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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与中国的哈佛大学

史述

 

  英国清教徒,为了寻求信仰自由,移民美洲。他们注重信仰的传播,而且具有远见,要为信仰植下根基。
  1620年,五月花号航抵美国。建立社区以后,首先即兴筑教堂,作为聚会的场所。每逢主日,各家庭相率同往教堂聚会,也是教育的地方。於是,家庭,教会,学校,合而成为坚固的“金三角”。
  1636年,哈佛牧师(Rev. John Harvard, 1607-1638)在新大陆建立第一所高等学府,学生一百二十名,属教会管理。后来为了纪念其创办人,命名“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发展成为著名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美国东北部海岸一带,是早期英国移民首先登陆的地方,所以称为新英格兰地区。以后发展成为文物荟萃之区;早期的国外宣教士,多出自那里。晚至十九世纪,美国全国的学校教师,还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新英格兰地区。
  中国的山东省,与美国的新英格兰相似,称为邹鲁文物之邦,因为是孔孟的故乡,二千多年来,在中华文化上佔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纪,西方宣教士东来,山东半岛成为西方文化的发昫地;特別是在两个庚子之间的六十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00-1900),可谓独领风骚,曾是催动中国现代化的溫床。

传福音与教育並重

  1860年,北京条约,开放登州(今山东蓬莱县)等口岸为商埠,並准洋人入华传教。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差派倪维思博士夫妇(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 LLD. 1829-1893)来华。他们於1854年先赴宁波及杭州工作,后於1861年到登州。
  倪维思极有远见卓识,是近代教会增长理论的创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先驱;后来发表其著名的“倪维思计画”。
  他看到有一座残破的观音堂,因为佛教当时在山东式微,无人使用,他就买了下来,在那里开始工作。他观察到中国妇女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持家,闲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怜,应当是传播福音的对象,也可以使他们受教育,並学习维生的技艺。1862年,所办的女子学校开学,仅有两名寄宿生,以后才逐渐增加。这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已经是创举。


狄考文博士

  1863年,宾州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 D.D., LL.D., 1836-1908)夫妇,偕郭显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LL.D., 1835-1920)夫妇,由长老会差遣,同乘机帆船,自纽约至上海,转往煙台,再抵达登州。初到的一年,潛心苦学中文並了解中国文化。
  1864年,倪维思因夫人重病,返国就医。狄考文夫妇刚好赶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区。狄考文的同乡郭显德,去煙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妇留在登州。
  还只有二十八岁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为。他初履风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看到那老大古国的贫弱落后,正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在美国的经验,是教会与教育並重;这也是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作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当是教会的事业。现在,他心目中的负担,更是科技教育:

  传福音不止是救人的灵魂进入将来的天堂,
  也要救人的肉身脫出现在的地狱。

  於是,将已成立的女校,迁往督察院北,交由汉学教习于锡晉长老管理;狄考文夫妇则集中力量,在原观音堂四合院的地址,创办男校蒙养学堂:“蒙”是启蒙,“养”是寄宿並教养,为将来的学院立下根基。是为1864年。
  当时风气未开,创办洋学堂的艰难,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如何有学生肯来就读?克服华人文化上和观念上的距离,自然是第一道难关。其次,读什么?要编订,翻译课本,釐订课程,制定规章。还要克服的,是宣教士和差会內部的歧见:有人认为办学並非宣教要务,甚至认为会妨碍宣教;好像教育阻挡福音,无知是信仰之要素。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在当时的人,会反因为果,很难接受異论。幸而师资不成问题:当时的长老会宣教士,多学识渊博,不仅能合格充任教师,而且胜任编写课本,於是在中国译员和学生协助之下,中国有了第一批现代教科书。在那时的中国,物理,化学,都沒有课本,橫行左起的书籍排列,还未见过;甚至数学的阿拉伯数字(实是印度数字),更沒有流行。这是说,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得从头一一开始教导。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除教授史地课程外,还为中国开辟了西方音乐的途径。她编写了乐理启蒙,制订了乐谱,音符,教导学生欣赏,演唱,以至创作歌曲,並收集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中国教会本色音乐一度流行的“山东调”,和数字乐谱,就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第一所大学

  在学校初创时期,不仅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学生饮食,住宿,衣物,书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费等,以吸收贫苦学生就读。即使这样,学生往往因为早婚,未毕业而退学,甚至棄学“逃亡”;所以“逃学”不仅是旷课而已,真的是逃走不见了。这些事,现在听来简直是奇闻,当时卻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学的。
  但狄考文与其同工教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办学认真,艰苦卓绝;对学生则教导有方,亲爱如同子弟,因而发展成高水准的中学。
  1875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与狄考文商谈,协议将在登州的房产让与长老会办学,而长老会则将其在青州伙巷的的学校,让予浸礼会。以后,1881年由怀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开办中学名为培真书院;继由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接任发展,改名为广德书院。李提摩太热爱中国,精通中文,向差会建议在中国每省设立一所基督教学院,不获接纳,后悒悒离开英浸礼会差会,专从事文化工作。
  长老会在登州校舍增广,规模益具。 1882年,決定增设高等科,创立大学,定名为“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会友的意思,“馆”字除馆舍的意思外,还是College的音译。经美北长老会批准,並筹维经费。是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那时,狄考文已差派毕业生在山东各地传道兴学,建立中小学六十余所;郭显德则在胶东各地,创设中小学四十余所。所以文会馆成立,学生来源已不再成为问题;许多邻近州县的学生,闻名前来求学,也有少数来自省外。
  文会馆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瞩目。美北长老会予以重点支持;不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学者来华。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妇在其兄感召动员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汉语,並汲取办学经验。狄乐播在1883年,去到潍县,开办格致院和文华馆,完全採用文会馆的教材和体制;並购地建校,成为以后广文大学的基础。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会馆任教,后且接任馆主(校长)。柏尔根博士(Paul D. Bergen, D.D.)继来,加他们的二位夫人,与郭显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等人,教师阵容坚強。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较迟1897来到;次年,其子鲁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生於登州,山东简称“鲁”,他取名“鲁斯”,而不跟父亲姓鲁,也许原因在此。他以后创办了时代Time(1923),幸福Fortune(1930)和生活Life(1937),成为大新闻企业家。著名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会馆任教。还有其他学者多人,或先或后,或久或暂的担任教席。
  1890年以后,狄考文众望所归,受推选担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主持中文译经的划时代工作,由赫士继任校长。狄考文於1908年逝世时,仅见到新约全书及诗篇的出版。(后由富善博士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继续完成翻译,並於1919年出版。)
  文会馆的昔日规模,虽然不能与现今的大学相比,但其师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仪器齐全。加上师生都是一时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
  早在1882年,狄乐播在潍县开办文华馆和乐道院,校舍广大,狄考文就着眼於文会馆迁併。那知到1900年时,义和团乱起,乐道院变成了一堆瓦砾!在那次震动世界的大变乱之中,由於山东巡抚袁世凯加意保护洋人,山东传教士得免於伤亡。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之役,结果,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全美国教会联合抗议,迫使政府不接受赔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用於在华兴办教育;从其中拨归潍县乐道院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三两;美国长老会复在本国募集三万余两,用以复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东巡抚袁世凯,再予地方赔偿四万五千两。加上狄考文历年积蓄用於文会馆的发展费,成为一笔可观的资金。
  那时,青岛已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亦已完成;潍县位於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极为良好。於是,美北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併至潍县,校名各取一字,合成为“广文大学”,其英文校名则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长为柏尔根博士。於乐道院原已广大的校址,增购西北毗连土地一百六十余亩,建成宏伟壮观之校舍;医院经过重建,也更为宽敞,设备齐全适用。大楼中央的钟楼,高达百呎,礼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厅可以供四百余人进餐,有完美之图书馆及阅览室,藏书丰富,有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並有一座先进的天文台,运动场,还有木工厂,铁工厂,及理化仪器制造所等设备,可谓应有尽有。
  1917年,广文大学在济南千佛山下购地六百余亩,集大量资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成为完全的大学,把潍县的文理学院,青州的师范学院和神学院,及全国不同地区的医学人才和设备,迁集在一起,合成为最坚強著名的医学院。这就是“齐鲁大学”,聘方伟廉(William P. Chalfant, 1860-1917)任校长,赫士为神学院院长。方伟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则因信仰问题辞职离去,於1919年,在潍县创立华北神学院,並任院长;1922年,迁移滕县,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神学院,为华人教会造就不少人才,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

广泽文化

  狄考文眼光远大,学识渊博,可算是旷世奇才,是神给当时中国教会的极大恩赐。他编写的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那时洋人学汉语的必备经典。此外,还有:要理问答,教会名目並会例,英文神字解,谈讲之法,得道途径等,並修订天路历程;又编写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振兴实业,理化实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分习题等。他还组织了赫士等人编写出:对数表,声学揭要,光学撮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逻辑学),以及救世略说,使徒史记等神学专著计二十四种;丁韪良编译社会经济学;狄並指导学生就随堂讲授笔记,编写了力学,数学,几何,许多种课本,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来华之后,在翻译学术上的大贡献;后由商务印书馆等大书局出版,嘉惠华人学子二三代之久。以后,赫士利用文会馆的印刷设备,创刊了山东第一份报纸:山东时报。那是1890年的事。
  在登州,创始於1864年,文会馆於1882年(光绪八年)正式成为大学。以后,1886年,首屆有三名毕业生。1872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学,才有第一批留学生三十三名启程。可见狄考文的远见,和他关爱华人的心。特別是在艰辛开拓的时期,狄考文夫妇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给,铢积寸累,用於办学;狄夫人之妹,也变卖父母遗产相助,並征集美国信徒捐款,勉可维持学校开支,及供学生的费用;后来情形才有所改善。据说,登州的民国名将吳佩孚将军,早年也曾在校就读过。
  袁世凯的立身行事,不尽可以称道;但此公的识略英明远见,很少可以置辩,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袁在宋庆将军麾下任军头的时候,驻在登州;其修理养护军械的技工,有的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技艺精到。袁项城见果知树,讚赏之余,亲去文会馆参观,对於狄考文和赫士诸人,大为钦服,決意结交利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就官书局原址,设立“京师大学堂”,比文会馆迟了达十六年之久。由於文会馆的办学认真,声誉远播,聘当时办同文馆的丁韪良为总教习(教务长),並授权他选聘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数,理,化教习(教授),文会馆毕业生于志圣为汉学教习。状元孙家鼐为馆主(校长)。这是北京大学的原型。可见文会馆的重要地位。

速成大学第一名

  1901年,慈禧太后於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时,化装农妇逃难“西狩”。在和约还未议定,也尚未回銮,即下诏变法;继更颁谕各省兴办大学。文会馆也正因义和团乱停办,迁潍县的校舍,兴建尚需时日;便应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恳请,由当时文会馆校长赫士曲尊下就山东大学总教习,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四人,华人教习张丰年等九人,都是早期毕业生;並拣选新毕业生八人,及汉学教习二人,作为教授团骨干,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地质各科系。至於章程条规,以至经费开支,编制预算,无一不是依就文会馆规画,依样胡卢;连课本,教材,教学方法,仪器设备,都是沿用文会馆成章。至於校长唐绍仪,不过挂名而已,根本不懂,也未参与办学的实际事务。因此,山东大学的成立,创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蹟:只筹备了一个月,就於当年十月间在济南正式开学!自然成为中国省办的第一所大学。
  开学既成,袁世凯立即奏报。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见奏大喜,在十月十五日,颁谕全国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上谕所到,各省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爭来罗致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於是,京师大学堂之外,全国各省(除贵州)的大学堂;工,农,师范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科学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等,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奉天,云南讲武堂等,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至於教会大学中,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的更佔多数,其中如:张丰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数理及天文学教授,成绩卓著,甚为学生所敬爱。但各省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於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延致。因此,对於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

影响及检讨

  慈禧太后传谕嘉奖袁世凯及赫士博士;並授命赫士为清廷制订全国的办学规画,方针,政策,及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颁诏全国奉行。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竟然颁双龙勋章给正统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
  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从登州到潍县,狄考文,赫士等宣教士先贤的影响力,实不限於山东一隅。不过,狄考文建校的宗旨,是为了要造就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领袖,所以不教授英文;毕业生的第一选择,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从政与工商业,则是又次的考虑,由此可见学校宗旨的正确。毕业生中有在国內传福音最广的丁立美牧师(1892年毕业,再入神学院深造),工作大有能力,有“知识分子使徒”,“中国慕迪”等美称;在华人教会神学界影响最深远的贾玉铭牧师(1901年毕业);而於1911年毕业的滕景瑞(祥五),则是滕近辉牧师的先尊翁。这些是部分丰美的硕果。老一辈的基督徒常说,山东出了许多属灵伟人,饮水思源,其根源实在於广文大学所栽培的人才。
  进入民国以后,大学开设多起来,自然是只重数量,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正像开辟了园囿,任由嘉禾莠草並长。而国人以大为尚,广文的直接影响力,就不再那么明显了;而且由於当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決定,毕业生出国深造的不多,也就少有影响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才。再经过两次大战之后,更由黯淡而衰微。
  广文由盛而衰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地利”:校址不是设在像北京,上海的通都大邑,学生的来源较细。复由於国人重利,大学校园成为商业化,学生或想走买办路线,或期望“学而优则仕”,广文当然不是发财和升官最理想的桥。而在“人和”方面,教育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多由南方官僚统制,不仅对教会沒有良好印象,且间歇的反教;而广文的思想传统,是不想多政治牵缠。同时,继起的领导人,沒有注意到储备华人师资,派毕业生出国深造;而有力的教师领袖,如路思义等,又转到燕京等別的大学去了。
  更不幸的是,当时西方教会有“自由主义”(新派)问题,起於“启明运动”,侵入校园。正统保守信仰的人,则以为纯正信仰和知识是相对的,而放棄学术和神学院,发起“圣经学校”运动。而敬虔主义者,则置身事外,只顾超然属灵,自鸣清高。反自由主义,也连带反知识,忘记了教会与学校结合的传统,把高等教育拱手让敌,给新派霸佔。於是,信徒以为知识是反福音信仰的坏东西,必须反对;这种倒果为因的想法,是错误的逻辑,不知警觉失去校园的失策,为害教会更大。
  十九世纪末叶,在华宣教士团之间,有“李提摩太路线”与“戴德生路线”之分爭。“李”是注重介绍西洋文化,以爭取士大夫阶级,不惜同中国文化宗教妥协;甚至主张“万法一理”,“万善同归”,以基督圣道与儒,释,道杂合,用“主祷文”作结;其特点是关心社会災苦,於中国现代化有贡献。“戴”则以传福音引人归信基督为主,初等教育和医药为辅,並不主张发展大规模的教育,医药等社会事业。以当时人力物力所限,可能有其不得不尔的原因;此虽然对於上流阶级缺乏大的影响,对福音广传,则一时效益颇大。但似不足成为取法的成规和准则,或什么“路线”,更不是沒有变进的可能。
  可惜,有人把福音弄成“单行道”,以为同工必须同等,把不论什么特殊恩赐的人,一律“下放”到穷乡僻壤,以苦行标榜奉献牺牲,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虽然在基本训练上受苦是应该的,但矫枉过正,则违反肢体功能的原则。
  其实,这种“不归於杨,则归於墨”的二分法,並沒有多大道理;绝不应该忽略第三路线,就是“狄考文模式”。狄考文,赫士等人,从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卻有远见,並注重教育,且致力译经,办神学教育,为中国教会立下纯正信仰,是坚实的万世根基;郭显德,路思义等人,则注意社会关怀,有口皆碑。
  也就约在同时,兴起了“独立教会”风气,是受敬虔主义的影响。敬虔本来是好的;但过於闭关自守,则成为问题。要问:“独立”是向谁独立?当然,不能向神独立,只能孤立;遇到強的领袖,发展成山头主义,以人为中心;弱者则无以自立。孤立无力,变成事事倚赖:用別人译的圣经,別人写的圣诗,在別人的学校受教育,或甘心受无神反教的教育,病了还得进入別人的医院,受医药照料。哪能算是独立?结果,徒唱高调作不成事,让教育被不信者控制,把信徒子弟,造就成忠实的“占尼撒理”(Janissary或Yani ceri,是鄂图曼帝国,把基督徒年轻的孩子,造就成回教徒,用来反基督教,以至杀死他们的父母),何等可哀!
  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兴学的五大要点:

第一,造就可靠的传道人才。第二,供给基督教教学师资並可借他们将西方较优良的教育,介绍中国。第三,装备人才介绍西方文化的科学和艺术给中国。第四,教育是进入上层阶级的最佳门径。第五,教育能使中国教会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国教会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怀疑主义者的攻击。

  这番有道有理的话,确是真知灼见,到今天仍然合宜。最后,他说:“为求达成最佳果效,各传教会必须分工合作,兴办学校。”这对於现代圣徒,仍有其启发意义。我们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为我们培养下代人才,兴旺福音,狄考文模式,也正表现出其加尔文归正宗的理想:传扬福音圣道,並完成教会的文化使命;个人得救,道化文化。

本文承曲拯民先生校订及提供资料,並多次电话往复讨论,帮助甚大,附此志谢。

主要参考书刊:

曲拯民:煙台教育发展史话。Paradise, PA:n.p.,1988.
────“郭显德牧师传略”,文宣,第102期,pp.4,6.
────“创设华北神学院的赫士牧师”,文宣,第98 期,p.6.
────“狄考文简传”,文宣,第93期,pp.3,6.
韩同文:广文校谱。青岛:n.p.,1993.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1987.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1977.
近代外国人来华人名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Fairbank, John King: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2.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75.
Spence, Jonathan D.: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0.

 

附录:

吳佩孚致冯玉祥书

案:吳佩孚(1873-1939)为民国直系名将,以谋略和气节著称,为民国以来军政中品德第一人。內战失败后,拒绝进入租界;中日战爭期间,身陷北方日佔领区,而大义凜然,不肯与日人合作。日人敬重其气节,欲加以收罗利用,以至终不屈,据传遇害逝世。吳的旧部将领冯玉祥(字煥章),素有“基督将军”之名,而反覆无常,假冒为善,为世人所不齿。此为其致冯玉祥将军之信,时在1924年十一月十七日。信中数次提到狄考文,怀念其教导;而揭发冯不义之行,充分说明基督徒品格之重要,与教育影响人心之深。

煥章将军足下:別来无恙?
忆自膺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干城付托,早许此身为国所有,不敢自私。言犹在耳,忠无忘心,想二三袍泽必不以佩言为欺诈也。惟此次身败名辱,祸生肘腋,不第身处其境者为之惋惜,即天下旁观侧耳之人,谁不为之疾首椎心,以为事出意外,鬼神所难测,数理所难通哉!足下之计谋,可谓如愿以偿;而不知公德私德所垂之品格,早窒入阿鼻地狱,万劫不复矣。
佩之所以信服足下,倚为心腹者,诚以足下为基督令徒,不致有诈耳。佩虽未受洗入教,然昔在蓬莱为秀才时,亦尝过访该处美国教师(士),狄考文先生;彼之言曰:“基督徒之为军人者,当刚強如大丈夫;又当以真理为腰带,以公义为护心镜,足穿和平福音之靴,以信仰为盾橹,扑灭恶敌之火箭;以救恩为兜鍪,手执圣灵之宝剑,此乃上帝所赐之全身甲冑,方可敌魔鬼之奸计。”(原文见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自受教以来,即无日不以上言诸种德性自为训练。夫所谓真理者,此言基督牺牲道理也;公义者,此言因信称义所得之圣洁心也;和平福音者,此言传和平恩主之大喜信息也;信仰者,此言世人所受倚靠之功能也;救恩者,此言以牺牲为救赎之鸿恩也;圣灵宝剑者,此言上帝有能力之圣语也。狄考文之解释如此。秉此诸德,然后可以为基督之精兵;非然者,特魔鬼之假面具。佩自入军以来,转战京津,坐镇湘鄂,未尝不以此诸德自勉。
前在河南,以足下之作为,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处;故为顾全名誉计,不得不荐之北上,以救大局。足下为真正基督徒,无有不熟读圣经之理。耶稣明言,在此末世,民要攻击民,国要攻击国;地震,饥荒,瘟疫,各处多有,今已应於目前,全非妄语。是知耶稣必不以现世界为天国,而以人心为天国。故於被钉时,亦言我国非此世界;若果为世界之国,吾之臣子必为我爭战。盖此世界尚为魔鬼所佔据,一大罪人沉沦子尚未出现,当未灭亡。此世界如一大溷厕,蝇蛆臊臭,概不能免;待至天地末日,火焚硫化,自有澄清之法。是改良世界,拯救同胞,亦当合经而行,非私人所能为也。足下竟背耶稣真言,強以现世界制造天国,只见其多增变乱耳。足下前在河南,不准人吸纸煙,不准开设娼妓,不准人穿绸缎;此在个人私德,固足为模范军人,而以此为大方针,此肉体与魔鬼爭,多见其不自量耳。佩虽未入耶稣,然自为秀才时所受经训,犹跃跃於脑际,毋或暂忘。而足下以基督徒号召天下,熟读圣经,何尚叛离乃尔!而犹自粉饰,以求同情於基督徒为尔祈祷。吾谁欺?欺上帝乎?
此次奉命讨张,佩膺命为总司令,若非足下怂恿,声明致讨,大总统必不能遽下讨伐之令,佩亦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从前敌。若事前声明有所反对,尽可商议,可进则进,可止则止。愚若佩孚,当不能根据不稳之后路贸然独往。及讨伐令下,彭(寿莘)为第一路,王(怀庆)为第二路,足下为第三路。前敌战事方殷,足下遽尔倒戈,包围京府,声言和平,实则逼佩出走;佩死且不惧,何況出走!惟足下此次所为,失信曹锟,是为不忠;遗憾袍泽,是为不信;留玷教会,是为不仁;遭恨国人,是为不义。且与经文全背,窃为佩所不取。
凡人作事,第一当求目的之所在,第二当求手续之所宜。均之求名,有让天下求名者,有攫天下求名者;均之求利,有售货求利者,有卖笑求利者。惟足下之所为,如为求名,则名於何有?如为求利,则利於何存?徒自引狼入室。大明不休,吳三桂之请兵入关,庶几近乎?犹大之奸卖耶稣,良有以也。观其结果,即可知其目的与手续矣。
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朝阳等处,大军不下二十万,方溅血泊,滾头颅,与敌军相抗,所耗金钱不下数千万元,经足下后方一戈挥掉,万军齐覆。如为山九而凿其基;如掘井九仞,而毀其盖;如此奇功,愚者不为。況楚人之妾,已有姦情,人谁敢娶?行将见足下与足下之一党,被棄於张,段也。然而足下之不可与处,阴险之名,已千古不磨矣。呜呼煥章!
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佩已矣,不复欲言,惟靜观足下之和平统一耳。
此次出走,路过芝罘,曾潛服至毓璜坟山,展拜狄师之墓。见碑碣巍然训言犹在,不禁幡然如有所悟,而益信足下之行径,恐百身莫能赎矣。呜呼煥章!
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昔乐毅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佩为亡人,亦曾受教於君子,惟不明心跡,是以不免耿耿耳。此请
勋安。                  吳佩孚泣启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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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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