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任钦差外交大使蒲安臣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旧金山市南二十多哩，有个美丽的海边小城百灵锦（Burlingame），现在也远不算大，只有几万人口，想来百多年前建立的时候，更比今天小得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说起来，地方小，来头卻不小，是为纪念近代中西外交史上一个特出人物：中国的首任钦差外交特使，卻是个美国人。
此公的官讳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於1820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在纽约州新柏林（New Berlin, NY）。1846年，毕业於哈佛大学法学院，继在波士顿执业律师，以能言善辩著名。1853年，当选为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参议员。
1855至1861年，蒲安臣三度连任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他基於圣经立场，行公义，好怜悯，坚決主张废除奴役，所以竭力支持林肯（Abraham Lincoln），为竞选热心，不畏人的反对。林肯就任总统（当年的译衔是“伯令玺登德”），任命他为驻奧地利公使；但因他曾在国会讲演，赞成匈牙利革命脫离奧匈帝国独立，奧国因此以蒲安臣为不受欢迎人物，拒绝接受。这样，1861年六月十四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
在华盛顿的时候，有机会见到英，德，法，俄等強国的外交使节，蒲安臣同他们建立友谊，是以后“互惠原则”的基础，他反对向中国使用武力，反对扩张租界割据领土的政策。
1862年七月二十日，美国公使蒲安臣，为清廷接纳入驻北京，是第一批获准居住京畿的洋人外交代表。
赫德 Robert Hart
蒲安臣抵任以后，不仅主张採取公义外交，並建议中国发展矿冶，延请美国矿採专家，探测煤矿蘊藏。他托由丁韪良（W.A.P. Martin, D.D.）翻译惠敦（Henry Wheaton, 1785-1848）的国际法初阶（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政府出资印刷，颁行为教材，以启迪当时人的世界意识。1865年，他协助筹铺海底电缆，使电报通讯由广州至天津；也是他同海关总稅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赞助设立同文馆，以造就外文人才。
他出身新英格兰世家，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表现於行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皇，而且风度优雅，口才极能动人，又平易善与人交，获得外交圈的敬爱，和地主国的欢迎信任。
那时的中国满清政府，经过连年內忧外患：鸦片战爭失败；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难热河；俄国侵边等，无不以蒙羞赔款失地为结论，敝弱尽露。洪杨之乱，演成太平天国，持续了十三年，蔓延十多省，闹得筋疲力尽，才於1864年平息。清廷终於渐渐觉醒，以为“制夷”既然不能，不如改而“抚夷”。又觉得洋人已经洞悉中国虛实，中国对洋人卻懵然不知，以力以理都不能胜人，益感派人出使外国的重要。经征求封疆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意见，也都以为当行。
但问题在派谁呢？
通洋务的人才既少，有的资望不孚，並且有满汉种族的考虑，政治的矛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对礼仪，特別是叩头的问题，跟洋人交往该如何应付？想来想去，竟然乏人可差！
恭亲王奕訢
那时，适美国公使蒲安臣卸任，总理衙门设筵欢送他归国。席间谈话中，主人恭亲王奕訢（1833-1898）说了一句：“希望阁下能夠作代表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的特使，访问各条约国。”他以为那是善意的好话，依唯致谢，酬错之间，也就过去了。想不到，几天后，恭亲王转托英使馆中文祕书恳切抒意；蒲安臣十分惊奇，经过审慎考虑，表示接受。
当时，精明的英国公使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由衷的称讚说：“对於任何人，这是最高的荣誉；只有他当之无愧。”
这样，一切棘手问题都解決了。但对於真诚和任事认真的蒲安臣，是困难的开始。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满腔福音使者的热诚；但弱国外交，折冲樽俎，已经夠困难的，而所代表的清廷，倨傲无知，还以唯一文明国家自居；如何能不损中国尊严，並自己声誉？注定前途十分艰难。
1867年（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全付仪仗，隆重的亲临美国使馆，双手高捧着黃绢匣，中有黃绢御旨，盖朱红玉玺，是蒲安臣的正式任命。
蒲安臣权充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年俸8,000英磅，所有开支在外），以钦差荣耀身分，率三十人的代表团出使，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曾任职海关的法人德善，二人为左右协理；另派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礼部郎中汉人孙家谷，各加二品顶戴辅助；随员中还有同文馆学生六人，声势浩大。
依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在那时，海关总稅务司早就是英人赫德，英人高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的“常胜军”，在平洪杨的战爭中，也曾有过卓越的贡献。现在，外交上任用洋人，有何不可？
1868年二月二十五日，洋钦差大人，率使团自上海乘轮船出发。
五月，抵达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长设宴盛大欢迎，称讚“最年轻政府的儿子，作最古老国家的代表。”蒲安臣兴奋的说：中国已经走上了开放，与各国和平相处並进步的道路。
离开旧金山，蒲安臣代表团乘船遶南美於六月二日抵华盛顿。次日，与国务卿席华德（William H.Seward）会晤。六月六日，拜会总统约翰生（Andrew Johnson），欣然隆重接见。
在纽约的时候，蒲安臣代表中国，乐观的宣告：将来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彼此往来，互通贸易，中国将接受美国光辉的文化，並“将光耀的十字架，遍插山岭谿谷。”
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席华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通称“蒲安臣条约”，条文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规定两国互派使节，华人劳工往美国，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並归化为公民等。这似乎是那时代唯一的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对声明“不干涉中国內政”条款，特別赞赏，对该约的合法性未加以否认。不过，后来的执行，才是真正的问题。目光短浅的政客，怀有种族歧视，每予阻难限制。
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十分顺利完成，蒲安臣一行欢然登船往欧洲。
九月十九日，抵达伦敦。十月二十日，在溫莎宮获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在十二月底，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兰顿（Lord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larendon, 1800-1870），蒲安臣提出“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不施行压迫中国进步，不违背其意愿与独立安全；中国当履行条约义务；英国只在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
1869年一月二日，蒲安臣等到达普法战爭威胁下的巴黎。法皇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接见代表团，表明与英国的立场相同。代表团在法国期间，受到良好的外交待遇，但沒有具体协议。
至德国，会见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俾斯麦对中国颇有好感，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因应欧洲复杂问题，不暇东顾，发表声明：愿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
此后其余的时间，遊历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沒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使团有一段安适悠閒。
沙皇亚力山大二世
1870年二月一日，到达俄国。在圣彼得堡，於二月十六日，获沙皇亚力山大二世（Aleksandr Nikolayevich, 1818-1881）接见。其人想作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伟大的人；在国內有日益高涨的“人民意愿”组织反对，致力对外扩张：既蹙於欧洲，就侵略软弱的中国。他避免谈及中俄疆界纠纷，而大言美俄关系，真正“不着边际”，使代表清廷的蒲安臣大为尴尬。劳顿加上冒寒犯冷，次日就病倒了，诊断为急性肺炎。他仍然扶病看报纸，注意俄国局势的发展，日夜焦虑，病势日增，终於不起。在一週后，薨逝於圣彼得堡。
据同行的志刚记述：“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捐躯於異国。”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志刚等於其薨逝后，即给遗属银六千两治丧。清廷为酬庸其“为国效力”，並追念其在美国驻华公使任內“和衷商办”，特“加恩赏给一品衔，並颁卹银一万两。”
使团离俄以后，又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然后，於1870年十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总算不辱使命。
1871年，清廷在英国和法国分別设立公使馆，作为正式外交代表。至1878年，驻美国使馆也成立。
海宜斯总统
Rutherford B. Hayes
不过，美国歧视华人的逆流，並未消弭。1880年，国会通过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以道德和廉正知名的海宜斯总统（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在任1877-1881）坚持履行蒲安臣条约，予以否決。但以后的克里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和海利生总统（Benjamin Harrison），並他们的下属，初则规定华人离境不得复来，继则歧视侮辱“华人在文化上不能融合於美国社会，並带来道德和身体的疾病”，禁止华人移民。
任何事情的初创，都要经过痛苦。在十九世纪，国家主义猖行的时代，对平等外交的观念，还在遙远的将来，蒲安臣怀着理想的出使，实在是走在时代的前头，在沟通中外关系上，有其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