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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论英明领袖的条件

天涯过客

 


苏洵画像

  宋苏洵(1009-1066)论人主须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方能驾驭英才,成就伟业。时至今天,此话仍有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遑论一邦或一国之主,就是一小小的社团首领,也应具有此三条件方能推进业务,将会所发扬光大。

  会中人才济济,各有所长,作为首领的定要明察秋毫,将每项任务托付给最有资历负责的人,他方能胜任愉快,将事件处理得井井有条,速奏奇功。若首领具有知人之明的眼光,会中必用无遗才了。然此话谈何容易,知人之明隐含着深湛的才智学识,忍耐的细心观察,和果断的明确选拔。

  单有知人之明是不夠的。领袖本身亦要有才德足以服人的条件。经纶济世之才不是蝇营狗苟之徒,可以呼之必来,挥之则去的。这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楚材晉用的例子。最为人知晓的三国时姜维本是魏将,后为诸葛亮降伏,在西蜀度过戎马一生,蜀亡后为刘禅效死。清初名臣范文程,家世显赫,是北宋抗击西夏,拱护边陲的儒将范仲淹十八世裔孙。故乡抚顺沦陷后金(即清末入关前称号),后被清太宗提拔,参与军政。运筹帷幄,用反间计杀掉明将袁崇煥,用阴柔策劝守边大将洪承畴归顺。清兵顺利入关,定鼎江山,范文程居功甚伟。很显然,姜维和范文程同是楚才晉用,彪炳史策。蜀相诸葛亮和清太宗皇太极发挥用人之才到极端。

  最后一条“容人之量”是人主最难做到的。人总是有缺点,天下奇才也不例外。用人能取其长而包含其短便需要有汪洪大量了。唐太宗李世民最懂其中三昧。开国名将尉迟敬德恃功生骄,凌侮同僚。唐太宗多方容忍他而在背后训劝他。所以君臣能全始终。太宗乃历史上难得的明主也。用人能“內举不避亲,外举不忌仇”方能做到尽善尽美,前句只不过是“知人之明”罢,后句能用仇敌便需要“容人之量”了。三国时曹操有此本领。我们且读资治通鑑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的记载:

官渡之战,袁绍使陈琳为檄书,数操罪恶,连及家世,极其丑诋。及袁氏败,琳归操,操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所撰的檄文,文笔锋锐,是中国文学史上五大檄文之一。数曹操父为宦官曹腾养子,腾与其他宦官“並作妖孽,饕餮放橫,伤化害人”。又揭发操“残贤害善,专制朝政,发掘坟陵”之罪。三国演义对此事有戏剧性的描绘。

陈琳反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刀斧手满以为他犯了弥天大罪,将他押出,准备推去斩首。操命释其缚,用为记室,管理文书。

  明毛宗岗极力推崇曹操此优点:“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又似乎宽;不追关羽,而全其节,则又似乎义。”
  能全部符合苏洵三条件的,似乎只有水浒传中的梁山头子及时雨宋江。现抄下民国小说家张恨水论水浒人物中矮腳虎王英一段:

若以此论宋江,则几乎能兼之矣。试观水浒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齐,性情各異,而或重情义,宋即以情义动之;或爱礼貌,宋即亦礼貌加之;或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於是指挥若定,一一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轻生死,宋即处心积虑,觅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仅予之而已,且使扈拜宋太公为父,以增高其身分,俨然周公瑾所谓:“內托骨肉之亲,外结君臣之义焉。”宋之用人手腕,真无孔不入也哉!谓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则矮腳夫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顺之杀卻刘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与之火拼,重色如此,薄义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武夫,卒满足其慾望而別用之,以后下山细作,常常差遣此一长一矮之夫妇。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对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犹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浒何尝写王英,写宋江也!

   我们企图在中国历史领袖丛中求全才,只能在小说內得之。世间多有自以为了不起,满有领袖慾之人。未知他们有否反躬自问,考虑到苏洵三条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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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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