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笼里的悲歌（上）
记195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中，台北铁窗的
悲歌，与绿岛感训营的受难曲
台北铁窗的悲歌
我们一行共五六十名囚徒，被冠上“匪谍”罪名的同案犯人们，在1950年（民国39年）三月的料峭春寒中，由马公岛被押上一艘货轮，驶往高雄；再由高雄码头解上火车，运往台北。到达台北车站时，上了手铐，被宪兵被押上在火车站大门前等候运送的卡车。一时宪警刀出鞘，弹上膛，环围警戒，如临大敌。
火车站前堵满了大批搭车的乘客，大家来围观“匪谍”的风采。我们这些在澎湖被关押了数月的“匪谍”们，这时才相互看到彼此的面目。人人囚首垢面，满头发乱，两颊长满了脏乱的须髭，双腮与两目深陷，衣衫褴褛，个个一副十足的死囚模样。
我们被送到台北市青岛东路，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属下的看守所羁押。
五十几个人，被关进一间囚笼。当时的看守所人满为患，连山东名将李延年也关在那里，但他是一人住一间囚室。
当时，看守所只能腾出一间囚笼，来容纳我们这批人犯。囚笼是用木柱四面围起来，在一个大监牢中，一排排有许多这种囚笼。每一间囚笼可容纳约二十人左右，但卻填进了双倍的人犯，如沙丁鱼般密集地塞进去。
我们只能分成两排对坐着，人与人肩膀紧挤在一起。晚上睡眠时，只能轮班睡；一边人坐着，让另一边的人蜷着身子臥下休息。这样睡一两个小时后，便要被对面的人推醒，只好坐起来让另一边的人蜷身臥下来睡。囚笼虽四面都通风，但空气仍然恶浊。只好在中间悬掛一条毯子，下面绑上一根木条，两面再各系一条绳子，这样由两边相互拉动着，使恶浊的空气可以稍稍排出。
这种生活一待便是两个多月。
囚笼的角落上，摆了一个马桶，供这五六十人大小便之用。因为人多，不到一天便要满溢出来了。每天清晨，由两人将便桶抬到外面去倒掉。按说应该大家轮班来抬，但我卻从无机会轮到；因为这种权利永远由几个老煙枪包办了，不吸菸的人根本沒有倒马桶的资格。
出去倒的人，可以在途中趁监护人员不留神的时候，抽一个冷子，弯腰在路边捡到一两个菸蒂；而这一两个菸头，对老煙枪来说，真是如获至宝。
开始时我还纳闷，因为狱中严禁吸菸。当然，有钱的犯人，也可以整包的贿赂看守人员购来享用；但穷“匪谍”哪能妄想买菸抽？即使捡到了菸头，又由何处取火点燃？
但我真是开了眼界：古人能钻木取火，狱中囚犯卻能发明搓绵絮取火。
老煙枪由壁上折下一块木板，再由棉被中抽出一条棉絮，将这截棉絮拉成长条，绕在一支筷子上，然后置於地板上，以木板在上面猛搓；过数分钟后，将缠在筷子上的棉絮取下，撕成两截，然后将两截棉絮的一端互相接近，再上下抖动，一会儿便现出火花了。
这方法还真科学，棉絮先因在木板下摩擦而生电，再撕开以两端相触抖动，让两截棉絮中的阴电与阳电各集一端，如此便会爆出火花，供作吸菸的火种。这一招真让人叹为观止。
老煙枪将捡回的几个煙头拆开，再以报纸卷起来，便是一截香煙了。点燃后，几个老煙枪全部的头都湊到一块，轮流各吸一口；轮到的都不肯放棄，要下一个轮到的人，拚命地夺过来才能吸上一口，过过菸瘾。其恶形恶状，看了不禁令人叹息与作呕。
我在狱中看到老煙枪这副德性，发誓永远不沾染这种不良嗜好。
看守所的苦狱，说起来还是比我们在澎湖陆军第三十九师囚禁时的待遇好，因为最起码每天会供给两钵米饭。在澎湖关押时，后来被囚在暗无天日的防空洞中，一两天才送来半筐冷饭，五六十人各抢抓一把，我还多半抢不到手。而青岛东路看守所，每日两次供应一钵饭，饭上还浇一勺汤，汤都是用玻璃菜（高丽菜）煮成的，並在汤桶上面倒一点油，叫作“明油”，是给人看的。其实浇到你钵中的，可能连一点油花也沾不上。
狱中的看守，本来向例应是吃囚犯的，但遇上了我们这一票“匪谍”，一穷二白，苦不堪言。所以狱卒看到这些囚犯太可怜，还动了恻隐之心，送了我们一大碗粗盐。每人便分到一小撮盐粒，视如珍宝，包起来藏在口袋中；等饭来了，便取出几粒来拌在饭中佐餐。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斗殴事件，有一人的盐包不见了，疑是另一人偷去，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且打到头破血流。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常会在危难时展露无遗。
我们这批“匪谍”在澎湖马公岛囚禁了几个月后，被移送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才能享受到每日“放风”的待遇。也才有水，可以洗洗脸；甚至也可以用水浇在身上冲冲浴。那时最珍贵的东西，莫如能捡到別的囚犯遗下的一小块肥皂头，甚至肥皂屑，便如获異宝。因为在澎湖阴暗潮溼的防空洞中，关闭了几个月后，虫蝨疥疮早已满布全身，体无完肤了。
在青岛东路看守所中关了两个多月，最难忘的时刻是每天晚上就寝前，各间囚笼里的犯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齐唱一首悲怆的流亡歌曲：
辽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
母亲在思念你呵！
孩子们哪，孩子们哪，
母亲在呼喚你…
辽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
歌声发自每一个囚犯的胸臆，愈唱愈高昂，愈唱愈悲怆，到后来便会哽咽地，零零落落地止息。
这首沉痛的悲歌，一直在1950年代初期的台北看守所中流传着，至於后来流传到什么时候，我沒有考证，並不清楚了。
在青岛东路看守所中，最紧张恐怖的时刻是凌晨的四五点钟，如有一名囚犯在此刻被提去，便是押到马场町去枪毙了。熬过了这一刻，一天的命才算能保住。
我们这批“匪谍”在关了两个多月之后，终於有一天，军法处要开庭审理，审讯竟十分快速，每人不过三五分钟，等於点卯一样，各人略事讯问即结案。原来保安司令部早已察觉，三十九师是自行制造出了一批批的“匪谍”；根本是大冤狱，毫无根据，是真正的莫须有。所以讯问时，匪谍的事根本不提。但白色恐怖时代的政策是，“宁可错抓一百，不能错放一个”。凡是有关此类案件的唯一去处，是送绿岛保安司令部的“新生训导处”（处长姚盛斋）接受感训。但我们的“匪谍”罪名卻又改为“政治思想犯”。
如是这批“政治思想犯”，在一两个小时中便流水审毕，造冊送训结案了。
记得：军法官在问完了我的姓名与年龄后，告诉我三十九师移送我的罪名为“思想前进”（当时三十九师套用了许多中共的名词，来惩治“匪谍”）。我便反问军法官，难道思想落伍才是正确的吗？军法官笑而不答。
我便这样被正式贴上了“政治思想犯”的红色标签，而这个标签一贴就是五十多年。
我们这批人，是1950年代初期中，最早移送感训的大宗“政治思想犯”。像当今护卫人权的长者，也曾在绿岛被关过的柏杨等知名人物，都还是后起之秀。我们这一案与山东流亡学生匪谍案，才是绿岛感训营中最早的拓荒者。
挥別了每晚悲吟：“辽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的看守所监狱生涯，在炎夏的酷暑中，正式踏进了思想感训的集中营。
澎湖的小铁幕
1949年，我随军由青岛撤退至基隆，然后再搭轮开往澎湖的马公岛。我的原单位便奉命裁撤，拨给当时在澎湖整补的陆军第三十九师。师长名韩凤仪，原隶属四十军。四十军的军长是李振清，在大陆时驻守河南新乡，安阳一带，原系庞炳勳，马法五之旧部，为西北军冯玉祥的系统。四十军虽非中央系正统，但该军在国共战爭中，虽溃败卻不投降，並撤至台湾。
台湾当时由东南行政长官陈诚主持军政，陈诚因李振清不投中共，较之许多中央军更为忠贞；遂刻意提拔，授以澎湖防卫司令，並将李之残部整编为陆军第三十九师。将陆续由大陆撤退来台的一些不同军事单位，都拨充为其兵源。
但三十九师之干部，多未受过正式军事养成教育，以老粗居多。军长李振清本人便不识几个大字。在主持纪念週时，连“国父遗嘱”都唸不周全。他们对编入之军官干部，普存排斥态度，埋下了整肃的伏笔。
尤为不幸者，有数千山东流亡学生，最后撤退到广州，当局便派三十九师副师长罗延瑞，将这批学生接到澎湖。原先告知学生要受军训，但可继续读书；然而到达澎湖后，立即编入军队当大头兵。学生们当然不满。且这批学生，多已高中毕业；而三十九师的下级干部排连长，卻多半是由河南乡间来的行伍出身的老粗，与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悬殊，根本无能力统御，因此与学生时生冲突。李振清，韩凤仪十分震怒，认为学生不服管教，必须予以整饬。便制造了著名的“山东流亡学生匪谍案件”。並逮捕了两位山东流亡中学的校长，邹鑑与张敏之，及十余名师生，全部打成匪谍。於民国39年一月初，在台北马场町枪毙。造成台湾早期最大的一件白色恐怖冤案。
其实，当时三十九师在澎湖所逮捕的学生，多达数百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澎湖的渔翁岛防地处決了。处決的方式，是夜间将一些特別调皮捣蛋的学生装入麻袋，再填上石头，投之深海。我曾致函柏杨先生，呼吁除在绿岛树立的白色恐怖纪念碑之外，也应在澎湖的渔翁岛，树立一座白色恐怖纪念碑，以纪念当年被三十九师投入海中的许多青年学子的冤魂。
这件学生填海事件，后来在陈履安先生竞选总统期间，还在电视访问中提起过，陈说：“当年在澎湖的一些学生，因不愿当兵，便被丟到海中。”而当时台湾的主政者，正是陈履安之父陈诚将军。三十九师逮捕的这几百名学生中的剩余者，后来也都送到“新生训导处”管训，编为新生总队的第二大队。
当时，在澎湖主持整肃学生，及我们这个冤案的首脑人物，除李振清，韩凤仪外，尚有澎湖防卫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尹殿甲，及三十九师政治部主任李春光。执行整肃的主要办案成员，为三十九师政治部的秘书陈福生，干事王子畛，及两名赵姓参谋。他们因办理山东流亡学生“匪谍”案有功，还为三十九师赢来了荣誉奖牌。於是，该师便再接再励，继续制造了许多匪谍冤案。而我被牵涉的这个冤案，便紧接在山东流亡学生的大案之后。
记得：我在民国39年一月十日，读了报纸上枪毙山东流亡中学师生的新闻后，隔日（一月十二日）便在马公被捕。从此展开了我长达三年苦狱的“政治思想犯”生涯，使我几乎瘐死狱中。由於关押期间的凌虐与缺乏食物，而严重地毀损了我的健康，使我双目几乎失明。而当时我才十九岁。
民国38年，国军自大陆溃败。在纷纷撤台的残军败将中，最受东南行政长官陈诚器重的，並非中央嫡系的军队，反倒是西北军的残部李振清。李忠贞反共，攜残部来台；陈诚不但委以重任，並将由大陆撤来的一些军事单位送到澎湖，编入李部第三十九师。但该师只要兵不要官，对编入之军官，多以“匪谍”名义予以整肃。我们这个由青岛撤来的单位，便被设计成“南下工作团”的匪谍组织，並且还为他们安排了各种职务（如组长，组员等），然后再屈打成招，将一批忠贞的国军干部，炮制成标准的“匪谍”。
三十九师政治部的侦讯人员，都会套用中共的各种名词，所谓“坦白”，“前进”等中共语言，都是他们惯用的口头禅。他们问案更嗜用各种酷刑：其中有所谓“跳舞”，即将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绑在受刑人两手的拇指上，要“受刑人”脫掉鞋袜，赤足踏在地上；再在地上泼了水，然后行刑者搖动电话机，受刑人便会触电发出惨叫，且全身跳动。此刑极为残酷，受刑者都会供认为“匪谍”而不讳。另外的刑罚，有让受刑人卷起裤腿，跪在碎贝壳与尖石上，让贝壳尖石刺入肉中，双膝血肉模糊。受刑人如不承认为匪谍，便不准起来。这种酷刑也十分有效。此外尚有其他花样繁多的刑具，任你是铁打的金刚，也逃不出“匪谍”的命运。
三十九师不要编入的军官，但有一个例外：要军医与军需；我当时的职务是军需，所以立刻被编入三十九师师部的军需处工作。军需处在师部大楼的二楼办公，办公室后面掛起了一架大蚊帐，工作人员晚上便在这里打地铺睡觉。而政治部的侦讯室便在大楼的地下室，夜半常为受刑人的惨叫声惊醒，会吓出一身冷汗。
我当时年少无知，想将三十九师整肃无辜官兵的劣行，向东南长官公署告发，便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原单位的蒋司令。但澎湖当时一切都由防卫部严控，号称“小铁幕”，司令官李振清且多次以他统治的小铁幕为傲，而洋洋自得。邮局的信件，都要经过防卫部的检查，才可以发出。我自作聪明，拜托一位要去高雄运粮的军需马保良，请他到高雄代我发这封信。而这位马军需便将我出卖，信交给了政治部。於是我便“自投罗网”而被捕。
罗织罪名
我在接受侦讯时，才惊異地发现三十九师政治部的这些侦防人员知识水平之低下，与态度之恶劣，远出我的意料之外。
其实，在我被逮捕时，我们这个被诬陷为“南下工作团”的冤案，已大致侦结。而且他们编造的那些“组织”，也早已呈报到保安司令部去了。我实际上是一个案外案，因写信控告他们才遭逮捕。他们也不讳言的告诉我，他们原本沒有要抓我，是我控告他们，洩露了他们的“机密”，才将我逮捕，所以我根本不在他们拟定的“匪谍”名单之內。因此便要为我另起炉灶，制造一个罪名。
他们沒收了我所有的私人物品，仔细寻找“证据”，终於王子畛向我宣布了两条罪状：一是据他说读了我的日记，发觉我的文笔颇近似鲁迅；便问我是不是喜读左翼作家鲁迅的作品。我说，在中学的国文课本里早就读过了。但鲁迅为大作家，如讲我的笔调近似鲁迅，太抬举我了。他便下结论说：因你喜读左倾文人的著作，思想自然有问题。二是他们在我行囊中找到了一本圣经，也成为罪证。他问我是否是基督徒，我回答是。
他便说：“你的思想左倾，这便是证据：那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已经投共，你既是基督徒，也应与冯玉祥同样倾向共产党。”
我问他：“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及总统蒋公，也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吗？”
他居然说：“他们並非真信耶稣，不过是政治作用罢了。”
我说：“你这番话，如由我口中讲出，怕又会成为罪证。但我深信他们的信仰是真诚的。”
我在澎湖被捕后，只讯问过几次便结束。他们並未给我用刑，因为他们制造的“匪谍”冤案已结束，已无法再添进去了，所以我才附在骥尾，以“思想前进”的罪名，併案移送台北。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