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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选读

吳昌硕先生传略

 



吳昌硕(1844-1927)

  吳先生原名俊,一名俊卿,字昌硕,別号缶庐,苦铁,七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县人,生长於孝丰县之鄣吳村。袓父渊,伯父开甲,父辛甲,都是举人,父兼究金石篆刻,先生深受薰陶。十七岁时,四乡饥荒,又值太平军进兵安吉,孝丰地区,清兵到处骚乱,先生随父仓皇远避,曾一度为清兵冲散,先生替人家看玉米,打杂,度着一段孤苦流浪的生活。先生逃亡在外先后达五年,经常以野粮,山果,树皮,草根充飢。当时偶然得到一些食粮,把泥土拌和煮食,因此先生庚辛纪事诗云:“纵饭亦充泥”;也吞过青草,只为叶上多细芸,苦难下咽。他早年的生活是无比艰辛的。
   二十一岁,从皖鄂间辗转回到家乡,村中人煙寥落,先生別芜园诗云:“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他一家也只賸了父子两人。先生经过这番艰苦磨折,意志变得坚強了,刻苦求学,废寝忘食,阅读经史,注重文字训诂之学,独不喜欢八股文。先生二十二岁(同治四年),安吉县补开科举,学官一再迫促应试,先生癸亥日诗云:“未精帖括捉入泮”,先生这次虽得一秀才,但此后就不再进场屋,绝意功名,力致文学艺术。
   先生二十三岁时,开始学诗,学习各家书法;三数年后,兼学篆刻,精究金石学。亲戚中见他不务功名,便认为沒有出息,时常加以讥讽和斥责。先生受到这些刺激,加倍奋发,也萌动了离家远遊访师寻友的念头。其时俞曲园做杭州诂经精舍山长,先生曾一度向他问业。先生二十九岁随金俯将到上海,不久到苏州结识了不少艺苑名流,切磋学问;並在潘伯寅,吳平斋,吳愙斋处见到很多古代彝器和名人墨跡,获得了研究书画,篆刻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其时生活異常清苦,笔墨收入不足以瞻生计,友人曾替他纳粟捐个小官-佐贰,从此有了一些掛名差使的收入,但其数亦微。


棄官先彭泽令
五十日印

  先生五十一岁时,正值甲午之役,吳愙斋邀他去参佐戎幕,前往山海关。五十三岁,同乡丁兰荪保举他任江苏安东县(现涟水县)知县,先生本无意仕进,做了一个月就辞去。自刻棄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边跋云:“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我早有语谢督邮”。可以窥见其旨趣了。

  先生自到苏州后,首先从杨见山进修文艺,对诗书篆刻,分头钻研。他的诗,初期学王摩诘,至此便泛滥各家,真朴排奡,大深入奧窔,诸贞壮认为类似杜於皇,吳野人。谭复堂撰缶庐诗序云:“幽语而思则雋,险致而声则清”,先生说:“谭复堂的话是搔到痒处”。先后相与论诗往还最密者为施旭臣,沈公周。他的书法中以石鼓文最为擅长,用笔结体,一变前人成法。自唐以来传授篆法,规行矩步,了无真趣,邓石如用隶笔作篆,面目始变,到先生则以三代吉金乐石诸刻法,运於千钧笔端,貌拙气酣,创出奇境。至於篆刻方面,他首先从浙皖诸家入手,上溯秦汉印鉥,由於他对石鼓文打下坚实基础,分朱布白,造意构体,能融会贯通前人的法度,穷极变化,不屑蹈循常规;用刀圆榦而钝刃,又由於钝刀硬入,更呈现着一种朴茂苍劲的气魄。先生诗集中有刻印长古一首,里面说:“今人但侈募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有了这种见地,所以他的作品高浑,前无古人。

吳昌硕临石鼓文
(按图可放大)


第二鼓

第四鼓

第六鼓

吳昌硕篆刻作品

“千寻竹斋”四款


泰山残石楼

鲜霜中鞠

园丁生於梅洞长於竹洞

 

  由於诗书篆刻与画有互相的关连,先生作客苏州时,便以诗书篆刻的意趣和技法施於绘画,遂通悟画理。又把他在家乡交结善画梅花的潘芝畦时期所孕育的欣赏绘画的兴趣,以及流亡在外奔波跋涉时期,脑海中留着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的实际观察和深刻印象,聚湊起来,一一迸发到绘画上面。先生一开始作画就具备了若干与画有关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这就大大地孳乳了他的艺术生命。
  先生学画,是从三十四岁起,但早期画稿留存甚少;四十岁后才肯以画示人,先生曾自道:“三十学诗,五十学画。”这句话意味着五十岁以前所作的画是不夠满意的,这也是他生平一贯谦逊的态度。先生中年居住苏州,也时常到上海,结识了画家任伯年,蒲作英,胡公寿,张子祥,吳秋农和陆廉夫等。就当时上海画坛来说,以任伯年为最突出,先生与任时相过从,谈论艺事,引为知己。任初见先生落笔用墨时,即拍案叫绝,並对先生在绘画以外的多方面修养,亦极致钦佩。先生则虛怀若谷,对一时朋辈都是亲切交接;在技法上,也乐於相互攻错。嗣后逐渐上溯,很究心於赵撝叔,张桂巖,张孟皋,李复堂,金冬心,高且园诸家笔墨,吸取其精华;特別对白阳,青藤,八大,石涛,作了很深的揣摩。由此可知先生对於绘画艺术传统的接受,是完全符合於“不薄今人爱古人”的精神。此外,他以石鼓文与篆刻的笔法入画,並参以汉武梁祠石刻,南北朝造像等,因此笔墨无往不留,无垂不缩,呈现着浓厚的金石气味。他还领会到“画中有诗”的旨趣,把他独特的诗的意境和风格很自然地溶铸到画里,使画面上萦回着清空放逸的诗味。从这两点看来,他在画以外的修养固然是很不简单的了:但也正因为先生食古而化,不拘於陈法,摆脫前人窠臼。才能创造出俊逸磅礡的风格。先生这样独特的画风,不但震撼了当时的画坛;也开导了后来的画派,形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生绘画,以泼墨花卉,蔬果为主,其中以梅石最多,也常以梅石的性格来自比。山水,人物,翎毛,偶尔为之,亦有奇致。


水仙红梅

清供图
(按图可放大)

  先生作画,先重构思,有时端坐,有时閒步,酝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展读书画名蹟,吟讽诗篇,等到兴致勃发,不可遏止时,便凝神靜气,抽毫点染,一气呵成。有时像快马斫阵,笔底奔腾,若有节奏。及至体势粗具,对部分的收拾,卻又十分沉着,仔细地相其宜,忌,刻意经营。常见其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仍不着一笔,他曾说:“奔放处离不开法度,精微处照顾到气魄。”所以他的绘画,狂怪求理,独辟町畦。现在就先生的画面上还看得出他很注意错综回绾,如枝柯的交叉,花石的陪衬,以顺应逆,以抽藏巧;运用古法,参合己意;他以卓越的手法表现出一花一果的特点。


牡丹

五月卢桥
(按图可放大)

  先生认为用笔,用墨,设色,题款,钤印诸方面有相互关连,相互增益的作用,因此都作了深刻的研究,他用笔的唯一要诀,是指实掌虛,悬腕中锋,更注意指肘相应,甚至全身精神提摄一气。他用的画桌,高出寻常五六寸,虽是画小幅,也是兀立援毫,认为这样可以精神贯注,挥洒如意。用墨浓淡主张自然流露,墨分五色。所以画里的墨色淡若笼沙,不觉浮薄;浓若胶漆,不觉滞涩;特別是在墨中见笔上所呈现的笔情墨趣,更有余味。他的设色,古艳,腴润,对比鲜明;有时把寻常忌用的几种重色,大胆湊合,在冲突中取得协调,更觉別饶情致。惟不喜敷重粉,他说:“粉多容易使色调呆板,伤害了气韻。”钩筋,点心,擦皴,点苔各方面,莫不审察全局,应机致宜,使轻重疏密,配合适当。题款字的大小,多寡,以及题字地位,都经营恰当。因此他的画里,多者一题再题,少者仅一二字,並不因空白多,就多题;少,就少题。有的正因於要疏,空处不加题;要密,偏在紧湊处题字。钤印位置,印的式样大小,多寡,朱白,他也无不仔细思考。
  先生生平爱好朴素,不慕豪华。在苏州桂和坊时,卖画的生涯还很清淡,他自题饥看天图诗云:“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迁居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后,卖画收入逐渐增加,日本人求画的也接踵而至,但他依然保持原有的简朴恬淡生活习惯。友人劝他置园宅,他笑着说:“我已有这样楼房居住,比我初到上海和张子祥一起住的一间仅仅能放着两张床和一个画桌,连阳光都很少射到的小楼,好得多了。”
  先生性喜诙诣,饶有风趣。爱好听戏,自己也能唱崑曲,有时兴发,就书案前拍起板眼来,唱着天淡云閒的句调。八十岁后,他还时常一手提起袍角,一手执着木矛,教小孩舞蹈,逝世的那一年,曾自编唱曲,叫我去觅取檀板,击节歌唱。这年夏天,随先生到塘棲遊览,一天晚饭后,閒步只园寺前,一同走下了河滩,先生拾起瓦片,作削水之戏,並要和我比赛,我很不擅长,他还教我手势。就以上几点琐细事跡,可以看到先生晚年时期依然很好地保持一股朝气,一直到临终前三,四天了,还作画如常,神明不衰。

  先生诞生於公元1844年农历八月一日,1927年农历十一月六日逝世,年八十四岁。葬於浙江省杭县塘棲超山之西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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