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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事摭谈

音凝

 

一.信,达,雅的要求


严复

  严复(1853-1921)的翻译三原则,信(Faithful),达(Fluent)与雅(Beautiful)一直为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但要达到这个标准卻不易。一般人多认为,只要懂了外文,便可翻译。而翻译是要用中文写出来的,如果沒有好的中文写作基础,不能以中文正确适当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达成翻译的目的。故译者的中文程度,基本上应优於外文。这如同一位音乐的演奏者,只具备了读谱的能力並不足夠;主要还是要靠演奏者基本的音乐造诣,与具备对乐器的熟稔与技巧,才能将原创的乐曲呈现出来。而演奏者的音乐修养与功力,正是译者应具备的中文写作能力。
  所谓信,达,雅者,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如译文艰涩难懂,而推说是因为要求“信”,便无法同时达到“达”与“雅”,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过去教会出版的翻译书便具此特点;而结果如读者读不懂译文,还能达到“信”的要求吗?另一方面,书的译文读来流畅,但原文的本意卻未能正确表达,是译者歪曲了原文的“再创作”,更是不可原谅。
  信,达,雅的要求应是一致的,缺一不可;这三者,“信”是要求对外文充分的了解与呈现,“达”与“雅”则是要求译者基本的中文素养。编辑不能随便找一位仅懂外文的人来翻译一本书。必须要先了解译者的中文写作能力。如同找到一位仅懂读谱,卻沒有基本演奏修养与技巧的人去演奏音乐,是匪夷所思的。

二.要慎选译书

  翻译一本外文书,特別是较大部头的书,是一件大工程。耗时,耗资又费力,所以要慎选书籍,不能“抓到篮里就是菜”。特別是教会出版的读物,一定要先评估教会內的需要(市场),与书籍本身的价值。有些书在中文出版目录中,已经有了,便不需再译。有些十分需要的书,卻因部头太大,费用太多,或译者难寻,便放棄了,这是教会的损失。所以编辑在決定要出版一本译书时,必须事先作好研究与评估,才列入出版计划。並且编者要先读懂了原著,才能找人翻译,不能一味“信任”译者。必须在付印前,仔细核对原文,务使译书尽善尽美。
  在国际翻译界中,日文翻译做得可圈可点。由於他们多年来一直有计划地大量翻译西书,才使得明治维新大获成功。相对之下,我国的翻译界便显得贫乏无力。
  翻译界奉为典范的严复先生(1853-1921),在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翻译三原则,有人颇为质疑;因为严氏自己並沒有留下可以流传的作品。大家熟知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来读这本书了。他的译书除天演论之外,尚有亚当斯密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谈原富法意名学等八本译作,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论著,在当时虽有极大的影响,到今天都已成为历史文献,沒有人会再去读了。比起同时代不谙外文,仅凭口传而译出茶花女遗事等名著的林琴南(林纾, 1852-1924),便瞠乎其后了。两人虽然都用文言译书(林纾的中文能力应高於严复),但林氏译的小说,能流传至今,我们仍然熟悉他的名字。严氏如非提倡信,达,雅译事三原则,怕已不复有人记得他了。而主要的原因,便是林氏选译的书,都是世界名著,而严氏译的书多为学术性论著,且具时间性,故不能与文艺名著相比。所以,我们今天看不到严氏流传的译书,並非由於他的译笔欠佳,而是选译的书不能流传。

三.直译,硬译与意译

  最可怕的译者,是对外文具普通的了解能力,拿到一本他自己也不十分了解的书,再找一本字典,便开始翻译。这种译文会面目全非,是一种災难。在二十年代,流行一种直译,文句长达数十字,读者要反覆推敲好几遍,才大致猜出其中的奧妙,读起来十分累人。此种译书可以鲁迅翻译的日本廚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代表。鲁迅的文笔是好的,但这种直译读起来便太“苦闷”了。尤不幸者,为仅靠一本字典的硬译与死译者,是对原文的篡夺。这种翻译,完全无可救药。另有所谓意译者,也是对原文的谋杀;这种译者,大致对原文了解,或对原文仅一知半解,在其不了解的地方,便加上自己的意思写出来。此种译文非驴非马,不知所云。记得台北在五十年代,有一位这样的“名翻译家”,其译作还经常上报。他还自诩为“意译翻译名家”,十分得意。而不幸的一是些报刊竟纵容他而将这种不实的翻译刊登出来,让作者蒙冤,读者受害,是双重的罪过。
  更可怕的是有人也将圣经意译,这种意译形同改写。如果标明了是对圣经的诠释,或改写的圣经故事,应可接受。如将圣经以“意”为之,“意”与“译”可以分庭抗礼,便不可思议了。

四.先受感动,再动译笔

  从前有一本专登翻译文章的杂誌拾穗,其征稿条例上有两句话,写得很好,大意是:“你一定要翻译你受感动的文章,如果你自己不受感动,你翻出来怎样能感动別人?”
  译者拿到一本书,不要忙着开译,首先反覆研读,务使书中情节了然於胸,並且深深地受了感动,才能动笔翻译。不要贸然从事,否则译出来的书,自己看了都难为情,其命运可想而知。
  小说翻译名家沉樱对信,达,雅的诠释是: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又说“词达而已矣”,这就是“信”与“达”。她对“雅”的解释,非“文雅”与“高雅”,而是要以高深的修辞功夫来翻译。“文以气为体”,一篇文章,除有形的文字之美,还要有“气”形成的气势,韻味,和笔调美。用高度的修辞手法,表达出来的译文就是“雅”。所以“信,达,雅”与“真,善,美”是不可分的。
  一本书的译文,如达不到信,达,雅的水准,与真,善,美的要求,便无法使读者受到感动。

五.要译得像中文

  翻译文章既是译给国人读的,便应译得像中文。
  我们必须承认,由於一些拙劣的翻译者,充分地将西化文字推介给读者。久而久之,无形中便将中文西化了。余光中曾指出:许多译者都把中文写成了西化的文体。所以一般用中文写作的人,也无形中受了影响,在不知不觉中,都写成了洋中文;例如“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是中文。“关於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是洋中文。“做现代的女人”是中文,“做为一个现代的女性”是洋中文。“他昨天不来,我很伤心”是中文,“他昨天的不来,使我很伤心”是洋中文。“家庭和睦之道”是中文,“使家庭和睦之道”便是洋中文。
  名翻译家周增祥也指出,在翻译小说中,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对话:
“我要,”他说:“你嫁给我。”
  这样分成两段的语法,除非中间有一段动作打断了,或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故作顿挫。或是经过沉思,才郑重说出来,才合道理。否则便应译为:“我要你嫁给我。”才像中文。
  只有如下的情形才可分为两段:

他说:“我要…”他顿了顿,又用力地说:“你嫁给我。”
他说:“我要…”他捋了捋头发,掩饰內心的烦躁与不安,才接着说:“你嫁给我!”

  记得语言大师赵元任曾戏将论语的一段文字改写成西式句法: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悅乎!”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洋论语,孔老夫子如看了,定会气得吹胡子瞪眼,若仍以西式句法表述,则可能反应如下:

“是可忍也,”子搖首太息曰:“孰不可忍也!”

六.笔译与心译

  前文讲过,最可怕的译者,是打开原文书,仅靠一本字典,便要翻译。这种餖飣成篇的译文,不单无法抓住原文的精神,更会作出许多误译;如有人将II Chronicles(历代志下)译成“第二编年史”,甚至将Milky way(银河)译成“牛奶路”,这样的译文便惨不忍睹了。
  美国的小提琴家兼音乐教育家艾萨克.史坦(Isaac Stern, 1920-2001)在大陆初开放时,应邀到中国访问,看到许多音乐学校的儿童在努力练习小提琴,技术十分娴熟,而且多半要奏一些艰深的曲子。这样才可以得到较高的奖金。但这些纯以“技巧”演奏琴艺的儿童,卻並不了解音乐。史氏便向他们作示范教学,要这些学音乐的学生,不要单用手演奏,而是应将整个的身,心,都融入音乐中,再用“心”去奏琴,才能真正将音乐表现出来。史氏的访问后来拍成了一部著名的教学记录片:由毛泽东到莫札特From Mao to Mozart-Isaac Stern in China)。
  不仅一位音乐演奏者不能只用手指去演奏音乐,而要将整个的身,心,灵都沉浸到音乐中去,才能将音乐的情感表达出来;同样,一位译者也不能单用笔靠技巧翻译一本书,也要用心去翻译。要将原文咀嚼了,吞下去,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营养,再用自己的心译出来,才是好的翻译。余光中说过:“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便是这个意思。

七.合作译书之必要

  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要将一本书撕开,找两人或多人去分开翻译,以求快速出版。这种译法是最让人垢病的;以往出版界为抢译一本畅销书,多出此下策。我说的“合译”,是指由两人或多人在一起合作译一本书。由一位娴熟中文者执笔,配合一位或多位语文专家来合译一本书。这多半是指神学教义方面的书;因原文涉及了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甚至亚兰文等古文,或涉及许多神学的內涵与术语,非一般译者所能胜任。这种书,教会出版社通常去找一位神学教授来翻译。但假如这位教授中文表达的能力有困难,他虽了解原文,也难以奏功。这如同一个生产电气用具的公司,要将出产的电气用品,撰写一份消费者使用的说明书。如交一位工程师去写,他写出来的说明,恐怕一般人会看不懂,因为他会用一些工业专门术语,教人读了一头雾水。所以必须让工程师指导一位不懂电气产品的人来写,这样的文字,人才看得懂。
  其实这种办法“圣经公会”早已行之有年。翻译不同语文的圣经译者,多半只懂要译的语文,卻不了解圣经原文。译者便要靠圣经原文专家的指导,将圣经译为另一种语文。这种合作译书的办法,应可以作为教会出版界的重要参考。

八.出版翻译工具书

  目前在教会出版界所出版的书籍中,大致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出版物,都是翻译书。但可以使用的宗教字典,並不全备;许多神学,宗教名称用语也不完全。故亟需出版一本圣经原文(包括希伯来,希腊,拉丁及亚兰等文字)及神学用语的综合圣经大辞典,供译者及教会使用,这种辞典要耗费极大的人力与资金,一个出版社无法单独办理,应由各教会出版社联合编印,共同出版。

九.翻译的预备工作

  出版社要译一本书,不能单将这本要译的书交给译者,让他去伤脑筋。编辑必须要有译前的作业,应将作者与本书相关的资料都尽量找齐。並将同类的书,无论已翻译出版的,或尚未翻译出版的,都找来给译者作为参考,才能译得比较完善。而译者在拿到书后,也不应立刻着手翻译,必须要先读完,读懂全书,如有语意不明,词汇,人,地,物等名称等不熟悉者,必须先去找资料,查辞典,做卡片,与索引等工作,将这一切预备工作都做好了。整本书已了然於胸。让原创者的感动成为译者的感动,才开始动笔翻译。如此才能竟其全功。
  译者手边经常要备有各种辞典,及参考书,以及宗教百科全书,並各种圣经原文与中文对照的字典。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译者仅凭一本原著及一部英汉字典,便要贸然翻译一本书,是无法想像的事。

十.译者的定位

  翻译是极其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在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需要大量的现代科技与艺文资讯,这完全要仰赖翻译,才能将这些文明引进。世界上最重视翻译的国家为日本,翻译家在日本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坪內逍遙(Tsubouchi Shoyo, 1859-1935)便因翻译莎翁全集而荣获博士学位。日本的许多译者,在文坛上都拥有让中文译者羨慕的地位。
  周增祥表示,翻译界中有许多胡译,乱译与急就章的译文,是谋杀外文,是叛逆。但许多真正下苦功夫的译者,呕心沥血译出来的作品,是“半创造”(也有人称之为“再创造”)应该受到肯定与尊重。在以往,出版界给付翻译的稿酬,都比创作者要低,如今大致都一样了。甚至有些特殊译作,稿酬比创作还高。但译作者花了许多心血,译成的作品,一般都不能享有版稅。原创作者才能享这种权利。所以译者的地位远不如作者。但要培养一位好的翻译者,卻十分不易,应该尊译者为“译作家”。好的译者也使人难忘,如林琴南译的“茶花女”,其盪气回肠的情节,一直留在人的记忆中。而傅东华译的“飘”,更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教会中多半沒有编译单位,更沒有专职编译,但对资深优秀的译作家,应予特別珍惜与尊重。译稿费也应从优给付。许多专书在动手翻译之前,都要经过一些研考的过程,出版社应酌付研究费用。甚至一部译书不必按字数计费,应一次支付一笔合理的费用,让译作者可以从容译出优美的作品。
  如今教会出版界设有“金书奖”,创作与出版的好书当然要奖励,好的译作也应奖励,故建议应设置“译作奖”,以奖励优良的翻译作品。

十一.关於“翻译:文化的结晶与媒介”之我见

  在网上有位王克非先生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蘊涵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这个定义下得不错,但作者多半是着眼於一般的文艺作品,与有关人文,社会的著作而言。故作者着重於“当翻译使用两种语言发生转換时,原有內容多少发生变化,载体则完全改变,形成新的结合,也就是两种语言文化的结晶。”“译作进入異域,必与新文化环境发生关系,或融合,或抗拒,或若即若离,或发生蛻变,但无论何种际遇,都会不同程度地使两种文化联系起来,成为它们之间的一个永恆的媒介。”“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因素,也是促使文化繁荣和变異的要素。翻译使文化有了杂交的优势,所形成的翻译文化,是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互动结果。”其结果便能促使整体社会的进步,为文化繁荣作出鉅大的贡献。这些都言之有理;以近邻日本为例,这些理论都早已在“明治维新”的时代,便已体现了。
  以我国的情势而言,早期佛教文化,自唐以后,大量传入中土,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对唐代以后的文化影响至深。特別是佛教的思想意识无形中渗入中国诗文中的情形,更是常见。但已不是原有的印度佛教文化,而是一种与中国文化结合且蛻变的新文化了。
  五四以后,西方文化也随翻译作品进入中国,影响所及,“洋中文”即为其“结晶”之一。在中文的翻译出版品中,基督教的书籍对整体社会並沒有造成如往昔佛教进入中国之风潮,故对社会之影响也不大。教会中虽不断有人倡议“本色神学”之建立,但因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尚未扎根,影响力极微。还谈不到对中国文化造成什么影响。
  笔者所着眼的译事,还是集中在教会內与圣经及信仰有关书籍的翻译,这类书籍翻译之语言的转換,便要求须精准与确切。载体虽然改变,但文字的表达,则不希望衍生任何新的蛻变。故“信”的要求,必须达到最高的水准。我想唐玄奘当年译佛经时,应秉持同一心态。这也是许多经典,因无法用另一语言,适当表达时,宁以音译以保存原意的作法;亦为早期教会在弥撒中,只用拉丁文诵读圣经,而不敢轻易迻译的“借口”。
  翻译为一种異域文化的媒介,毋庸置疑。但这种媒介,能否将另一种语言文字所蘊涵的意义,忠实确切地表达出来,则是一种高超的转化艺术。特別是涉及信仰的典籍,此类的翻译除须娴熟两种语言外,还要用敬虔诚恳的心,才能译出来。因为此类典籍的翻译,非仅能对“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能作出贡献,更要对拯救人的灵魂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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