諡号“武穆”。孝宗的孙子宁宗,晉封为鄂王,改諡“忠武”,已经少人注意了,一般仍称岳武穆。
  后来到了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有人用铁铸造了“四人帮”奸党(秦桧,其妻王氏,万矣偰,张俊),跪在西湖畔的岳墓前,受后世旅遊客的打击唾骂;不过,这不是历史,只是民意的表现。其实,忽略了秦桧不过是逢迎皇帝的心意。

  三百多年之后,另一个历史悲剧重演。
  明朝的英宗正统十四年,蒙族的部落瓦剌也先入寇。皇帝接受宦官宠臣的意见,贸然率军亲征;在河北土木堡全军溃败,皇帝被俘虏北去,史称“土木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惶惶,不知该怎办。有人主张棄城逃避敌人,迁都南京。当时的兵部左侍郎(相当於副国防部长)于谦,字廷益,钱塘人,留京筹画军事,主张坚守拒敌;立皇帝的弟弟郕王祁钰继位,以绝也先之念,是为景宗,改元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总领军事,成为国家的屏障,社稷的重臣;不仅严密防守京都,並与各路勤王兵马乘时出击,屡胜侵入的敌军。瓦剌进攻不逞,就挟英宗勒索重币赎价。于谦丝毫不肯软化,把被俘虏的皇帝当作沒有价值,任凭敌人如何处置。也先眼看俘虏成为无用的累赘,不久,就主动请和,把俘虏英宗放回。归俘被尊为太上皇。
  现在轮到明朝廷头痛了。石亨,曹吉祥等一般奸佞分子,联合宦官,趋附英宗,妒恨于谦。景泰八年(1457年),竟然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向朝臣宣读帝谕,废景宗皇帝,逮捕了于谦和大学士王文,诬陷他们谋反。英宗知道于谦存社稷有大功,但心底下忘不了从前的拒敌策略,不把他的安全当一回事,也就附和众议,把于谦绑赴市曹处決,並且抄家。
  于谦有“詠石灰”的诗以言志: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粉身若等閒
  粉身碎骨终不悔 长留清白在人间

  像岳飞一样,又是一个爱国有罪的烈士。只是“石灰”並沒有漂白人的內心,到处依然是污秽肮脏的黑金政治。天下乌鸦一般黑,直到现在,人间清白到底有多少?是值得考量的。
  到了英宗的孙子孝宗弘治年间,皇帝照例醒悟过来,追諡为“肃愍”。再过三代以后,神宗万历年间,改諡“忠肃”。迟了的正义不是正义,並沒多大意义;只表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不存在了。

  综观历史上的问题,多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在这种情形下,惯例是个人利益至上。
  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上,也这样用殉道者的血写成的。
  耶稣总结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马太福音23:29-31)

  归根结柢说,人的本性坏了,不可救药的自私,中外並无分別。
  法国的头号英雄最高领袖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在崩逝之前才说:他一生想到国家的时候很少。也许,那是在晚年愧悔皈信基督的诚实话。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是“我”字当头。这样,忠於什么,从何说起?
  彭玉麟(雪琴)性刚直,曾有诗云:“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作人。”“无我”无从作起,艰难倒是真实的事。
  这样看来,国家的衰亡,不是因为外敌多么強大,而是因为人內心的自私在作祟,斲伤国家的元气,残害忠良。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24)可惜,能夠舍己的人,究竟是稀少的,因此,跟随主的人,在天国的路上,也就不免於经历艰难了。但持守原则的人,会在人间留下佳美的腳蹤,在天是蒙神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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