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选读
吳昌硕先生传略
吳昌硕（1844-1927）
吳先生原名俊，一名俊卿，字昌硕，別号缶庐，苦铁，七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县人，生长於孝丰县之鄣吳村。袓父渊，伯父开甲，父辛甲，都是举人，父兼究金石篆刻，先生深受薰陶。十七岁时，四乡饥荒，又值太平军进兵安吉，孝丰地区，清兵到处骚乱，先生随父仓皇远避，曾一度为清兵冲散，先生替人家看玉米，打杂，度着一段孤苦流浪的生活。先生逃亡在外先后达五年，经常以野粮，山果，树皮，草根充飢。当时偶然得到一些食粮，把泥土拌和煮食，因此先生庚辛纪事诗云：“纵饭亦充泥”；也吞过青草，只为叶上多细芸，苦难下咽。他早年的生活是无比艰辛的。
二十一岁，从皖鄂间辗转回到家乡，村中人煙寥落，先生別芜园诗云：“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他一家也只賸了父子两人。先生经过这番艰苦磨折，意志变得坚強了，刻苦求学，废寝忘食，阅读经史，注重文字训诂之学，独不喜欢八股文。先生二十二岁（同治四年），安吉县补开科举，学官一再迫促应试，先生癸亥日诗云：“未精帖括捉入泮”，先生这次虽得一秀才，但此后就不再进场屋，绝意功名，力致文学艺术。
先生二十三岁时，开始学诗，学习各家书法；三数年后，兼学篆刻，精究金石学。亲戚中见他不务功名，便认为沒有出息，时常加以讥讽和斥责。先生受到这些刺激，加倍奋发，也萌动了离家远遊访师寻友的念头。其时俞曲园做杭州诂经精舍山长，先生曾一度向他问业。先生二十九岁随金俯将到上海，不久到苏州结识了不少艺苑名流，切磋学问；並在潘伯寅，吳平斋，吳愙斋处见到很多古代彝器和名人墨跡，获得了研究书画，篆刻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其时生活異常清苦，笔墨收入不足以瞻生计，友人曾替他纳粟捐个小官－佐贰，从此有了一些掛名差使的收入，但其数亦微。
棄官先彭泽令
五十日印
先生五十一岁时，正值甲午之役，吳愙斋邀他去参佐戎幕，前往山海关。五十三岁，同乡丁兰荪保举他任江苏安东县（现涟水县）知县，先生本无意仕进，做了一个月就辞去。自刻棄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边跋云：“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我早有语谢督邮”。可以窥见其旨趣了。
先生自到苏州后，首先从杨见山进修文艺，对诗书篆刻，分头钻研。他的诗，初期学王摩诘，至此便泛滥各家，真朴排奡，大深入奧窔，诸贞壮认为类似杜於皇，吳野人。谭复堂撰缶庐诗序云：“幽语而思则雋，险致而声则清”，先生说：“谭复堂的话是搔到痒处”。先后相与论诗往还最密者为施旭臣，沈公周。他的书法中以石鼓文最为擅长，用笔结体，一变前人成法。自唐以来传授篆法，规行矩步，了无真趣，邓石如用隶笔作篆，面目始变，到先生则以三代吉金乐石诸刻法，运於千钧笔端，貌拙气酣，创出奇境。至於篆刻方面，他首先从浙皖诸家入手，上溯秦汉印鉥，由於他对石鼓文打下坚实基础，分朱布白，造意构体，能融会贯通前人的法度，穷极变化，不屑蹈循常规；用刀圆榦而钝刃，又由於钝刀硬入，更呈现着一种朴茂苍劲的气魄。先生诗集中有刻印长古一首，里面说：“今人但侈募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有了这种见地，所以他的作品高浑，前无古人。
吳昌硕临石鼓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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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鼓 |
 第四鼓 |
 第六鼓 |
吳昌硕篆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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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寻竹斋”四款 | |||
 泰山残石楼 |
 鲜霜中鞠 |
 园丁生於梅洞长於竹洞 |
由於诗书篆刻与画有互相的关连，先生作客苏州时，便以诗书篆刻的意趣和技法施於绘画，遂通悟画理。又把他在家乡交结善画梅花的潘芝畦时期所孕育的欣赏绘画的兴趣，以及流亡在外奔波跋涉时期，脑海中留着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的实际观察和深刻印象，聚湊起来，一一迸发到绘画上面。先生一开始作画就具备了若干与画有关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这就大大地孳乳了他的艺术生命。
先生学画，是从三十四岁起，但早期画稿留存甚少；四十岁后才肯以画示人，先生曾自道：“三十学诗，五十学画。”这句话意味着五十岁以前所作的画是不夠满意的，这也是他生平一贯谦逊的态度。先生中年居住苏州，也时常到上海，结识了画家任伯年，蒲作英，胡公寿，张子祥，吳秋农和陆廉夫等。就当时上海画坛来说，以任伯年为最突出，先生与任时相过从，谈论艺事，引为知己。任初见先生落笔用墨时，即拍案叫绝，並对先生在绘画以外的多方面修养，亦极致钦佩。先生则虛怀若谷，对一时朋辈都是亲切交接；在技法上，也乐於相互攻错。嗣后逐渐上溯，很究心於赵撝叔，张桂巖，张孟皋，李复堂，金冬心，高且园诸家笔墨，吸取其精华；特別对白阳，青藤，八大，石涛，作了很深的揣摩。由此可知先生对於绘画艺术传统的接受，是完全符合於“不薄今人爱古人”的精神。此外，他以石鼓文与篆刻的笔法入画，並参以汉武梁祠石刻，南北朝造像等，因此笔墨无往不留，无垂不缩，呈现着浓厚的金石气味。他还领会到“画中有诗”的旨趣，把他独特的诗的意境和风格很自然地溶铸到画里，使画面上萦回着清空放逸的诗味。从这两点看来，他在画以外的修养固然是很不简单的了：但也正因为先生食古而化，不拘於陈法，摆脫前人窠臼。才能创造出俊逸磅礡的风格。先生这样独特的画风，不但震撼了当时的画坛；也开导了后来的画派，形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生绘画，以泼墨花卉，蔬果为主，其中以梅石最多，也常以梅石的性格来自比。山水，人物，翎毛，偶尔为之，亦有奇致。
 水仙红梅 |
 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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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作画，先重构思，有时端坐，有时閒步，酝酿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展读书画名蹟，吟讽诗篇，等到兴致勃发，不可遏止时，便凝神靜气，抽毫点染，一气呵成。有时像快马斫阵，笔底奔腾，若有节奏。及至体势粗具，对部分的收拾，卻又十分沉着，仔细地相其宜，忌，刻意经营。常见其笔头颤动，跃跃欲试，仍不着一笔，他曾说：“奔放处离不开法度，精微处照顾到气魄。”所以他的绘画，狂怪求理，独辟町畦。现在就先生的画面上还看得出他很注意错综回绾，如枝柯的交叉，花石的陪衬，以顺应逆，以抽藏巧；运用古法，参合己意；他以卓越的手法表现出一花一果的特点。
 牡丹 |
 五月卢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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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用笔，用墨，设色，题款，钤印诸方面有相互关连，相互增益的作用，因此都作了深刻的研究，他用笔的唯一要诀，是指实掌虛，悬腕中锋，更注意指肘相应，甚至全身精神提摄一气。他用的画桌，高出寻常五六寸，虽是画小幅，也是兀立援毫，认为这样可以精神贯注，挥洒如意。用墨浓淡主张自然流露，墨分五色。所以画里的墨色淡若笼沙，不觉浮薄；浓若胶漆，不觉滞涩；特別是在墨中见笔上所呈现的笔情墨趣，更有余味。他的设色，古艳，腴润，对比鲜明；有时把寻常忌用的几种重色，大胆湊合，在冲突中取得协调，更觉別饶情致。惟不喜敷重粉，他说：“粉多容易使色调呆板，伤害了气韻。”钩筋，点心，擦皴，点苔各方面，莫不审察全局，应机致宜，使轻重疏密，配合适当。题款字的大小，多寡，以及题字地位，都经营恰当。因此他的画里，多者一题再题，少者仅一二字，並不因空白多，就多题；少，就少题。有的正因於要疏，空处不加题；要密，偏在紧湊处题字。钤印位置，印的式样大小，多寡，朱白，他也无不仔细思考。
先生生平爱好朴素，不慕豪华。在苏州桂和坊时，卖画的生涯还很清淡，他自题饥看天图诗云：“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迁居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后，卖画收入逐渐增加，日本人求画的也接踵而至，但他依然保持原有的简朴恬淡生活习惯。友人劝他置园宅，他笑着说：“我已有这样楼房居住，比我初到上海和张子祥一起住的一间仅仅能放着两张床和一个画桌，连阳光都很少射到的小楼，好得多了。”
先生性喜诙诣，饶有风趣。爱好听戏，自己也能唱崑曲，有时兴发，就书案前拍起板眼来，唱着天淡云閒的句调。八十岁后，他还时常一手提起袍角，一手执着木矛，教小孩舞蹈，逝世的那一年，曾自编唱曲，叫我去觅取檀板，击节歌唱。这年夏天，随先生到塘棲遊览，一天晚饭后，閒步只园寺前，一同走下了河滩，先生拾起瓦片，作削水之戏，並要和我比赛，我很不擅长，他还教我手势。就以上几点琐细事跡，可以看到先生晚年时期依然很好地保持一股朝气，一直到临终前三，四天了，还作画如常，神明不衰。
先生诞生於公元1844年农历八月一日，1927年农历十一月六日逝世，年八十四岁。葬於浙江省杭县塘棲超山之西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