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选读
夏丏尊论语言
一
语言是文艺作品的主要工具，然而这是一种很难运用的工具。曾经有过写作经验的人，只要他是一个严肃的工作者，不感到语言困难的人大概很少。“世界上的痛苦沒有比语言的痛苦更甚的了！”有人曾这样说过。语言的贫乏，选择之不易恰当，以致表现得不能恰如其分，不能活泼生动，如闻如见，这不知使认真的作家费了多少苦思，尽力地向脑子里搜索，搖了多少次笔尖，不敢向纸上落，落下了又提起来，写成了又涂改过。然而，这种“在适当地点的最适当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从作者的脑子里硬找得出来，是不是可以从作者的笔尖上硬搖得出来呢？
在作品中的任何人物，都是说着一样的语言，—无论是农民，工人，商人，官吏，知识分子，都是在作品中用著作者所惯用的一种语言说话，甚至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也是满口的新名词，旧典故，或极其曲折的欧化句法之类的情形，在我们的一般作品中是常常见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不知已被损伤了若干，假如一篇文学作品的功能只在告诉读者一件简单的事情或一种抽象的思想，这样的作品也许是可以的，然而所谓一件作品的真实作与艺术性就相当地減弱了，沒有真实性，沒有艺术性，也就不成为一件艺术品。无乃我们的作者与读者卻大多在一种习而不察的情形中作着，读着；实在，这也与用死的古文写活的事情，或想由一篇死文字里认识活的事实是一样的不近情理。
在敘述中，在描写中，作者必须去寻求那最适当的语言，去敘述或描写他们所见所闻或所感到的一切，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而在对话的语言中，则更为困难，因为在对话中必须用语言本身表现出整个活的人物来，这就是说，不但要把作品中人物所要说的意思传达出来，而且还须借了对话本身，表现出人物的性格，身分，他的社会阶层，言语所代表的社会意义，甚至他的地方色彩，以及时代精神，而且还须是活鲜鲜地真实表现出来。这种活的语言，是最困难的了，因为它已不是作者自己所惯用的那一种呆板的单纯的语言，而是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语言。
这种“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意见，从前的人也曾经有过的。譬如章学诚在“古文十弊”中论求文之弊，就曾说：“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於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他所说的记言之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话用语；而“适如其人之言”，也就是说作品中的人物须说他自己适如其分的语言。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口吻，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语汇。一个作家要写出一个农民，或写出一个村学究，只了解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思想还不夠，还必须获得他们所用的语言，这样，才能写出一个活的农民和活的村学究，尤其在写他们直接对话的时候。那么，这些语言要向哪里去寻求呢？苦搜你的脑子也往往不济事，就是读那些优秀的作品也只能告诉你一点点，假如你自己不曾到那些“活的语言”的仓库中去过。那仓库不在书里，不在脑子里，而是在活着的社会生活中，在你所要写的人物口头上。
要写一个农民，你就要向农民学习，要去同农民共同生活，然后你将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将惊讶於他们的语言之丰富与绮丽，你将用那些活的语言写出一个活的农民来。普式庚不单曾向他的乳母学习语言，而且旅行到奧林堡的郊外，在那里学习语言。高尔基是从下层生活中生长起来的，他在作品中活用着下层语言。这自然都可以作为作家们的先例。但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地假设一下：假如有这么一天，—这一天当然还非常遙远，假如有一天农民也能提笔写他们自己的生活，那又将是如何的作品呢？童年时代生活在乡里，有机会听到善於讲话农人讲故事，那种言谈的魔力，不曾在读任何小说时再感到过，可惜他们多少世代以来，被剝夺掉了使用文字的权利，虽然他们之中也有很多是有文学天才的人。
二
抗战以来，随着各部门的进步，文艺也在进步中，而且已经有很多好作品摆在我们面前了，而作品中语言的进步也是很显著的，尤其是“活的语言”之运用。这主要的原因，在於作者大多从书斋里跑了出来，不但把生活的视野扩大了，而且能实际地和作者所要写的对象过着共同的生活了。
在姚雪垠先生的小说“差半车麦秸”中，有这样的一段：
…有时候差半车麦秸並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地说：
“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地吸了一口煙，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煙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稳稳地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会长出这么深的草！”
他拭出了两大眼角上的白色排洩物，向前挪了几步，从地里捏起来一小块垃圾，用大姆指和食指把垃圾捻碎，细细地看一看，拿近鼻尖闻一闻，再放了点到舌头尖上品品滋味，然后把头垂下去轻轻地点几点，喃喃地说道：
“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
农民是生在土地里，靠土地而生存的，他懂得土地，爱惜土地，土地就是他的生命。恶草是妨碍着禾苗的，他痛恶恶草，无论生在谁家地里的恶草他都痛恶，他看见地里生了恶草，就不能不歎息，而且正如採矿家之试验矿质一样，正如美食家之品味食品一样，用眼睛，用鼻子，用舌头，他可以鑑定出土壤的肥瘠。这些都是一个农民所应有的感情和知能。因了这些，“这是一腳踩出油的好地！”这一句话才说得出来，才极其有力，而深深地表达出了惋惜之情。而且，这是多么活泼真实而又深刻的一句话呀！这不是从任何书里边可以找得出来的，更不是任何作家可以从脑子里造得出来或偶然从作者笔尖上滑了下来的。这是真正的最好的“活的语言”。这可以说是一句农民的诗。这也不是差半车麦秸一个人的创作。这是农民阶级的一句成语。这句成语是怎样造成的呢？它大概是从多少年代以前传下来的，它在时间的变迁中变化着，从这地方传到那地方，从这个农民的口上传到那个农民的口上，它最初不一定是这个说法，但传到某一个时代在某一个地方就完成了这句话的形式，就成了成语，成为一句农民的诗了，这就像一切残歌断曲俚语俗谚一样，是历史的，民族的语言之成果，这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卻未尝不可把它看成一篇具有真实內容的诗章。那么，是不是真有这种可以一腳踩出油的好地呢？当然沒有，然而这句话可也並不显得怎样虛张声势，它是一句有形象性的，有真实感情的活的语言，而用在差半车麦秸的场合，又是最适宜不过的。
孔厥曾经写过一个“农民会长”，虽是短短的一封通讯，然而把一个老农民真写得活龙活现了。秋收工作团到了柳林子，农民会长去通知住在窯洞里的庄稼人。作者写道：
可是晚上，他卻到一家家窯洞去通知了：“公家来帮着割庄稼啦，开会开会！”据说老砂眼望出去，月亮疊有三个，满天星斗都生角，而他的黑影还曲折地拖上石级，山腰里张家和李家那两个瞎眼似的窯洞也得到了通知。有些庄稼人还被他的胡须触得耳朵痒痒的，听到低声的关照：“区上来过人了…”
“有些庄稼人还被他的胡须触得耳朵痒痒的，听到低声的关照…”在这短短的敘述中，我们看见了那个老农民僧长如何地去传达消息，並听到了他的耳语。而要紧的，我们还是要注意作品中的对话。在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
“地！地！地荒了，有粮无米！我就纳了二十几年空粮，好容易才到府里去花了几笔费把它推掉了呢！哦，你该有数了吧？”
“那你沒有地，怎么过活呢？”
“还种地呀！种城里李老…”缩了个爷子，“嘿，姓李的地！”於是讲到佃租，讲到一年四十五块钱的捐：“米甕底都刮得干淨淨，我们就光着屁股啃南瓜的皮！”
这些用语都极其简单而明了，同时也极其正确而生动，尤其是最后一句，这是老农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生活了，在这简单的二十几个字里所包含的內容，不知能不能用另一种描写或敘述传达出来，即使是用了几百字，或几千字。
请再看文章的最后一段：
这半天他硬要我们休息，千方百计去寻些轻工作来给我们做，我们便和他一齐坐在窯洞外的空地上摘豆荚，剝苧麻。窯洞外是土牆围成的院落。豬在槽里饮水，发出嗒嘴的大声。豬子把鼻子沒在墨水潭里，顽皮地拱。一只毛驴站在一边。伏在角落里的老牛已经睡眼朦胧了，还努着嘴。大群的白鸡来去的角逐着，血色的鸡冠东倒西歪，有的缩起一只腳，斜一只金边眼睛向我们惊望…。牠们的主人，时常歇下手，捧着个在家里才用的水煙袋，悠閒地抽煙。
“老汉今年六十三了，”他沈思的说：“上三十，好福气，中三十，好晦气，如今下三十了，世界已经社会了。”
儿子长寿懂得“社会”两字的误用，卸下背上的穀捆，对他白了一眼，对我们笑笑。
这里的敘述都能恰到好处，而最后由农民会长说出的这一段则尤妙。第一，我们先感到这里的特殊语调，我们知道农民们都是喜欢唱歌的，喜欢把话说得整齐有韻，凡农民口中一切俚谚俗语也都有着歌谣的形式，而在这短短的言语中，我们也感到了它的节奏。第二，是这言语中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活的艺术语言都应当有它的社会意义的。高尔基在“和青年们谈话”中说：“语言虽不是蜜，卻黏着万物。言语是一切事实和一切思维的衣服。而事实里边又藏着它的社会意义。”那么，这里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这里表示着社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而活了六十三岁的老农民，也由於社会的改造而被改造了，他是正在改造过程中的人物。在他的世界观或人生观中，还留着部分的宿命论，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还回忆起他的母亲或祖母曾经给他请瞎子算过命，他反顾了一番过去六十年来在无意识中过的快乐或痛苦的生活，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连他自己的生活与思想也都变了，他亲眼看见了“人”的力量，群众的力量，而他自己，也是贡献出了力量的一人，他自己也享受了一分斗爭的成果，因为现在世界已经“社会”了，这两个字的误用是这言语中的主要內容，假如換一換其他字眼都不对，譬如说，“世界已经改变了”，或者说，“世界已经实行社会主义了”等等，都不对，因为这些言语都不能代表这个活的农民，不能代表他所属的阶层与时代，不能说明他正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不能说明他正在新的社会中学习，他正在进步，正在发展。秋收工作团的人们自然不会说这样的言语，而他的儿子懂得他的误用就向他白了一眼，因为这些年青人是比较走到了前边的。至於我们呢，我们读了这篇文章就认识了这个老农人，就爱上了这个老农人，並认识了这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
什么人在什么情景中一定要说什么样的话，他的话可以代表他整个的人格。作者要表现出一个真实的人物，就必须先选取那人物所用的语言。这种例子，不但在新作品中可以看到，假如我们回顾一下旧的作品，当作者在某种特殊场合要特別把人物写得生动活泼时，也同样是选用了足以表现出那人物的活的语言或与活的语言相去不远的语言。这情形在近代的小说中如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尤其显著。譬如“水浒传”中写阎婆媳抓住了宋江和梁山泊強盜勾结的证据时，她说：“今日也撞在我手里…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这里的口调，尤其是“消遣”两个字的用法，就活活地画出了一个阴狠毒辣的女人。而最好的例子还是第二十三章写潘金莲的一段：
…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武松只顾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讨个劝杯，叫士兵筛了一杯酒，拿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四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起，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爭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大哥依我时满饮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见得是，我都依你说。”吃过了一杯酒，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用我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作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什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根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臢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肐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鼈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嵝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进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个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
我们真得佩服施耐庵的本领，他运用语言运用得这样好，我们看了潘金莲这一段，也就看见了她的模样，听到了他的声音，认识了她的为人，而且连武大郎的家庭情況也完全看得出来了。
上边所举出的例子，我想已经可以说明“活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了，但是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语言呢？高尔基在“和青年们谈话”中继续说道：“文学者们是从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严选了正确，恰当，适切的语言，把事实中的社会意义，在其一切重要性，完全性和明了性上描写出来，便是艺术作品。”
三
语言之选择与运用，诚然是困难的，而“活的语言”之运用则尤不易“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容易的，只要作家不是永远把自己闭在书斋里，只要作者肯跑到现实生活中去生活一遭，好的语言也是俯拾即是的。
是春天，我们坐着包车，须用整整一日的时间，从省城赶回我们所住的那个县城。因为多日不雨，天气已经非常燥热，马路上的尘土为车马行人所翻扬，令人张不得口，开不得眼睛。车夫们满身是汗，气喘噓噓地走着，然而在气喘噓噓之中，他们总不断地讲着笑话。他们熟悉於种种社会，他们懂得各种人物，而他们的肚子里又满是好故事。天色已经晚了，而我们的目的地还看不见影儿，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很疲乏了，应当少讲话，然而不然，他们的故事是讲不完的，我们惟恐不能赶到家，自然有点不高兴。其中一个车夫忽然高声叫道：
“妈哟，老子三天不见你，你就跑了？老子要打你！”
这卻叫我们吃了一惊，“你！”“你”是谁呢？我倒要看看这个被“老子”骂了而且将要挨打的“你”。正在左顾右盼百思莫解的当儿，小城卻已经隐隐在望了，原来“你”就是那座城。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者的风趣，拉了一天车，太阳下山了，而目的地也到了，前面就是旅店，就是洗腳水，就是工钱和休息，於是对了这座石头城─这曾经彷彿是跑了的，彷彿是故意躲闪着的，三日不见的城─像责备自己的老婆孩子似的责骂起来了。
是插秧时节，驻在当地的军队都分班到城外帮助农人插秧。“我们军民要合作…”的歌声，水车声，溪流声，响彻了原野，当工作完了的时候，一个只穿着短裤的“武装同志”，从水塘里拔出了两条泥腿，霍霍地汤着水，等一腳踏在岸上，一腳尚在塘中时，他嘻开了满嘴大牙喊道：
“嗨！咂搞？咱们是自家洗自家的还是咂搞？”
接着是笑声，骂声，泼水声，光腳板在田上的拍击声。在这短短的一语中传达了什么感情呢？这里表示出了我们的军士的什么情趣呢？暂时放下了枪桿，离开了军营和操场，彷彿一匹脫了缰的野马一样，虽然是辛苦的工作，然而这又是多么高兴的工作呀！自己本来也是农人的，自己也是熟悉水田的带臭的气息与绿秧的甜丝丝的气息的，於是这又是多么亲切的工作呀！虽然一只沈甸甸的枪桿也已像镰刀一样的熟手了，而此刻，则更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的工作着，也许自己还骄矜於既能打鬼子，又能种庄稼，从前军队欺负老百姓，如今抗战了，军队帮助老百姓努力生产，一旦工作完了，於是快乐的冲激使他发出这样的欢呼：怎么干？咱们还是自己洗自己的腿呢还是怎样？这话的回答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妈卖皮的鬼儿子哟，不自己洗自己的还有谁抱着你洗吗？”是啊，是那样粗壮硬朗的小伙子啊，你看那腿，那腿上的肉疙瘩，像一窝蛤蟆一样跳蹦着，腿上的毛，像树根一样滋长着，谁还能抱着你的腿去给你洗呢？
像以上所举的例子，只要你肯留心，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
又如姚雪垠先生在“我怎样学习语言”中曾说：
大概是1934年的夏天，我因为沈重的吐血病离开了北平，路上辗转耽误，到秋末才回到故乡。在故乡的七八个月中，我既不能写作，也不能读书，天天只有睡觉和吃饭。无聊的时候，我随便读一读世界语，或把故乡的口语记录下来。日子久了，搜集的语汇多起来了，便按着编辞的方法把所搜集的语汇总写在笔记本上，题名为“南阳语汇”。这工作虽然沒有做完成，但卻得了极大益处。我从此真正地认识了口语的文学美。那美是在它所具有现实的深刻性，趣味性，以及它的恰当，真切，素朴与生动。一位朋友曾对我说，外国的农民语言往往很富於幽默性，而我也从故乡的农民语言里发现了浓厚的幽默趣味。我读过托尔斯泰的传记，这位伟大作家对於故乡农民语言的种种讚美，我全可以借用来讚美我的父母之邦。且不说我所知道的许多“嵌子”（即歇后语），如今我只随便举几个例子瞧瞧。在口语中形容一个走路很慢的人便说他是“肉豬”，说他“一步挪四指”，（在我的故乡山东东部卻说“一步挪不得四指”，—李。）或“一腳踩死一个蚂蚁”，（我们那儿卻说“一腳踩不死一个米羊”，米羊即蚂蚁，—李。）形容一个性情麻木的人便说他“沒血沒汗”，或说他“扎一百锥子不流血”。形容一个小心怕事的人说，“走树下怕树叶打头”，（我们那儿卻说“怕掉下树叶来砸破脑袋”，—李。）形容一个刻薄的人便说是“刀子”，倘若这个人是嘴上刻薄而心田良善，便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相反的人被形容为“嘴甜心苦”。乡下女人逢年节又黑又粗糙的脸上擦了很厚一层粉，便有一个绝妙的形容语：“驴粪蛋儿上下霜了”，（我们那儿卻说“驴粪蛋上掛霜雪”，—李。）诸如此类的美妙口语，只要稍留心去搜集，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过去的新文学中，除掉老舍张天翼等少数的几位作家之外，我很难看到哪一位作者不在苍白贫血的“白话”里打圈子。口语之所有如此丰富的宝贵遗产，是因为凡好的口语都不是被抽过血的，在新文人笔下传播的所谓“白话”它是无数人在千百年中集体创作的，是依据无数次的生活经验，经过无数锤鍊，无数淘汰，才成功的活语言，所以它恰到好处，在嘴里咀嚼时有滋味，写在文章里发生光辉。这才是真正的和活的国粹，流露着民族的，大众的，几世纪以来的生活，习惯，思想和情趣。这些口语里渗透着无数的无名天才的心血，这里边也带有宝贵的启示，启示一个文学家应该怎样去创造语言，形容事物。
为了证明我所说的美妙的口语真是俯拾即是，我引用了姚雪垠先生所说的这些例子。但这样的语言虽说是俯拾即是，卻不见得样样都可拾，还需要加以批判，知所取舍，也正如高尔基所说，是必须经过严选的，尤须特別注意其完全性与明了性。潘菲洛夫在其“论革命的语言”中也曾说：“…我们明白知道，民众的语言中有许多好的，如果把民众语和贵族语放在天平秤上，在价值上，美丽上，民众语要优胜得多。但在民众语中，也有许多必须丟棄的渣滓和垃圾。…”怎样丟棄，怎样拾取，或怎样加以改造而成为创作的语言，那自然因人而異，也因所写的场合与人物而有不同。
四
曾经有朋友向我歎息道：“我是一个沒有故乡的人，我丟掉了我的故乡，也丟掉了故乡的语言，我几乎不能说一句纯粹的乡土话了。”言下表现出无限哀愁。从事於写作的朋友们，我想该有很多是来自乡村的吧，我们都曾经说着自己的乡土语言，听过用自己的乡土语言所编织成的那些丰富而美丽的谣曲与故事，而那些语言之中，都是充溢着我们民族的特色，人民的生活经验与智慧的。但我们的文化卻都在少数都市中，我们拋棄了乡村，而走向城市，於是我们和大众隔离起来，我们忘记了他们的语言，也隔离了他们的生活，於是我们所写的是我们的小世界，而一些能读的，也只是少数人，於是文学成了少数人的私产。落后的乡村，广大的群众，就根本沒有分儿了。为了教育大众，为了喚醒大众起来参加斗爭，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通俗文艺”，“文艺大众化”等运动，以及“民族形式”的讨论等等，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了，所谓“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应当怎样地去努力发扬並完成呢？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很困难的工作，而我们的作者，要深入现实中，要和老百姓们亲近，要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一遭，要了解他们，教育他们，並向他们学习，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吧，而向大众学习活的语言，也该是重要课程之一。更进一步，我们不妨把我们的梦做得更远一点，也更美一点，不知道须经过多少艰难困苦的崎岖道路，使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提高起来，使农民，工人，士兵…不但能读，能欣赏，而且让他们之中的天才也能写，能创作，也可以产生出他们自己的作家来，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出他们自己的生活，写出他们自己的痛苦与快乐，写出他们自己的理想与哲学，那才真正是“民众的文学”，那才可以成为他们自己的教育工具，他们自己的战斗武器，他们自己生活的安慰与滋养。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还是多么悠长啊！
（选自夏丏尊：作品漫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