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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克和克林姆艺术看世纪末抉择

陈韻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另一个时代变革的重大过程。只是其发端並沒有重大的英雄事蹟与革命伟业,它发端於思想革命。但是这种思想革命,绝不亚於上世纪拿破崙革命带出来的骚乱不安。唯一的差別,是政治革命可以透过军事武力,在短时间內世代交替,而思想革命,潛伏期卻非常之长,影响力也更加深远。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时,大家已对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物种演化,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理论耳熟能详,马克斯(Marx, 1818-1883)的政治经济理论,也后继有人的传承思想,並将成为二十世纪共产世界的理论基础。除此以外,至少有几个思想革命还在酝酿,並即将於二十世纪初爆发,其一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性心理学—那被压抑掉的潛意识,其实主导了我们很多的行为与思想,而最重要的潛意识能量,是性慾。另一是相对论与量子理论这引发科学思想革命的重大突破。不管是已发端或即将发端的思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绝大部分的后知后觉者,都未曾料想到这对二十世纪会带来多严重的影响。
  正是在这思想界即将爆发重大革命的关口,突然迸出一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以其锐利不可挡的气势,像先知般对整个时代发出预言—未来的时代将是上帝死亡的时代,人与人将彻底疏离,能在这时代继续发挥影响力的,是強者,是超人,是以意志战胜一切的人。

尼采与孟克:绝望与吶喊

  尼采的思想,非常快的就影响到心灵敏锐的艺文界,至少音乐家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艺术家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与克林姆(Gustav Klimt, 1862-1918),都受到尼采很深刻的影响。

  孟克的绘画中,基调一直跟病痛死亡,孤寂,衰老有关。这些基调,他不仅用重复多次绘画相同主题,还用雷同主题重复表现。
  譬如病痛死亡这他一直重复绘画的主题,就是透过“病童”(The Sick Child)这幅非常有名,他又多次重绘的画。


The Sick Child

  这幅画,显然来自他幼年时姊姊过世,母亲过世的印象。为了表现对於病痛死亡的痛苦,孟克在涂上很厚的颜料后,便不停的用刀笔刮擦,以刮痕加強痛苦感。孟克说:“我曾在这一年中把这幅画反覆描绘很多次。我把颜料刮掉,用松节油洗掉后,多次设法找回那最初的印象。那紧贴着枕头,透明而苍白的皮肤,那发抖的嘴唇,和那发抖的双手…,我刮掉了一半的颜料,留下一些刮痕。就这样,在一边画一边搜寻着过去的记忆时,我发现,我的睫毛也成为最初印象的一部分,而我所说的睫毛,正是反映在画面上的那些阴影。”
  也正是因为这些潛在记忆,孟克艺术的死亡主题中,经常浮现家人。
  另外一幅让人印象深刻的,关系到病痛与死亡的作品,就是“过世的母亲”(The Dead Mother and Child)。画中年幼的孩子拿手摀住耳朵,他身后是已经过世的母亲,孩子好像想透过摀耳不听,否认母亲的死。正是那摀耳的动作,显出对死亡的无奈无助无力。


The Dead Mother and Child

  孟克对艺术的理念是来自自然主义作家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自然就是透过性格看到自然界的一角”,和汉斯.耶格尔(Hans Jaeger, 1854-1910)“艺术家面对艺术,应当把经历放在首要”,孟克说:“我原先是一个印象主义者,但是当陆续经历剧烈的痛苦,和放荡不羁的生活中的曲折遭遇时,印象主义便不足了。我不得不把困扰我心灵的东西表现出来。”
  至於疏离的主题,孟克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吶喊”(The Scream)。
  孟克说:“我疲乏不堪,病魔缠身,当我停下腳步,朝峡湾的另一方望去,太阳正缓缓西落,将云彩染成血红。我彷彿听见一声吼叫响遍峡湾,於是我画了这幅画,将云彩画得像真正的鲜血,让色彩去吼叫。”


The Scream

  透过“吶喊”中波浪般的,有回音效果的线条,血红的不快颜色,与近似骷髅般的身影,孟克呈现出他心灵深处的绝望与抗议。

孟克笔下女子的影射


孟克自画像

  孟克曾与一个女子朵拉.拉森交往,但两人相处的过程显然並不愉快,致使孟克日后回忆起来,充满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的情感,加上孟克深受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普日贝谢夫斯基(Stanislaw Przybyszewski, 1868-1927)“性慾是生活首要內容”的观点影响,因此,在孟克的绘画中,有非常多与女人相关的主题。
  不过,这些与女人相关的主题,女人绝不是主体,恰相反的,女人成为一个象征,她们与性慾的交织连结,象征孟克对孤寂,死亡与內心深处的邪恶的无力感。
  因此,孟克笔下的女人具有非常矛盾的面貌。女性是清纯的,是邪恶的,是杀死男人的,是赋予男人活力的,女人是生命,女人也是死亡,女人是黑色的,女人也是红色的,女人使男人生机勃勃,女人也使男人因嫉妒而毀灭。
  譬如他最常画的女性主题之一,是女性的三个阶段—由青春步向老年,或一群女人站在桥头向桥下望,而桥下,是黑幽幽的深洞,黑洞既是一种性暗示,更是一种对生命凋零的危机感。孟克也喜欢透过对女性涂以不同色彩,或黑或红或白,来暗示女性的热情与罪恶。而最惊悚的绘画作品,就是把宛若受到惊吓的少女沈浸於红色背景中,让观画者不由自主把初经来潮与不祥感连结,彷彿少女一步入青春就是个受害者,但是,冲突的是,孟克更多作品把女人变成吸血鬼或杀人兇手,或影射成因淫荡导致男人妒忌受苦的孤寂元兇。


妒忌 Jealousy

  孟克自己对“女人的三个阶段”(The Three Stages of Woman)这幅画的描述是:“深色女人是修女,是女人的影子,是痛苦与死亡。裸女是生活与欢乐。浅色女人面向大海朝无限走去,她是期待的象征。而右边,有一个男人在受苦,他不明究竟。”


The Three Stages of Woman

  孟克笔下女人的对立矛盾,让观画的我们不得不看出女人其实只是孟克心灵的象征,孟克对生命何其无力,对死亡何其恐惧,对孤寂何其无奈,对爱又是何其的渴望。所有的无解生命,都变作画笔下女人的冲突矛盾的呈现。

孟克笔下的基督

  孟克晚年有饮酒过量,已到需要诊治的精神危机。孟克不停画着自己的自画像,他说“绘画是我的日记…,沒有这些画,我就一无所有了。”他的自画像,越到晚期越是苍白无力,看来的确是个对生命疲惫困顿的垂垂老者。
  孟克深受尼采影响,甚至为尼采画像,但孟克的生命观,距尼采“超人哲学”是何其之遙。
  他画了一幅十字架受难像(Golgotha)。的确,画中基督已死,人群背离基督,人与人之间也漠然疏离。画中沒有人是超人,所有的人都在受难,因为画家孟克尽管如此心仪尼采,他卻不是超人,他惧怕死亡,惧怕孤寂,对生命也完全沒有答案。


Golgotha

 

克林姆与尼采:世纪末的华丽

  另外一个深受尼采影响的画家,就是克林姆。
  克林姆身处即将瓦解的奧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彷彿是感受到华丽之都的世纪末,克林姆的画比之孟克,多了很多神祕象征与灼热情慾,也比孟克更強调爱与死的冲突,並在变态与原罪中加入神经质的美感。因为更強调情色,他比孟克要戏谑玩世不恭许多。


克林姆 Gustav Klimt

  如果说孟克经常是透过惊悚呈现他对生命的绝望,则克林姆是根本就不在乎对生命有沒有答案的,要不选择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反讽,要不把性爱作为生命的唯一內容。
  譬如他为大学(for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礼堂设计“医学,法学,哲学”的主题,把“哲学”描述成恍惚状态中,人们无法自我控制的匍匐前进。图画左边是人群出生,生活,死去。右边是地球,用来表示宇宙的奧祕,下面的发光体是知识。构图中明显的不再呈现理想,黑暗战胜一切,知识无用。克林姆将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与尼采的思想,发展成世界是在生,爱,死中不断轮回的盲从力量。
  然后,克林姆又将法学设计成黑暗战胜光明,现代人活在不安中,唯有性才是解放的力量。
  至於医学呢,画中医学根本抵不过人类的命运。健康之神简直就像是致命女人,病人的肉体被命运撕扯,被激情痛苦控制。


哲学

医学

法学

法学

 

  当这几幅图引起爭议,大家爭相批评时,克林姆卻肆无忌惮的画出“金鱼”(Gold Fish),又名“致我的批评者”(To my critics),画中一个女子屁股朝向观画者,表情充满不屑,无所谓的嘲讽。
  克林姆对生命像孟克一样无解,但他根本无所谓,嘻笑玩弄着所有的冬烘八股,也嘻笑玩弄着对生命渴望认真负责的人。

克林姆笔下女子的影射

  克林姆自己拥有非常多的女人,他跟模特儿们也经常嬉玩性爱。他画了很多春宮图。
  不过,克林姆笔下的女人,一样具有非常多重的面貌。女人是“朱迪斯”(Judith),足以让男人致命。(註:朱迪斯是十九世纪末经常出现的女性象征暗语,典故出至圣经中的希罗底,是她促使施洗约翰被处斩。但十九世纪末,朱迪斯幻化成充满情慾的女人,她使男人无法自拔的爱恋,而死於情慾,因此,朱迪斯成为“致命女人”的象征,是男人对自身情慾无法自控下,对女性的指控。)但克林姆的画作“期待”“满足”“希望”,主角卻也是女人,而女人,也一样变作克林姆笔下生命与死亡的象征。
  克林姆曾为一总体艺术展览会场设计“贝多芬饰带”(Beethoven Frieze)。他将核心主题置於“渴望幸福的人”“敌对力量”与“快乐胜利颂”三方向。“快乐颂”(Ode to Joy),克林姆将之诠释成“男女的性爱”,又把贝多芬居中,如弥赛亚,宣告世纪末,将是艺术方能拯救世界。


Beethoven Frieze(按图显示大图)


Beethoven Frieze(局部)


Beethoven Frieze(局部)


Beethoven Frieze(局部)

  这几幅画再度引发爭议,因为这绝对不是对生命倾向严肃思考的贝多芬与他创作的第九交响曲中之“快乐颂”的原始含意。

克林姆笔下的基督

  克林姆沒有宗教画作。只有一幅风景画(Bauerngarten mit Kruzifix),画中出现一戶人家的信箱,信箱上掛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受难,在这里变成风景中的点缀,家用品中的装饰。


Bauerngarten mit Kruzifix

  很多人喜欢将克林姆的艺术,称之为“世纪末的华丽”,因为克林姆死於奧匈帝国解体那年,而克林姆笔下对生命对死亡之无解的漫无所谓,对性爱之成为唯一的生命內容,也让太多人不安。
  於是透过孟克和克林姆这两位同样受尼采影响的艺术家,我们发现“上帝已死,超人甦醒”的尼采式呼喚,只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起始思想,它无法成为终站。经过尼采,人们终将在三条岔路前作抉择:发现自己无法作超人,卻已陷入疏离困境生命无解的绝望吶喊?以性爱为生命唯一內涵的世纪末艺术式华丽?还是成为浮士德,奋斗一生后,等待死里复活的上帝的救赎?

尼采与二十世纪末

  与尼采同时的另一个思想家文学家是杜斯托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他与尼采有非常多惊人的相似,但卻有最根本的不同。杜氏在其作品中,一直不停出现的人物,非但不是超人,甚且有生理上的软弱,诸如癫痫,或过於纯真到很容易被欺骗。但这些软弱的人们,是杜氏笔下的灵魂,杜氏透过这些人物,不停阐释他对苦难世界的理解:上帝未曾死亡,上帝是透过十字架承担人世苦难,並以复活能力给人新生的爱,让人与人之间可以透过爱,互相承担苦难。杜氏在其作品中不安的说:“如果沒有上帝,凡事都可行!”也在作品中不停吶喊:“上帝,救我!救我这个罪人!”
  思想革命比政治军事革命速度慢卻影响深远,尼采的影响威力到二十世纪末仍未消減。人类的思想史,一旦有关键性的发端,这发端势必持续进展,成为一条不归路。
  二十世纪末,艺术家笔下仍旧有属於世纪末的死,绝望与吶喊,或世纪末的性爱感觉高峰。只是男女阴阳对比不再是唯一的暗喻,同性间,也可以出现暗喻。於是Joel-Peter Watkins的“丽达与天鹅”,陈述男与男的爱恋,卻充满死与绝望的气息,而画家沙乐美的艺术作品,陈述女与女的爱恋,卻以其毫不遮掩的性暗喻,強烈的色彩,表现性高峰经验。
  恰像十九世纪末有个马勒,二十世纪也有个夏卡尔(Marc Chagall, 1887-1985),他橫跨整个世纪,因其犹太种族,经历同胞惨酷的迫害屠杀。夏卡尔笔下有战乱,也有象征爱情的玫瑰,但十字架,永远是他绘画中的核心。上帝在他心中未曾死亡,且与他同走愉悅,苦难,欢笑痛苦交织的人生。
  世纪末,不只是时间历史的向度,也是人心的向度,人们在心中永远要面对一个抉择—选择绝望?性爱的华丽?还是相信上帝永远活着,等待来自上帝的救赎?即使跨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心中,还是有一个永远的世纪末,等待作出抉择。

(作者陈韻琳为心灵小憩负责人。本文原载於心灵小憩,蒙作者允许同载於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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