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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抑郁的阴霾(六)

对抗抑郁症

朱瀅蒨

 

  2007年九月,我第一次见医生。我不断想着应该如何向一个陌生人透露自己的感受,要知道这一向不是我擅长的事;医生是非常专业的,他先让我和他独处,在他的诱导下,我罕有的说了很多,而且哭得很厉害。我一向很少在人面前流淚,可是医生就是有本领让我在同一时间做了两件自以为不可能的事。最后,他把妈妈叫进诊疗室,正式宣布我患上了严重抑郁症,给我药物后着我回家好好休息,两天后回去覆诊。

  那个晚上我吃下了人生第一颗情绪药(正确点说是半颗),並在沒有酒精和安眠药的情況下尝试入睡。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听医生的说话,他要我答应他不再喝酒不再吃安眠药。自懂性以来,“答应”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实践”才是问题,因为我从不重视承诺;一个惯性说谎的人怎可能重视承诺?可是那一次和之后的所有时间,我就是会莫名其妙地听他的话;我只可以说,他是我少数欣赏和敬佩的人。

  情绪药的威力惊人,它让我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晚:我虽然一整晚躺在床上,卻是几乎沒有睡过,不知名的怪声在我耳边隆隆作响,像很嘈吵的冷气机,我感到血液在迅速流失,我整个人动弹不得,四肢疼痛不堪,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把右手放在左手的脈搏上,我想知道自己是否仍然生存。这情況维持了好久,像一辈子那么久。

  第二晚,我几乎是哭着哀求妈妈不要给我另外那半颗药,可是妈妈不肯,我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它。情況大致与第一晚相同,只是沒那么惨烈,我入睡了一段时间。这一晚,亦是沒有酒精和安眠药的第二晚。

  覆诊的时间终於来到,在覆诊前妈妈和我去了附近商场买口香糖,我给收银员一堆零钱,她数了数后说我给错了钱,我非常不忿,几乎要跟她正面冲突,最后妈妈及时把事情解決。在去医务所途中,我仍然不断激动地強调自己沒有错,妈妈卻沒有多说什么,但我知道她很惊讶,因为我一向很少发脾气;虽然事情的对错已经很明显,可是我仍然觉得错不在我,是真心的觉得。

  见到了医生后,我急不及待告诉他这件事,因为我仍然深深不忿,他平靜地说:“病征来的。”那一刻我才惊觉自己病得多严重,原来我已经丧失了心智,也丧失了自我,我开始明白什么是他口中的“严重抑郁症”。他很仔细地问我吃药的感觉,我也如实回答,他说这是正常的,因为第二晚的不适有減轻的跡象,他高兴地宣布我们应该用对了药;我卻沒有太大感觉,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高兴,我只知道自己病入膏肓。

  他再次诱导我说了一些心底话,我又哭了,並觉得自己很沒用;他说不要紧,而且我是必须对他坦白一切的,最后他叫妈妈进来,简单解释了我的情況和给我药物,这次的覆诊期定在一星期之后。医生很好,有些事情我吩咐他不可以告诉妈妈,他真的沒有说;他说这是他的专业操守,虽然他未必认同我。

  我不想妈妈知道一切,是怕她不开心,怕她內疚,但同时我又觉得自己很可笑,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就是想她不开心,想她內疚,为何目标达到时我又忽然关心她的感受?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对她的爱比恨多很多;我可能误会了自己,也可能误会了她。

  那一星期我再沒有流过一滴淚,因为药物令我的脑袋完全停顿,令我沒有情绪起伏;我不是变蠢了那么简单,我是变了一个沒有脑袋的人,我什么也想不到,一片空白,连报纸也看不到。让我尝试形容那感觉:我看到字,也明白当中意思,只是我的头颅是空的,所有內容不会经过脑袋,经由眼睛直接飞到宇宙去。我呆呆滞滞的,妈妈问我财政方面的问题,我不是不想坦白,而是我根本什么也想不到,我连讨厌自己变得如此笨拙的能力也沒有;我根本就是一个会行会走但脑干死亡的植物人。

  从那时起,我沒有再见我的朋友,甚至沒有接听电话。我知道他们很担心我,但我实在沒有能力解释和面对;后来我在自己的网誌(blog)中简略地说明了情況,我已经不再是他们心目中那个总能带来欢乐气氛的伶牙俐齿开心果,我连让自己快乐的本领也沒有。酒肉朋友很快已经全部自动消失,剩下来仍然锲而不舍地希望关心我的,全是我的知己好友;虽然我离开了,但他们卻一直坚守在原地等我,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再次覆诊的时间很快来到,我告诉医生自己沒有了脑袋和感觉,他说这是药物的反应,待我适应了以后,它们是会回来的。他知道我担心自己变蠢,坊间也有很多人说情绪药会令人更痴更呆,他用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一切,不知怎的我选择了相信他,可能是因为除了相信他,我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他也教我如何在沒有思考能力和感觉的情況下重组生活,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知识:三餐要定时定量,饿了要吃不可瘦身,尽可能做点运动,作息要定时,不要午睡,不想见人便留在家,不可喝酒也不可吃安眠药,要准时吃药,不可自行停药或改变分量。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卻像幼稚园的学生般学习如何过日子;我更可悲地发现,他所说的,我真的全部也要重新学习,抑郁症在一瞬间已令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我变成一个低能。医生看穿了我的想法,不断強调只要过一段时间,我必定会好起来,我的智商也会回来,我再次选择了相信。

  医生沒有骗我,我的思考能力和感觉真的慢慢回来了,我也沒有骗他,我再沒有喝酒和吃安眠药。感觉回来的坏处,是让我再一次被悲伤吞噬,很多时候我会不受控地哭闹,把爸妈弄得很狼狈,我会在房里大吵大闹,乱丟东西,书呀,椅子呀,手提电脑呀,药物呀…全都成了我的出气对象,当然爸妈也不例外;我埋怨他们把所有责任都归咎於我,“因为我才不离婚”是他们常说的话,也是我一直很讨厌的话;其实他们的決定与我一点关系也沒有。

  从小,每次他们闹离婚,我也拍手叫好,差点沒开香槟庆祝,因为我太厌倦亦看不起他们的相处方式。在现今这个世代,离婚已经是很普遍的事,可是他们就是喜欢把我当成他们“痛苦但分不开”的原因。他们经常分別跟我抱怨对方,大数对方的不是,把对方说成一辈子的仇人,说一早已经不爱了,说对方摧毀了自己的生命。我明确主张他们分开,爸爸给我的反应是:“你认为离婚可以解決问题吗?”妈妈给我的反应是:“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你想怎样?”我的反应是在心里骂脏话。

  爸妈从我小时候已经常骂我看不起他们,我承认我是,但我真的沒有办法认同他们的做法,亦真心觉得他们真的很愚蠢,是互相依赖同时互相相害的表表者,也是两个自以为伟大卻其实自私得要死的白痴。他们自以为为家庭为对方为儿女付出一切,其实也只为自己:一个沒有信心一个人生活因而要依靠另外一个,一个明知爱错了人卻因为极其执着和主张完美主义而不肯放棄自己的婚姻,卻从不知道自己的自私无情伤害着身边的人。

  每次哭闹,我也会想起这些,他们的伴侶他们的路他们的不肯放手是自己选择的,我的病卻不是,为何是我?由出生以来,我从沒有选择权,我沒有选择童年所受的伤害,我沒有选择爸妈对我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我更沒有选择抑郁症,为何这一切都选上我?为何不可以是別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傻,自我选择用放棄自己的方式来复仇的那天起,我所受的苦其实已是注定,是我选择的。

  之后的每次覆诊,医生也不断开导我,我也沒有听进很多,我只关心我何时康复和何时可以复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分斗心,我要战胜抑郁症,我不但要胜利,我还要速战速決。医生也教我到政府医院看精神科,因为那里的药物比较便宜,如果我能夠让他们开出我需要的情绪药,我的医疗费用会轻省一点。

  那时候,爸妈已经替我还清所有欠债,我口里道谢並承诺不再乱花钱,卻沒有把承诺放在心上和真心感激。我只是有点惊讶,一向把钱看得很重的两人转性了吗?我想他们是怕债主临门而已。我有点不解,我也未怕他们怕什么?我不怕的原因是:“沒事的!死罢了!”反正我知道距离那天已经不远了,只是那一刻,我不想跟抑郁症死在一起而已。

  到政府医院的精神科看医生简直是挑战人体极限,那里的环境差得不得了,正宗的“痴痴呆呆,坐埋一台”。精神病人聚集在一起的威力很惊人,看着他们,我极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的一分子,但亦是因为他们,我才有決心要尽快好起来;我不想也不会容许自己像他们一样,我不可能接受自己不但不再聪明,而且更疯了!我感激妈妈陪伴我到那里去覆诊,虽然她为我做了很多,但那是我病了以后首次真心感激她。

  除了定期覆诊外,我每天下午也会到健身室做大量运动。很久以前我花了差不多三千元买了两年健身会籍,可是卻一直把时间花在工作和饮酒上,根本用不着。在停工及开始看医生后,时间太多,我不想见朋友又不想去街,可是留在家也不见得感觉舒服,惟有一整个下午留在健身室,跑步焗桑拿(sauna),消磨时间顺道让自己出一身大汗;反正医生也说运动对我有益,因为会释放快乐贺尔蒙,我也会快点好起来。

  沒有酒精沒有安眠药加上大量运动,我在不知不觉间瘦了很多。我仍然会久不久便哭闹,有时爸妈会知道,有时不会,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会比较好,因为我仍然不懂跟他们相处。爸爸也上教会了,他们在教会认识了一班好朋友,妈妈放在事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她问我会否觉得被冷落,常常一个人会否觉得闷,是否需要多点陪伴我,我连声说不。我一个人根本沒问题,至少比跟他们相处好。

  我有想过,如果她早二十年问我这些问题,一切会否跟现在不同?我的人生会否好过一点?可惜人生是沒有如果的。

  “生命是一个过程。可悲的是它不可以重来;可喜的是它不需要重来。”这句话是很久以前,我在看完刘德华主演的童梦奇缘后写下的。

  2007年十一月中,在我把自己隔离了足足两个多月后,我终於鼓起勇气跟我的好朋友吃了个晚饭,当面跟她说明了我的病情。我们是中一那年认识的,那一晚之前,我一直以为已经跟她说了很多自己的事,其实不然;我连对自己也交不出全部真我,更何況是对其他人?但这个好朋友卻从来沒有离棄我,即使我多任性多自私多自大多虛伪,她也一直在我身边,更重要的是,她一直信任我,连我也觉得自己信不过的时候她仍然会相信我;我实在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从小,她便是我生存下去的其中一个最大原动力。

  我不怕失去生命,但我怕失去她。

  跟她见面后,我以为自己好多了,谁知很快又一次被莫名的具大悲伤击倒,那是我第一次想认输,第一次觉得我不可能战胜抑郁症。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定了那一天为“复出”的日子,我休息夠了,我要重新过生活了。那天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们去海洋公园,她们全是我的知心友,我们在大学认识后一直做了多年好友。在我隔离自己的日子里,她们明知道我不接电话,也会每天传短讯关心我,又会在我的网誌上留言鼓励我;我知道她们也很重视这一天,我也一样。

  那天我应该用“完成任务”来形容,比“玩得很开心”来得贴切;当天晚上看回照片,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很好,终归也是我胜出了,早说过我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到,这次也不例外,下一步是复工,然后一切将会回复原状。

  我肯定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快找到工作,在圣诞数天前正式上班,这一次我再沒有临阵退缩,我又回到老本行,而且已经是个一人之下的年轻经理。新同事说我这个年纪能当经理很罕有,我不认同,因为这是我应该做到的,老板也很快肯定了我的工作能力,说我适应能力很強,用了几天时间已经能夠以公司为家,我也不认同,因为这也是我应该做到的。

  老实说,在第一天上班的第一秒,我已经知道自己力不从心;无力感依然強烈,抑郁症也如影随形,只是公司內沒有人察觉到而已。四方八面的讚美再也不能令我沾沾自喜,因为我自己知自己事,我只是在熬,我必定再次倒下,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不久,我要到大陆公干三日两夜,妈妈和一众好友也很担心,医生亦不想我去,我当然沒有理会他们;在工作上,只要是我的责任,我绝不容许自己欺场。结果,那三日两夜过得很快,我几乎被工作淹沒。回港后同事们说我的脸尖了,上磅后我发现自己在那三天里瘦了五磅,才惊觉那三天原来真是过得很辛苦很辛苦;这是身体告诉我的。

  我仍然定时覆诊,卻沒有把自己的软弱告诉医生,只告诉他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增加了服药的次数;我打算继续自欺欺人。医生卻洞悉一切,他已经在为我辞职作准备,说支持不下去沒关系,说欲速则不达;我心里明白,卻仍然未想就此放棄。爸妈和好友们也知道我很辛苦,常说辛苦便不要撐下去。其实,我比所有人也更早知道自己势必倒下,我只是想站久一点,天真地希望人生可以这样站久一点再久一点便到永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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