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选读

夏丏尊谈思想与创作

选

 

　　整个的人类生活都是文学的材料，也就是说，文学的世界与人类生活同其广大而丰富。文学作品中当然要以人为本位，然而人也不能单独存在，所以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一切事物的存在关系，都可以作为写作的对象。以时间而论，一个作者应该把握住现在，但也不妨回顾过去，或在过去事物中吹入一种新的生命，而最要紧的还是要把现在推向将来，那最好的作品是要叫人向往着最好的将来的。总之，世界是广大的，现象是复杂的，在这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作者将如何摄取材料，摄取了材料将如何表现，这是我们所要解答的问题。
　　当然的，每一个作家都应当使自己觉识一个广大的世界，然后才能写出最宽阔，最深刻，最富有生活意义的作品。然而各人有各人的限制：知识与经验的限制是其一，能力的限制又是其一，而二者也许是互为影响的。譬如有人能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世界里，於是他的写作范围就是一草一木，一虫一鱼，自己在剎那间的一点感觉，一点模糊的幻想，或自己小小的哀愁喜乐，与身边的琐琐私事。所以，作家的取材，首先是为他的生活所決定的。但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不同的作家虽然取了相同的材料，等作家把材料制成作品的时候，那作品卻依然是以不同的面目而出现的。因为作者的人格不同，因为一切材料既由作者的实际生活来決定其选择去取，又由於在作者的特殊人格中染上了不同的调子的缘故。所以有人说文学创作正如蜜蜂酿蜜，蜜蜂所採的是花的甜汁，但当牠造蜜的时候卻必须注入自己的一种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就是所谓蚁酸。创作者个人的人格或情调，也就是一种蚁酸之类的东西。
　　然而这种所谓人格或情调，卻是一种颇为含糊，颇为不易说明的东西，而且在这些之上，还有那作为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作者的思想，也就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的作家对於同一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於是也就有不同的写法。譬如同样是一个民主运动，有人会为了这运动而献身，而牺牲一切，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也就有人认为这是叛逆，这是作乱，应当剿平而诛灭之。这表现在作品中当然也就成为两种绝不相同的作品。不但对於人事，对於社会现象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即对於自然现象亦然。譬如“落花”一个自然现象，就可以举出以下种种不同的表现：

一片花飞減卻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
淚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
花落春仍在。（俞樾）
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史邦卿）

而纪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在新的粮食中卻又说：

明日的喜悅惟有待今日的喜悅让位了才可以获得，每一个波浪的曲线美全系於前一个波浪的引退，每一朵花该为果子而凋谢，果子若不落地，不死，就不能准备新花，是以春天也依仗冬天的丧忌。

同样是自然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呢？因为思想不同，认识互異的缘故。
　　作者既是一个在连续的历史上，在相关的人群中生存着的人，他对於人生世事就不能不有一种看法，不能不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贯串着他的全作品，主宰着他的作品，就连那取材的角度也是由作者的认识所決定，虽然作者自己有时也是並不意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作品都是以作者的思想为基础的，於是在任何作品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那作者的思想。

　　作品中之所以有思想內容，是因为作者自己有思想。思想有好有坏，所以作品也有优有劣，作者要作出好的作品，当然非有好的思想不可。这就正如罗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所说的：“少女能夠就她所失去了的爱情而歌唱，而守财奴卻不能就他失去了的金钱而歌唱。”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比较起来，前者的思想是好的，后者的思想是坏的。若是就作者时代的需要来说，一个作者的思想之或好或坏，尤其容易指明。所以蒲列哈诺夫在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

沒有思想的內容，艺术是不能存在的。但倘若艺术家看不见那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潮流，那么，由他在那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性质，在那內容价值上，就显著的低下了。而且因此，那作品也必定蒙害了。

一般的作品且不必论，就以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的复活为例，这自然算是伟大的作品了，然而卢那卡尔斯基 （Anatoliy Vasilievich Lunacharsky, 1875-1933）在他的文学与批评中卻说：

对於丝毫也沒有改良人类的基督和福音书，以及最初的使徒们，托尔斯泰为什么崇奉到这样的地步呢？这只好说是古怪。到现在为止，大约已经过了两千年的岁月，然而人类到底怎样呢？借了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起来，则依然犯罪，不逊，沈缅於一切罪恶之中。所以纵然托尔斯泰再来宣说他的教义两千年，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大事件？比托尔斯泰相信基督的那种力量还要更強的东西尚且不可能的事，怎么能用別的力量做到地上的改造呢？

这就是说，以艺术家的思想而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那不合时宜的，空虛的思想。因此，作为世界傑作的小说复活，也就难免受到进步的批评家的责备。

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作者要有好思想，然后才可以产生好作品。当这种思想被读者接受的时候，这作品就发生了宣传思想的效果。然而文学终是文学，诗终是诗，而不是宣传。那么区別在什么地方呢？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里曾说：

我绝不责备你，怪你沒有写一部纯粹社会主义的小说，像我们德国人所谓“倾向小说”那样作者歌颂自己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我完全不这么想。在艺术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愈是不露锋就愈好。我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是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而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

而他在“给敏纳．考茨基的信”里说得更具体，他说：

我以为倾向不可明指，而必须从状态与行动中流露出来。

这就是说，思想要在具体表现中见出，而不应当明说，或用以教训。作者诚然应当把握那最好的思想，他不应当不意识，而是应当清楚地意识他的思想，但他的创作卻是由生活出发，他在实际生活中，在种种经验中，他接触了千千万万的形像，这些形像譬如一些种子，这些种子在作者的生命中结合，融化，终至於萌芽，生长，而又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艺术形像，到了他不得不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艺术作品的产生，而不是宣传或说教的开始。当然，这艺术作品也还是以那作者的思想为血脈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而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

　　茅盾（1896-1981）先生在一篇题作“公式化的克服”的小文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

有一个老笑话，秀才作文，苦思不能落笔，秀才太太在旁歎曰：“你做文章和我们女人生孩子一样的难！”秀才苦着脸回答道：“哪里的话，比你们生孩子要难得多呢！你们是肚子里已经有了的，我们是肚子里沒有的！”
这笑话是挖苦“肚子里沒有”的秀才，我们卻要纠正它：单是肚子里有了还不成，须待十月满足，即“成熟”了，方不难产，而且产下来的，才是健全白胖的婴孩。

这所谓“肚子里沒有”，是说作者沒有思想，或沒有可以表现思想的形像，自然是不能产生的，有了而尚未成熟也还是难产，产出来也不健康。至於抱了人家的孩子来当作自己的，以人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或为了宣传思想而去硬找形像，去強治半死不活的形像，也同样不中用。一个作者，他应当在实际行动中收获，在自己生命的土壤中培养，不要“揠苗助长”，直到成熟了，不但瓜熟自落，而且落下来还是甜的。在这里，文学之於道德，之於政治等问题，也就同样得到了解決，因为，道德或政治都是思想问题。文学与道德，政治当然有关系，问题也只在於：要区別好的道德思想与坏的道德思想，要区別好的政治思想与坏的政治思想；而且要看，作者在其创作的过程中，是在宣传说教呢，还是作有生命的形像表现？

（本文选自—夏丏尊：作品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