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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毕飞宇著

 


毕飞宇著玉米

  玉米这部小说,有时候感觉有些“悲剧”的色彩,故事中三个女孩子对理想的渴求,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有些自然主义的表达,但是卻被无情的近乎残酷的现实一点点的撕毀,最终成了一场“噩梦”,他们的爱情和对生活的追求,在破灭中给她们带来的伤痛,在“无法言语”的苦痛之中蔓延,长久的影响着她们的身心和生活,这一切的缘由,究其始因是她们的那位父亲的“造孽”,在这个“基层干部”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般“胡作非为”,而所结的果子就是自己女儿遭受的折磨,从身体的和心灵的苦痛,成为她们长久的身心折磨,在她们的青春好年华岁月中,那些梦想变成一个个的悲伤和修复悲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她们的人之尊严被撕破被拋棄了,它们的理想也归於无有,说是“悲剧”其原因就在於此。

  而造成女儿如此苦痛的“父亲”,卻有一番承袭过来的“革命理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革命的理论”成了人性之中“罪”的本性的护身符,是一幕古老卻又是刷新的剧本,那“满腹男盜女娼”被“满嘴仁义道德”包装的丑恶戏剧之中,那一幕幕的场景,使我们不由得思想到耶稣的话语:

“沒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马太福音9:16-17)

现实也是根本的问题沒有解決,而採取任何美妙的“新布”,均无法改变人心的痼疾,美妙的新布就如同“锦繡”也无法把一件陈旧褴褛的衣服修补成功。因为人的旧问题沒有根本的解決,任何装饰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那时代“空头理论”所结出的恶果子,一旦失去了根基的理论,任何美妙的大话空话必将成为“虛空”的包装物,徒具华丽的外表,而沒有真实的內容。於国家社会,於人们和人心将其说成“毒药”也不为过,虽然那时代有“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整套革命的理论体系,是那么具有深刻人性改革的意味。

  2010年,这部小说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在授予毕飞宇这奖项的时候,是这样评论这部小说:

“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於史诗般的宏大敘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那社会的全貌。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社会全貌所给我们的记忆之中的‘刻骨铭心’的往事,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给我们反思的机缘,借此可以使我们回顾以往,去触摸那个尘灰的历史陈跡,那个口口声声的‘大公无私’的口号中间,卻充满了人性之中的‘罪恶’,並且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充当着重要的催化剂,有人说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处於‘崩溃’的地步,这话说得不为过,那不但是‘经济’上的‘崩溃’,也是社会文化以及人性方面的‘崩溃’。”

“哀莫大於心死”,是指人的希望死了,在小说的主人公“玉米”身上,我们首先看到了希望破灭般的死去,家庭之中那位“权威者王连方”的失势,是家庭的危机全面爆发,也多少的透露出“文化革命”的末路,而那个“走为上计”的王连方,完全沒有责任一般的採取逃避,留下的是女孩子的承当,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王连方当权之时,他的“欲望”膨胀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而他的德行伦理,也便死於这样的“胡作非为”当中,那个家庭的悲惨结局,已经悄悄地埋下隐患,堂皇的革命理论包裹起旧衣服的肮脏,卻被他“淋漓尽致”的表演,撕得粉碎。无论是在村子里的,是在县级的干部那里,还是在学校之中,处处可见这般的模式演绎着,似乎是那时代的一种模式了,一旦被“罪恶的观念”所捆绑,社会和人性就容易被扭曲,价值观念欲望化起来,慾念之中的“恶之花”,已成为“自以为是”的辉煌记载,让人们对那时代和社会的回顾,认识得更加深刻,令我们的省察更加深,想到此处不由得想到上帝的赦免宽恕,饶恕我们的罪,赦免那个时代之中的我们每一个人。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3节说: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让我们看到“信望爱”正是人类社会赖以长存的基石,也是健康社会的基石,而一旦失去这社会的基石,就是混乱和扭曲的了,而那些坚固的基石先失落於一个人,从而扩展至家庭,以致社会的层面,那是社会混乱的症状,也便是结局性的和必然的了。作者似乎就是想去“揭示”出这样的社会疾患所在,但是卻止步於此,在这小说的结束部分,毕飞宇抒发了自己的一些创作感想,他借用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的话来对自己的小说人物和事件加以诠释,认为自己是“创造性地描写解決问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他是在指出问题的所在之处,以便留给他人加以评论,正视,从而加以解決,他似乎是一位检查病症的医生,而不是医治者,或者他仅仅是给人健康提示的大夫,而不负责其他事务了,但是作者自己的另一番话语。则隐约可见他內心之处对患者的担忧,並且他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说:因为还是缺少慈祥的根本缘由,此处的“慈祥”之缺失,岂不就是“爱”的性格化空缺吗?恐怕这也是作者內心深刻的反省,是他对人的反思,也是对社会的反思,那时代我们的社会正是缺少这样的慈善之心,人与人之间如此,不同人群也是如此,那确实是社会根本的问题缘由。

  作为读者,我们常常有一种渴求知晓“主人公”命运的愿望,但是作者卻沒有给我们故事的结局,他只是陈述着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正是他引用亨利.米勒的“创造性描述问题”的设计,以这般构造而成的小说,会留给读者思想空间,小说之为小说或者正是如斯,但是我们仍然有寻找结果的性情存在。在苦於无门的时候,作者卻又似乎暗示一条出路,说是臧天朔的一次引见,使作者遇见了三位女孩子,並且知晓了她们的故事。是此次的见面,成就了毕飞宇的创作灵感,我们也会“想当然”的认为,那三位女孩子可能就是小说的原型了,这“依稀可见”的原型人物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似乎感觉到,她们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生活地位,她们确实需要从更高的观念层面得着带领和生活的引导,那样她们就会有新生命的变化而重获新生。此时惟愿上帝能看顾和安慰她们,在她们的心灵世界给予她们启迪,渴求上帝的爱借着不同的环境,使她们接近上帝的世界,以致进到上帝的恩典之中,阿们。(田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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