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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毕飞宇著

毕飞宇著玉米

　　玉米这部小说，有时候感觉有些“悲剧”的色彩，故事中三个女孩子对理想的渴求，可以被认为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有些自然主义的表达，但是卻被无情的近乎残酷的现实一点点的撕毀，最终成了一场“噩梦”，他们的爱情和对生活的追求，在破灭中给她们带来的伤痛，在“无法言语”的苦痛之中蔓延，长久的影响着她们的身心和生活，这一切的缘由，究其始因是她们的那位父亲的“造孽”，在这个“基层干部”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般“胡作非为”，而所结的果子就是自己女儿遭受的折磨，从身体的和心灵的苦痛，成为她们长久的身心折磨，在她们的青春好年华岁月中，那些梦想变成一个个的悲伤和修复悲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她们的人之尊严被撕破被拋棄了，它们的理想也归於无有，说是“悲剧”其原因就在於此。

　　而造成女儿如此苦痛的“父亲”，卻有一番承袭过来的“革命理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革命的理论”成了人性之中“罪”的本性的护身符，是一幕古老卻又是刷新的剧本，那“满腹男盜女娼”被“满嘴仁义道德”包装的丑恶戏剧之中，那一幕幕的场景，使我们不由得思想到耶稣的话语：

“沒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马太福音9:16-17）

现实也是根本的问题沒有解決，而採取任何美妙的“新布”，均无法改变人心的痼疾，美妙的新布就如同“锦繡”也无法把一件陈旧褴褛的衣服修补成功。因为人的旧问题沒有根本的解決，任何装饰都将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那时代“空头理论”所结出的恶果子，一旦失去了根基的理论，任何美妙的大话空话必将成为“虛空”的包装物，徒具华丽的外表，而沒有真实的內容。於国家社会，於人们和人心将其说成“毒药”也不为过，虽然那时代有“斗私批修”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整套革命的理论体系，是那么具有深刻人性改革的意味。

　　2010年，这部小说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在授予毕飞宇这奖项的时候，是这样评论这部小说：

“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於史诗般的宏大敘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那社会的全貌。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社会全貌所给我们的记忆之中的‘刻骨铭心’的往事，这部小说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给我们反思的机缘，借此可以使我们回顾以往，去触摸那个尘灰的历史陈跡，那个口口声声的‘大公无私’的口号中间，卻充满了人性之中的‘罪恶’，並且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充当着重要的催化剂，有人说那个时代我们的‘国家’处於‘崩溃’的地步，这话说得不为过，那不但是‘经济’上的‘崩溃’，也是社会文化以及人性方面的‘崩溃’。”

“哀莫大於心死”，是指人的希望死了，在小说的主人公“玉米”身上，我们首先看到了希望破灭般的死去，家庭之中那位“权威者王连方”的失势，是家庭的危机全面爆发，也多少的透露出“文化革命”的末路，而那个“走为上计”的王连方，完全沒有责任一般的採取逃避，留下的是女孩子的承当，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不健康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王连方当权之时，他的“欲望”膨胀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而他的德行伦理，也便死於这样的“胡作非为”当中，那个家庭的悲惨结局，已经悄悄地埋下隐患，堂皇的革命理论包裹起旧衣服的肮脏，卻被他“淋漓尽致”的表演，撕得粉碎。无论是在村子里的，是在县级的干部那里，还是在学校之中，处处可见这般的模式演绎着，似乎是那时代的一种模式了，一旦被“罪恶的观念”所捆绑，社会和人性就容易被扭曲，价值观念欲望化起来，慾念之中的“恶之花”，已成为“自以为是”的辉煌记载，让人们对那时代和社会的回顾，认识得更加深刻，令我们的省察更加深，想到此处不由得想到上帝的赦免宽恕，饶恕我们的罪，赦免那个时代之中的我们每一个人。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3节说：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让我们看到“信望爱”正是人类社会赖以长存的基石，也是健康社会的基石，而一旦失去这社会的基石，就是混乱和扭曲的了，而那些坚固的基石先失落於一个人，从而扩展至家庭，以致社会的层面，那是社会混乱的症状，也便是结局性的和必然的了。作者似乎就是想去“揭示”出这样的社会疾患所在，但是卻止步於此，在这小说的结束部分，毕飞宇抒发了自己的一些创作感想，他借用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的话来对自己的小说人物和事件加以诠释，认为自己是“创造性地描写解決问题”。或者通俗的说是：他是在指出问题的所在之处，以便留给他人加以评论，正视，从而加以解決，他似乎是一位检查病症的医生，而不是医治者，或者他仅仅是给人健康提示的大夫，而不负责其他事务了，但是作者自己的另一番话语。则隐约可见他內心之处对患者的担忧，並且他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说：因为还是缺少慈祥的根本缘由，此处的“慈祥”之缺失，岂不就是“爱”的性格化空缺吗？恐怕这也是作者內心深刻的反省，是他对人的反思，也是对社会的反思，那时代我们的社会正是缺少这样的慈善之心，人与人之间如此，不同人群也是如此，那确实是社会根本的问题缘由。

　　作为读者，我们常常有一种渴求知晓“主人公”命运的愿望，但是作者卻沒有给我们故事的结局，他只是陈述着这样的故事，或者这正是他引用亨利．米勒的“创造性描述问题”的设计，以这般构造而成的小说，会留给读者思想空间，小说之为小说或者正是如斯，但是我们仍然有寻找结果的性情存在。在苦於无门的时候，作者卻又似乎暗示一条出路，说是臧天朔的一次引见，使作者遇见了三位女孩子，並且知晓了她们的故事。是此次的见面，成就了毕飞宇的创作灵感，我们也会“想当然”的认为，那三位女孩子可能就是小说的原型了，这“依稀可见”的原型人物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似乎感觉到，她们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生活地位，她们确实需要从更高的观念层面得着带领和生活的引导，那样她们就会有新生命的变化而重获新生。此时惟愿上帝能看顾和安慰她们，在她们的心灵世界给予她们启迪，渴求上帝的爱借着不同的环境，使她们接近上帝的世界，以致进到上帝的恩典之中，阿们。（田立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