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恩友话鲍叔

—民国史失落的一页

史述

 

　　“鲍罗廷”可能是孙中山先生赐的译名，相信其中文必然很有讲究。“鲍”，取自重义轻财的鲍叔牙；“罗”，是俄罗斯；“廷”，是朝廷，政治，不过，孙先生有意或无心，会写成家庭的“庭”，意思自然是一家人。在其人一生对华关系上，也确当之无愧。
　　孙中山（1866-1925）比鲍罗廷大了一代，所以称之为“拉法叶”，隐然自比华盛顿（George Washingtion），以中国国父自居；拉法叶（Lafayette）则是为华盛顿参谋，对美国独立革命有莫大贡献的法国人。可谓取喻洽当。

　　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是犹太裔俄人，原名为Mikhail Gruzenberg，在美国芝加哥的时期，用Grosenberg，在墨西哥用Brantwein。他与列宁相识，精通英语。
　　中山先生对異邦同志真诚相托，是政客少有的天真，並不表示对方的想法也是如此。但那时他沒有自己的武力，综观不服从政治领导的中国北方军阀和南方军阀，又有几个是可以相信的？

　　1918年，孙的岳父宋嘉澍（耀如，即查理宋，Charlie Soong, 1863-1918）逝世，对美援的希望，也更加黯淡。在那时期，列宁（Vladimir Lenin, 1870-1924）於1917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统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恨满清积弱，又厌军阀爭斗的中国青年，对苏俄非常向往。1920年，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张国焘（1897-1979）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並於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宋嘉澍

列宁

 

　　孙在那时，得道而不多助，似已经走到了穷途。呆在上海，实在是意在孔子的“沽之哉”，可惜，知音者少。英美方面，道义援助也好，政治投资也好，都成了“溪水流干的河道”。遙望北方，苏俄崛起，成立“第三国际”，他的心存有希冀。他清楚知道，那強邻不是好相与的；不过，哪有其他的途径呢？

　　1921年，有个荷兰人马林（Maring, 1883-1942）找上门来。其人通晓华语，是苏俄外交部代表，他认为苏俄虽然与正统的北方政府有外交关系，卻也不妨与南方的孙中山交往。以后，马林在华三年，继续推动国共合作，並曾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孙在演讲中放话：“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几乎是如响斯应，列宁派遣来的代表越飞（Adolf Joffe, 1883-1927），踏上了“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孙府。

　　1923年一月，孙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宣言內容：苏俄模式的共产主义不适合於中国，苏俄取消其在华特权，苏俄对外蒙沒有野心，並促成国共合作。
　　当时，虽有具雏型的中国共产党，但为首的陈独秀，只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其他主要人物，也都是有理想，有壮志，而乏实力的文人，所以对列宁而言，认为孙是较明智的选择。
　　1923年二月，孙中山有苏俄的诺言，昂然的再返广东，又一次自任为大元帅。但这次不一样了，因为他取得有力的后援。
　　同年十月六日，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率团抵达广东，获得孙中山的信任，不到一星期，委为特別顾问。孙对鲍几乎言听计从。
　　用印有“大元帅令”的信笺，孙中山亲用毛笔郑重写道：

聘任鲍罗庭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決权。此状。
会长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在孙中山的周围，有一批人，是：宋庆龄（1893-1981），廖仲恺（1877-1925），陈友仁（1878-1944），孙科（1891-1973），宋子文（1894-1971）等人，他们以Uncle Borodin为中心，时常以英文交谈。明显的，只是为了共同语言的方便，但在別有居心的人看来，是在“密谋”；就把他们视为“国际派”，被部分军阀流氓形成的“本土派”，当作眼中钉。而廖仲恺，俨然有成为继承人的可能，引起野心分子嫉妒，成为他致祸之因，后来终被暗杀，死得不明不白。这是国民党自己人暗杀施於同志，可恥行动的首例。有人传布是胡汉民（1879-1936）所为；其实，胡深明大体，是有高度的学养的正人君子，说他会干那种卑鄙下流的恶事，知道的人难以相信；只有军阀流氓，私爭叛党者才会，当然主使者另有其人。

廖仲恺

胡汉民

 

　　鲍叔之所以为鲍叔，因为他带来苏俄的大笔援助六百万卢布，当时约为美金二百万元，虽然是来自第三国际，但他敬佩孙中山，显出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鲍罗廷根据实际革命经验，洞察国民党的连番失败，弱点在於太弱，组织既不坚強，又沒有自己的革命武力，只凭理论难以成事。为此，他建议必须改组中国国民党，仿照苏联体制；並建立军事学校，训练干部。
　　孙採纳鲍罗廷的建议，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有人耽心那将被苏维埃化了，劝阻他；他说：果如此，他将选择加入共产党。可见孙当时态度的诚恳坚決。

　　至於军校，由谁负责呢？鲍与党內资深同志，属意青年俊彥邓演达（1895-1931）；孙则记得徐树铮（1880-1925）慧眼识英雄，推荐过蒋介石（1887-1975）。大家都同意的，是蒋学历不足，日本士官未毕业；论军职，只任过下中级干部，不孚众望。为了补救这些缺点，鲍罗廷对蒋加以提拔，介绍蒋往苏俄考察四个月，学习军事建构及战略运作。这在1923年成为事实。
　　1924年，黃埔军官学校开创了，由苏俄归国的蒋介石，擢升少将膺任校长，周恩来（1898-1976）为政治部主任。至此孙和党才真有自己的军队。学校的训练，以爱国及三民主义为基础；军队规制及装备，都是来自苏联。首几期的学生，颇不乏来自各地的有志之士，但程度参差不齐，大部分未经充分训练，即应急参加北伐行列。

　　在此以先，孙只是拉拢云南，广西，广东军阀的地方军队，他们不受“外人”指挥，连有“大元帅”崇高衔头的孙中山，也无可奈何。
　　国民政府经费有了着落，才像个真正政府。鲍罗廷的代表团，人数增至五十八人，影响力极为显然。加伦将军为首席军事顾问，护卫长。加伦是苏联革命战爭英雄Vasily Blyukher（1889-1938）的化名，实际军阶是上校。其人深思远虑，谋略过人，他说：能以训练装备精良的四师军队，橫扫中国，並非徒作壮语。
　　1924年一月，列宁崩逝。对中国援助，在既定政策下，並沒有显著改变，援助源源而来。当时，主持军事的，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与鲍罗廷同为犹太裔，可能多少有些关系；但苏俄选择施惠的对象，是对它友好，又有组织的实力者，可以为其敌挡所忌惮的日本。这个宗旨，一直维持。
　　1924年十一月，广东安定发展，看来孙中山又像是中国重要的政治领袖了。当时，北方之雄的执政段祺瑞（1865-1936），邀请孙至北京共商国是。同行者有宋庆龄夫人，汪精卫（1883-1944）及鲍罗廷等人。可见孙鲍关系的深厚。留胡汉民守家，代理大元帅。
　　1925年二月，孙发现患有肝癌；医药罔效，於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协和医院，得年仅五十九岁。

　　在病榻垂危的时候，得到使他欣慰的消息：蒋介石率领的军队，克复了孙首次起义的惠州，再下汕头，把陈炯明（1878-1933）逐出广东境外；可见俄国的援助，加上加伦将军的策略，这么快就已经有效的运作。在“总理遗嘱”中“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语，有所特指了。据云：遗嘱出自国民党英才汪精卫手笔，那时他亲俄。其实，作如此想的，不止他一人。是到后来宋庆龄有较长时间客居苏联，同陈友仁去俄国剧院，看到辱华的演出，才废然憬悟，知道“平等待我”只是一廂情愿的存在。
　　1926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当时号称有八万五千人雄师，其中黃埔军校约八千子弟，国共两党混合，有广东，云南，湖南的军队，声势之壮，是国民党前所未有。至於说到军费及装备，自然是来自苏联，还有继续经加伦将军请得的援助。
　　后来，我查问军校毕业生，他们晚至十期，採用德国式操典，仍然是俄式武器装备。一直到对日抗战初期，仍然使用苏制枪炮，机枪，以至坦克，飞机，以对抗日军。
　　北伐军连战连捷：克长沙，武汉后，鲍罗廷抵达，获得三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是众所注目中心的英雄，仿佛是鲍罗廷的北伐。那是他最风光的时期。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鲍罗廷主导的战略，是循京汉北上，直趋北京。倘若如此，中国局势早定。蒋介石特地亲至武汉，参与会议，坚持先取南京，上海。他认为那里青红帮的势力较大，可以应援；实际上是短视着意割据，不幸，那正是洪杨太平天国失败的路线。他似是有些畏惧北方，这意念一直缠绕他；到中日战爭结束，国民参政会通过还都北京，还是遭受他固执的否決。
　　民国人物的作风，是有兵权的決定政治。只不过在三年前，蒋要晉见胡汉民，得央人先容；现在，胡代主席形同无物。不论会议意见如何，蒋独排众议，率军沿长江东进，於1927年春，攻佔了南京，上海，宣布定都南京，造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至於国共的合作，好景不长，因为从开始就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油水混合並存。先是孙中山屍骨未寒，“西山会议派”即宣言开除共产分子党籍；继而有人在广州借端制造冲突。至此，蒋於四月间，发动清党，排除一切跨党亲共者。鲍罗廷前曾以冯玉祥（1882-1948）为人平民化，属意冯为领导人，也不会是蒋所乐见的。那时，苏联共党的內爭，已经尘埃落定，托洛斯基出亡，史达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胜出，统御一切政府权力。六月间，发现史达林电报，指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力，导致国民政府同苏联绝交。而宁汉分立的局面，到了1928年，因形势所趋，武汉政府以让步而结束，蒋大权独揽，当上了主席，继续北伐。北方军阀分歧散漫，难以抗爭，中国形式上统一了。
　　鲍罗廷进退失据，於1927年八月遭逐，还是冯玉祥念旧，安排他经蒙古返国。返苏联后，鲍罗廷未受重用，仅因其英文长才，作些工作；但他的政略远见，仍被遵循；他建立的人缘，也仍然维持。延至近十年后，1936年十二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1901-2001），杨虎城（1893-1949）军劫持蒋介石，进行所谓“兵谏”，有人主张杀之以洩恨；但张国焘，周恩来等，力主电史达林请示，所获复示是予以释放。这也可能视为鲍罗廷原则的延伸。

张学良

杨虎城

 

　　鲍罗廷对於孙中山的政治见解，似是相当认同，在逝世之后，鲍罗廷与宋庆龄联袂赴俄，奔波筹建孙逸仙大学，不能不解释为个人的景仰，超越政治上互相利用的范畴。
　　总结来说，鲍罗廷对国共双方有存国之功，对蒋直接有提拔之德，间接有救命之恩，是民国史上的关键人物。
　　盖棺定论，多数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成就，不在於其政治理论，不在於其纵橫辟阖，雄才大略，而在於其特有吸引人的性格，仁厚而气度恢宏，对人宽容。虽然孙未亲见其政治理想的成功，也不能算是傑出的圣徒，但在天性以外，其早期所受基督教信仰的型铸，不会沒有原因。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锋，不用诡诈欺骗的手段，在中国复杂的近代史上，可算奇蹟。
　　史家曲拯民先生，於数年致函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提议建馆立碑，以记念鲍罗廷，但都沒有反应。历史的这一页，似乎悄然失落。也许，对於人的恩德，中国人已经失去记忆的能力，也不复是固有的风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