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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哲學史上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 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1924年又寫成《人生哲學》，作?高中教材之用，在這本書中，馮友蘭確立了其新實在主義的哲學信仰，並開始把新實在主義同程朱理學的結合。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1939年到1946年7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系，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其新理學由四組命題構成。 新理學的第一組命題包含三個基本命題："凡事物必都是什麼事物"，"是什麼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社某種事物者"。第三個命題是由前兩個推出來的。某事物之所以為它自身，而不是另外事物，是因?有它之所以?它自身者，"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是"某種事物"存在的根據。這樣，馮友蘭便推出"理"這一範疇，他認為，"理"不因事物而有，"理"先於事物而有。馮友蘭的"理"源于宋明理學，又用實在論對它加以了改造，使之具有不同于宋明理學的意義。他不同意宋明理學"理在事中"或"理在事上"的提法，認為"一類事物，皆依照一理。事物對於理，可依照之，而不能有之。理對於事物，可規定之而不能在之。"在馮友蘭看來，"理"可以獨立於"物"而存在，"理"不是"物"，而是一種超時空的"潛存"或"共相"，它只能?物所依照而不能"有"；可規定物而不能"在"。第二組命題是："事物必都能存在"，"存在底事物必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這組命題主要討論事物之所以能夠存在的根據。馮友蘭認為，"理"是一個抽象的純形式，具體事物要成?現實的存在，除要"依照"該事物之所以?該事物之理外，還要"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所以能存在者"即為"氣"。馮友蘭認為，"氣"與"理"共同構成了具體事物要成?現實的存在不可缺少的兩個條件。"理"是"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氣"是"所有以能存在者"，即決定事物能夠存在的內在依據。馮友蘭說："凡實際底存在物皆有兩所依"，即其所依照、所依據。其所依照即其類之事；其所依據即實現其理之料，他以"料"喻氣。在馮友蘭看來，氣是絕對的，料亦是絕對的。馮友蘭的"氣"不是一種實體，而是經過無數次抽象之後得出的"以至於一不能說什?者"。馮友蘭的"氣"完全是一種邏輯觀念，它既不是理，也不是一種實際的事物。新理學的第三組命題是"存在是一流行"，"總所有的流行，謂之道體"，"一切流行蘊運動"。 在這組命題中，馮友蘭以"道體"為核心表述了新理學的發展觀、運動觀、動靜觀。"他說："什麼是道體？所有實際的世界及其間事物生滅變化的洪流，都是道體。哲學不能叫我們事物怎樣生滅和變化，只可叫我們知道實際的事物，無時不在生滅之中，實際的世界，無時不在變化之中。所以這種觀念也是形式的。"新理學的第四組命題是： "總一切底有，謂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馮友蘭認為，大全就是總合一切的有。"我們將一切凡可稱?有者，作為一整個而思之，則即得西洋哲學中所謂有宇廟之觀念。"大全"是一切底有的別名"，"所以說大全是一切底有"。一切事物均屬於大全，但不能反過來說屬於大全的是一切事物。馮友蘭還借用佛家的話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強調，先秦哲學家、佛家都講一，但新理學的一成大全，"只肯定一形式底統一"，"一只是一切底總名"，因此，大全、宇廟或大一都是不可言說的。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系，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