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东来的更正教宣教士
在2007年，教会热闹的记念更正教来华二百周年。其实，远在这之前，改革宗已经先发先至，到今算来该是三百八十年了。
荷兰是个小国家；荷兰改革宗一向是个小宗派；但他们是首先抵达亚洲的远方宣教先锋。第一位宣教士是干治士。
乔治．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生在德国Pfalz，母亲是苏格兰人。在欧洲三十年战爭（1618-1648）中，随父母移居以宽容知名的荷兰。在那里，他入荷兰有名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就读，1621年继升神学院，也就是十九世纪改革宗神学家凯柏（Abraham Kuyper）的母校。毕业后通过考试，干治士成为阿姆斯特丹中会牧师。
当时，改革宗是荷兰的国教会。进大学有雄心的青年，不是读法律踏入仕途，就是修神学服务教会；同样是安定舒适的职位，並且受到尊重。
有另一位青年单卡慈（Sebastian Danckaerts, 1593-1634）牧师，号召同工往东印度群岛。不过，他们的职责，限於牧养照顾那里的荷兰殖民者，不是向異教徒宣教。干治士接受挑战，撇棄安福尊荣，与单卡慈同往荷属巴达维亚（即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干治士被安排去摩鹿加群岛（Maluku Islands），成为那里的第一位牧师。
那时代派往的国外的教牧，被认为是殖民地政治节目的一部分，迟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仍然普遍保持这样的观念。他们流行传统“上帝，黃金，光荣”（God, Gold, Glory）的原则，但常是混乱或任意決定优先。年轻识浅的干治士牧师，偏要对真理执着，以道德权威，公开指责当地殖民地总督费伯（Jacques Febre）淫乱败德违法的恶行。不仅沒有结果，反使他成为不受欢迎人物，被赶逐出境，到当时荷兰的行政中心巴达维亚。费伯意犹未足，跟蹤诬蔑中伤干治士；后来虽然查明所控缺乏事实，但对费伯的恶行，当局亦未予追究。
当葡萄牙开展东方贸易的时候，曾有航海者到过台湾，看到那岛的天然景物，惊讶的叫“Ylhas Formosa!”意思是“美丽岛”；因此，“福尔摩萨”成为西方人给那岛的名字。但葡萄牙人着意经营澳门，未能顾及美岛台湾。
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澎湖群岛（Pescadore Islands）建立堡垒驻军。但只维持到1924年，明朝福建总督的军队，就把他们当作海盜赶走。荷兰人並沒有扬帆远航，而於1624年末，移到了台湾西南部的安平港，在那里建造堡垒（Fort Zeelandia），华人称之为“红毛城”。
有了这个据点，渐渐建立起荷兰殖民地，以其传统冒险耐苦的精神，高度组织能力，经营建造。几乎是接踵而至，西班牙於1626年，由马尼拉派舰队佔据尚属空虛的台湾北部，在基隆，淡水建筑堡垒，设立政府，为久远之计。荷兰人屡试把他们赶走，但缺乏足夠的兵力。在1642年，菲律宾不稳定，西班牙人才主动撤退。
在荷兰统治下，商人，水手，兵士，在当时的荒岛上迅速增加起来，最热门的贸易项目，是收购土人猎取的鹿皮制革，输往日本或中国，可以获得厚利，或种植甘蔗制糖，採伐樟木。中国沿海的移民也来了，向荷兰当局租地垦殖。还有一种可以获利的事业，就是从事海盜，劫取商船。当然，那时欧洲的海盜与海军，在技术上相同，所差的是名义。在台湾和日本海域活跃的郑芝龙，就是得荷兰政府许可的著名海盜。
1627年，干治士牧师抵达台湾。但他不满足於仅在东印度公司殖民者中工作，而到附近的新港社，开始向原住民宣教。
台湾岛位於日本和菲律宾之间，其土人被后来的移民排挤，渐侷限中央山脈地区，所以统称为“高山族”；其实有不同的部落，与日，菲，夏威夷，並马来半岛的原住民，都是来自太平洋岛屿，语言风俗略有差別，但人种则相似，与汉人则不相同。
干治士牧师先博访周咨，了解原住民的生活习俗与宗教，然后说服公司当局，深入各村社中，进行向他们的宣教。他单独披荊斩棘，艰苦可以想见，辛勤工作一年半之后，约有一百二十名承认皈信基督，只是对於真理认识尚浅，未曾受洗。
1629年，一名阿姆斯特丹宣教士祐纽斯（Robert Junius）来到，协助干治士，二人同心，同工，同劳，效果显然增进。信的人很多，成为有史以来更正教在亚洲的第一个宣教地区。
这二位早期宣教士，不仅有火热的心，並且具有远见卓识。他们沒想到度假，而是立定心志，着力学习语文；不是以能夠应付会话为足，而孜孜屹屹，深知非十年努力不为功。
他们也知道文字事工的重要，翻译圣经为当地语文，最先完成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祐纽斯並翻译了基督教要义和教义问答。干治士有名的著作台湾岛志略，更是最早期的权威记述。
荷兰归正教，不是只用外来宣教士，也培养任用本土教牧，有数十名加入宣教教导行列，並肩作战，於发展教会增长有很大效果。照荷兰归正宗的规章，成立了两个中会。
荷兰宣教士们，也知道重视基督教教育，宣教的同时，建立最早的基督教学校。入学就读的学生，一度曾达六百余人，有八位荷兰教师，及五十四位本地基督徒教师，以五种重要的本地方言教导，並在下午教荷兰语文，以求更有效的开发民智，达到传播的目的。祐纽斯更且建议，就学生中选拔四至六名，送至荷兰深造，以为将来的成就，将远出荷兰教士之上。可惜，荷兰学校教师中，有的品德不端，其中一名恶行昭著，且被土人斩首。
他们对於土人，並不歧视或鄙视，视在基督里蒙救赎的信徒，是成为神家的人，合而为一，不再是外邦人，因此，不能不赞成異族通婚。这在当时是很进步的观点，与白人优越的想法，冰炭不相容，卻不是不符合圣经的。后来继起到台湾宣教的马偕等人，才遵循这样的原则。
干治士多年冒险犯难，朝惕夕干，席不暇煖，忙於宣教，仿佛是“灵魂待救，何以家为？”迟至1936年，与东印度公司当局发生意见，可能原因是对原住民教牧待遇及经费问题，干治士离台湾往巴达维亚，才找到时间在那里结婚。同年末，他卷土重来，回到他所爱的“美丽岛”。这次工作时间较短，只维持到1638年，就返去德国。几年后，似是得到鼓励和支持，干治士有意凭信心三度来台宣教。他启程往巴达维亚，到了那里，卻被留作当地的教牧，並任拉丁学校的校长。
1647年四月，更正教到亚洲的第一位宣教士干治士逝世。台湾名胜的日月潭，西方地图有的仍沿用“干治士湖”（Lake Candidius）之名，就是为纪念他。
到1643年，祐纽斯离开台湾，据纪录，岛上有约一万七千信徒，受洗的成年人五千四百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台湾土著，少有中国大陆新来移民。
荷兰人在台湾宣教，正像佳种落在初垦的沃土上，比较容易生根。原因是原住民的宗教，只是精灵崇拜，不像大陆来的移民，有儒家及佛道的信仰背景，所以接受基督教是相当单纯的事。当他们听到福音真道，会全个村落，部族的群体皈信；这样，也就不会受到压力及迫害。
1644年，明朝覆亡。
原来海盜出身的郑芝龙，曾一度转而效忠大明朝廷，看到朝廷逃难，就投顺满清。但郑芝龙和日本侍妾所生的儿子名叫大木，卻不直其父亲所为，继续忠心事奉逃难南奔的小朝廷。明帝看这年轻人忠诚可嘉，赐姓“朱”，名成功，成为与皇帝同姓，所以称为“国姓爷”。
其实，郑成功这位“爷”，还不到二十岁。他号召群众，立志恢复明室。来归从的同志，一时风起云涌，气势相当可观。他一都率领军队，从舟山登岸，转战江浙，进薄南京。但后援不及，统御困难，遭受败绩，退守廈门，金门海域，侷促飘搖。只侵掠沿海地区，终非久计；为了寻取较稳固的基地，郑決定要进入台湾。
郑成功带着号称二万五千军队，在安平附近着陆。那时，台湾的各种人口总共只约有二十万，其中晚来的中国福建沿海移民及流动人民，超过原住民和荷兰人；远航半个地球，孤悬海外的殖民者，对於主权爭夺的前途胜败，不难预见。但“红毛人”勇敢不屈，婴城固守，攻守战长而惨烈。郑军对付忠於敌方的军民，包括宣教士和无辜的婴孩，都视为非我族类，而加以屠杀。
有一位翻译圣经的韩博罗（Antonius Hambroek），在堡垒外的村落工作，因而被俘虏。“国姓爷”命他进入城堡，劝谕守军放棄抵抗。但韩博罗卻鼓励他的国人坚持奋战。总督告诉他，为了安全，沒有必要再回敌营覆命；韩卻固执守信，要循交战惯例，不顾两个在围中的女儿，回去见郑成功。国姓爷把他和俘获的宣教士並家属，一起公开斩首示众，连妇女婴孩也不能倖免。据说：后来荷兰人被迫撤退，韩博罗遗下的一名女儿，年轻貌美，被收为国姓爷的妾媵。1662年，郑氏家族接替荷兰人，成为台湾的统治者。
按当时的观念，所有为荷兰人工作的人，都算是通番，包括通译，宣教士，和高山番族，都打入異类。这样，基督教一起受到迫害，是难免的事，几乎是当然的。原住民虽然失去了土地，财富，但仍然有不少人保守他们的信仰。
郑成功以三十九岁的英年崩逝，由他的世子郑经继位；不成器的“经儿”放棄了反攻的理想，纵情声色，也是早年撒手而去。在他死后一年，幼子克塽降归了满清。时在1683年。
郑氏和满清更迭统治，至1895年割台湾给日本，对“高山番”和基督教的迫害，是唯一持续的政策。不过，当年在亚洲第一宣教地区植下的信仰，仍然不绝如缕，並沒有被连根拔除。在今天的台湾，偶像和色情遍地，乌煙瘴气，被称为“当世哥林多”；在比较清洁的山地，不仅出产水果，也在基督教冷落的情景下，番社教会虽然沒有富丽堂皇的教堂，沒有在象牙塔里皓首穷年的神学家，他们有的是原始单纯的信仰，坚固清洁，一枝独秀，结出属灵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