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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恩友话鲍叔

—民国史失落的一页

史述

 


鲍罗廷

  “鲍罗廷”可能是孙中山先生赐的译名,相信其中文必然很有讲究。“鲍”,取自重义轻财的鲍叔牙;“罗”,是俄罗斯;“廷”,是朝廷,政治,不过,孙先生有意或无心,会写成家庭的“庭”,意思自然是一家人。在其人一生对华关系上,也确当之无愧。
  孙中山(1866-1925)比鲍罗廷大了一代,所以称之为“拉法叶”,隐然自比华盛顿(George Washingtion),以中国国父自居;拉法叶(Lafayette)则是为华盛顿参谋,对美国独立革命有莫大贡献的法国人。可谓取喻洽当。


孙中山先生

  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是犹太裔俄人,原名为Mikhail Gruzenberg,在美国芝加哥的时期,用Grosenberg,在墨西哥用Brantwein。他与列宁相识,精通英语。
  中山先生对異邦同志真诚相托,是政客少有的天真,並不表示对方的想法也是如此。但那时他沒有自己的武力,综观不服从政治领导的中国北方军阀和南方军阀,又有几个是可以相信的?

  1918年,孙的岳父宋嘉澍(耀如,即查理宋,Charlie Soong, 1863-1918)逝世,对美援的希望,也更加黯淡。在那时期,列宁(Vladimir Lenin, 1870-1924)於1917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统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恨满清积弱,又厌军阀爭斗的中国青年,对苏俄非常向往。1920年,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张国焘(1897-1979)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並於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宋嘉澍

列宁

 

  孙在那时,得道而不多助,似已经走到了穷途。呆在上海,实在是意在孔子的“沽之哉”,可惜,知音者少。英美方面,道义援助也好,政治投资也好,都成了“溪水流干的河道”。遙望北方,苏俄崛起,成立“第三国际”,他的心存有希冀。他清楚知道,那強邻不是好相与的;不过,哪有其他的途径呢?


马林 Maring

  1921年,有个荷兰人马林(Maring, 1883-1942)找上门来。其人通晓华语,是苏俄外交部代表,他认为苏俄虽然与正统的北方政府有外交关系,卻也不妨与南方的孙中山交往。以后,马林在华三年,继续推动国共合作,並曾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孙在演讲中放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几乎是如响斯应,列宁派遣来的代表越飞(Adolf Joffe, 1883-1927),踏上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孙府。


越飞 Adolf Joffe

  1923年一月,孙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宣言內容:苏俄模式的共产主义不适合於中国,苏俄取消其在华特权,苏俄对外蒙沒有野心,並促成国共合作。
  当时,虽有具雏型的中国共产党,但为首的陈独秀,只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其他主要人物,也都是有理想,有壮志,而乏实力的文人,所以对列宁而言,认为孙是较明智的选择。
  1923年二月,孙中山有苏俄的诺言,昂然的再返广东,又一次自任为大元帅。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他取得有力的后援。
  同年十月六日,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率团抵达广东,获得孙中山的信任,不到一星期,委为特別顾问。孙对鲍几乎言听计从。
  用印有“大元帅令”的信笺,孙中山亲用毛笔郑重写道:

聘任鲍罗庭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決权。此状。
会长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在孙中山的周围,有一批人,是:宋庆龄(1893-1981),廖仲恺(1877-1925),陈友仁(1878-1944),孙科(1891-1973),宋子文(1894-1971)等人,他们以Uncle Borodin为中心,时常以英文交谈。明显的,只是为了共同语言的方便,但在別有居心的人看来,是在“密谋”;就把他们视为“国际派”,被部分军阀流氓形成的“本土派”,当作眼中钉。而廖仲恺,俨然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引起野心分子嫉妒,成为他致祸之因,后来终被暗杀,死得不明不白。这是国民党自己人暗杀施於同志,可恥行动的首例。有人传布是胡汉民(1879-1936)所为;其实,胡深明大体,是有高度的学养的正人君子,说他会干那种卑鄙下流的恶事,知道的人难以相信;只有军阀流氓,私爭叛党者才会,当然主使者另有其人。


廖仲恺

胡汉民

 

  鲍叔之所以为鲍叔,因为他带来苏俄的大笔援助六百万卢布,当时约为美金二百万元,虽然是来自第三国际,但他敬佩孙中山,显出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鲍罗廷根据实际革命经验,洞察国民党的连番失败,弱点在於太弱,组织既不坚強,又沒有自己的革命武力,只凭理论难以成事。为此,他建议必须改组中国国民党,仿照苏联体制;並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干部。
  孙採纳鲍罗廷的建议,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有人耽心那将被苏维埃化了,劝阻他;他说:果如此,他将选择加入共产党。可见孙当时态度的诚恳坚決。


年轻的校长蒋介石(1924)

  至於军校,由谁负责呢?鲍与党內资深同志,属意青年俊彥邓演达(1895-1931);孙则记得徐树铮(1880-1925)慧眼识英雄,推荐过蒋介石(1887-1975)。大家都同意的,是蒋学历不足,日本士官未毕业;论军职,只任过下中级干部,不孚众望。为了补救这些缺点,鲍罗廷对蒋加以提拔,介绍蒋往苏俄考察四个月,学习军事建构及战略运作。这在1923年成为事实。
  1924年,黃埔军官学校开创了,由苏俄归国的蒋介石,擢升少将膺任校长,周恩来(1898-1976)为政治部主任。至此孙和党才真有自己的军队。学校的训练,以爱国及三民主义为基础;军队规制及装备,都是来自苏联。首几期的学生,颇不乏来自各地的有志之士,但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未经充分训练,即应急参加北伐行列。

  在此以先,孙只是拉拢云南,广西,广东军阀的地方军队,他们不受“外人”指挥,连有“大元帅”崇高衔头的孙中山,也无可奈何。
  国民政府经费有了着落,才像个真正政府。鲍罗廷的代表团,人数增至五十八人,影响力极为显然。加伦将军为首席军事顾问,护卫长。加伦是苏联革命战爭英雄Vasily Blyukher(1889-1938)的化名,实际军阶是上校。其人深思远虑,谋略过人,他说:能以训练装备精良的四师军队,橫扫中国,並非徒作壮语。
  1924年一月,列宁崩逝。对中国援助,在既定政策下,並沒有显著改变,援助源源而来。当时,主持军事的,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与鲍罗廷同为犹太裔,可能多少有些关系;但苏俄选择施惠的对象,是对它友好,又有组织的实力者,可以为其敌挡所忌惮的日本。这个宗旨,一直维持。
  1924年十一月,广东安定发展,看来孙中山又像是中国重要的政治领袖了。当时,北方之雄的执政段祺瑞(1865-1936),邀请孙至北京共商国是。同行者有宋庆龄夫人,汪精卫(1883-1944)及鲍罗廷等人。可见孙鲍关系的深厚。留胡汉民守家,代理大元帅。
  1925年二月,孙发现患有肝癌;医药罔效,於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协和医院,得年仅五十九岁。

  在病榻垂危的时候,得到使他欣慰的消息:蒋介石率领的军队,克复了孙首次起义的惠州,再下汕头,把陈炯明(1878-1933)逐出广东境外;可见俄国的援助,加上加伦将军的策略,这么快就已经有效的运作。在“总理遗嘱”中“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语,有所特指了。据云:遗嘱出自国民党英才汪精卫手笔,那时他亲俄。其实,作如此想的,不止他一人。是到后来宋庆龄有较长时间客居苏联,同陈友仁去俄国剧院,看到辱华的演出,才废然憬悟,知道“平等待我”只是一廂情愿的存在。
  1926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当时号称有八万五千人雄师,其中黃埔军校约八千子弟,国共两党混合,有广东,云南,湖南的军队,声势之壮,是国民党前所未有。至於说到军费及装备,自然是来自苏联,还有继续经加伦将军请得的援助。
  后来,我查问军校毕业生,他们晚至十期,採用德国式操典,仍然是俄式武器装备。一直到对日抗战初期,仍然使用苏制枪炮,机枪,以至坦克,飞机,以对抗日军。
  北伐军连战连捷:克长沙,武汉后,鲍罗廷抵达,获得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是众所注目中心的英雄,仿佛是鲍罗廷的北伐。那是他最风光的时期。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鲍罗廷主导的战略,是循京汉北上,直趋北京。倘若如此,中国局势早定。蒋介石特地亲至武汉,参与会议,坚持先取南京,上海。他认为那里青红帮的势力较大,可以应援;实际上是短视着意割据,不幸,那正是洪杨太平天国失败的路线。他似是有些畏惧北方,这意念一直缠绕他;到中日战爭结束,国民参政会通过还都北京,还是遭受他固执的否決。
  民国人物的作风,是有兵权的決定政治。只不过在三年前,蒋要晉见胡汉民,得央人先容;现在,胡代主席形同无物。不论会议意见如何,蒋独排众议,率军沿长江东进,於1927年春,攻佔了南京,上海,宣布定都南京,造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冯玉祥(1926)

  至於国共的合作,好景不长,因为从开始就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油水混合並存。先是孙中山屍骨未寒,“西山会议派”即宣言开除共产分子党籍;继而有人在广州借端制造冲突。至此,蒋於四月间,发动清党,排除一切跨党亲共者。鲍罗廷前曾以冯玉祥(1882-1948)为人平民化,属意冯为领导人,也不会是蒋所乐见的。那时,苏联共党的內爭,已经尘埃落定,托洛斯基出亡,史达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胜出,统御一切政府权力。六月间,发现史达林电报,指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力,导致国民政府同苏联绝交。而宁汉分立的局面,到了1928年,因形势所趋,武汉政府以让步而结束,蒋大权独揽,当上了主席,继续北伐。北方军阀分歧散漫,难以抗爭,中国形式上统一了。
  鲍罗廷进退失据,於1927年八月遭逐,还是冯玉祥念旧,安排他经蒙古返国。返苏联后,鲍罗廷未受重用,仅因其英文长才,作些工作;但他的政略远见,仍被遵循;他建立的人缘,也仍然维持。延至近十年后,1936年十二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1901-2001),杨虎城(1893-1949)军劫持蒋介石,进行所谓“兵谏”,有人主张杀之以洩恨;但张国焘,周恩来等,力主电史达林请示,所获复示是予以释放。这也可能视为鲍罗廷原则的延伸。


张学良

杨虎城

 

  鲍罗廷对於孙中山的政治见解,似是相当认同,在逝世之后,鲍罗廷与宋庆龄联袂赴俄,奔波筹建孙逸仙大学,不能不解释为个人的景仰,超越政治上互相利用的范畴。
  总结来说,鲍罗廷对国共双方有存国之功,对蒋直接有提拔之德,间接有救命之恩,是民国史上的关键人物。
  盖棺定论,多数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成就,不在於其政治理论,不在於其纵橫辟阖,雄才大略,而在於其特有吸引人的性格,仁厚而气度恢宏,对人宽容。虽然孙未亲见其政治理想的成功,也不能算是傑出的圣徒,但在天性以外,其早期所受基督教信仰的型铸,不会沒有原因。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锋,不用诡诈欺骗的手段,在中国复杂的近代史上,可算奇蹟。
  史家曲拯民先生,於数年致函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提议建馆立碑,以记念鲍罗廷,但都沒有反应。历史的这一页,似乎悄然失落。也许,对於人的恩德,中国人已经失去记忆的能力,也不复是固有的风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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