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古今 ✐2023-04-01

西风吹华发

史述

 

在一个世纪前,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交通史上,发生了几件有意义的事。
  先说明一下当年的设境。
  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的统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人称之为“大疯狂”。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经济衰退。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前面。
  在中国,1911年,推翻了积弱的满清皇朝,但陷入了军阀割据的乱局;思想潮流,把儒家和孔圣人一同扫地出门,卻沒有代替的定於一尊。


杜威

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於1919年,到日本安息年休假讲学。他的门弟子胡适(1891-1962),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经过校长蔡元培同意,请他顺道来华。
  在此之前,美国在世界学术上,沒甚发过声音。
  起初,杜威只想在中国遊历几週,就回去教书了。哪知在华竟然大受欢迎;北大校长蔡元培,尊称他是“洋孔圣人”!那就不能不周遊一番,於是应请延期留华。
  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中国参加“协约国”是赢家。中国本就不奢望分啥赃,但竟然被分赃—协约国同伙的日本,要接受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北京政府倾向签让;代表团不甘。学生停课上街遊行,反对政府软弱妥协,声称维护国权,打倒国贼!谁是“国贼”很难确说,总是不乏打倒的对象。
  杜威在美国的哲学圈子里,属於实用主义—其好处就是卑无高论,适当的显例就是钱币:实用就是真的。至於对谁实用,范围多广,能用多久,无以定论;再说到如何来,如何用,更非所计。中心的东西既然不多,就得衍东及西;谈到教育理论上去,通俗引兴趣的现实政治,难界定的口号,像“民主”,“自由”,“科学”等类。
  学生们很容易受鼓动,跟着喊口号,搞运动。其中夠动人的是“××救国!”“××不忘救国!”
  杜威在亚洲(Asia)学报写文章,称此类风气为“室內运动”!当然不是解決问题,可是消耗时间很有效,而且后人一直可以用来当话题,就像“乌托邦”一样,能搞上许多代;地不分东西,立场保守自由都可以,想反啥,或搞啥,随时搬出来作标语,打旗号,不虞匮乏。既然沒有确切定义,那就不怕会过时。这是可见的影响。

罗素(Bertrand A.W. Russell, 1872-1970)来华,当然不是专程取经。经历中国后,他说:

我理解白人並不是我曾设想的那么重要。如果欧洲和美洲在战爭中自我毀灭,人类不会绝种,连文明的结局都不是。仍然会有相当数目的中国人存在;在许多方面,中国是我所见最伟大的国家。不仅是最多的数目,最伟大的文化,在我看来,更有最伟大的才智。我不知任何文明,思想如此开放,如此实际,如此的愿意实事求是,而不把事实扭曲为另种模式。(Interview in New York World, May 4, 1924.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罗素

罗素在百年之前,能有如此认识,几乎可列先知。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被认为最沒有希望的国家;连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惟知崇洋。只少数人例外,像辜鸿铭那样认识有国魂的人。
  还有一事,就是在这时期,罗素的转变。
  此人出身英国的贵族门第,颇有才华。在学术方面,以数学及逻辑学傑出;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同橫空出世,罗素是少数几个能懂,並可以发为论述的人。只是品德不修;他以世界为疯狂,世界以他为疯狂。
  西方世界扩张时代的“3-G”= God, Gold, Glory,即是所谓“金荣神”,他都冒犯了。罗素成罗输。失去了大学的教席。1918年,因反战还进过监狱。
  人群为何而战?(Why Men Fight?)他指出,一切私有财产,都是源於強暴和偷盜;解決之道,在於实行“共产”—柏拉图“共和国”模式。
  帝国主义老大哥,以种植鸦片和走私起家,哪容得下如此狂悖的言论,简直是不道德,跡近反叛!因此,美国大学讲演的门向他关上,联合抵制他。他到所向往的俄国去,发现缺乏言论自由,沒法子呼吸。於是他到了中国,从南到北,走了些地方。
  罗素受到欢迎,但不夠吸引人。中国寻求速強丹药;他不是背着药囊的江湖人。但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资产,不必舍近求远,追求全盘西化。
  其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罗素在书中说,他对於杜威,几乎是全部认同;溫和的说,唯一的歧異是,杜威寻索真理,以“寻索”作为“真理”。这溫和批判很重要—杜威的跟从者,也该思索:实用主义者,是否重商主义披上了“哲学”的外衣?有以“现金价值”为真理的可能,而步入“实”和“用”的歧途?

史学家笃伦(William Durant, 1885-1981)对罗素似乎颇为欣赏:“他不是宮廷人物,但是真确的学者和绅士,並且比把‘基督徒’挂在嘴上的人,是更好的基督徒。”他更期望罗素能走出失望,进入智慧,在将来宁靜安详的“哲学家族群”中,列名最高。
  当然,史学家不是基督徒,也未必以基督徒的立场讲话。那是否史笔刊论,基督徒该好好思想;能作卫道家更好,可不要只在嘴上。


康德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被人称为“伟大的支那蛮”,是因有人以为他把中国思想西化。
  他谈的“永久太平”,和“天理良心”,反对掠夺战爭等伦理观念,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可能是近代如此认识的西方第一人。在他一个半世纪后,罗素的思想,是否基本上受康德影响?
  德国前总理史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与中国关系密切。在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04-1997)谈话时,他当面奉告:我看你像是信奉孔子。邓不以为忤。邓原名希贤,可见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如果曾有制式共产主义,现在已经沒有了。苏联不仅解体,现在的俄国邦集,连旗号也換了;挂名共产党员剩下不足二十万;比美国多不了几许。算来苏联存在不过是七十年,恰符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国被掳的年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於1949年建国,到七十年后,实际上是在走“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算是从小康走向大同,希望不再倒退。现在沒有谁再批林批孔,反而到处尊孔,向全世界推销孔教学院。对人民来说,是从大清退位以来,沒有军阀存在,社会进步,民生乐利的昇平年代。
  欧洲许多国家,大致是“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程度细节各有不同。不过,仍然在美国军工商势力裹胁下。实用主义,不难蛻变成为“现金哲学。   基督徒应植根於基督的真理,不被什么风吹动,遵守主的道,並以教训人,道化文化,直到主临。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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