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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西昆派和宋初詩文
宋初結束了晚唐五代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人民獲得比較穩定的生產環境，統治者也採取一些放鬆壓迫、減輕剝削的措施，使階級矛盾趨向緩和，農業、手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社會呈現了繁榮的景象。為了粉飾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詩賦，並常在宮延賞花釣魚，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風氣。這樣，晚唐五代以來的浮靡文風乃自然繼續發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壇這種趨勢的集中表現。
西昆派以楊億編《西昆酬唱集》一書而得名。億(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別為太宗、真宗所賞識。《西昆酬唱集》是以楊億為首的十幾個禦用文人典型的點綴升平的詩歌總集。楊億在序中說：“余景德(真宗年號)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惟演)、秘閣劉君子儀(筠)，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因以曆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為唱和，互相切靡。”可見他們是在修書和寫作制誥的餘暇，從“遺編”和“前作”裏摭拾“芳潤”，以作詩為消遣的。他們或詠前代帝王和宮廷故事，如《始皇》、《漢武》、《宣曲》等；或詠男女愛情如《代意》、《無題》等；或詠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詠物如《梨》、《淚》、《柳絮》等等。他們自認是學習李商隱，實際只是片面發展了李商隱創作追求形式美的傾向。他們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寫出來的詩大都內容單薄，感情虛假，寫來寫去，無非為了搬弄幾個陳腐的典故，如《淚》：
錦字梭停掩夜機，白頭吟苦怨新知。誰聞壟水回腸後，更聽巴猿拭袂時。漢殿微涼金屋閉，魏宮清曉玉壺欹。多情不待悲秋氣，只是傷春鬢已絲。
全詩缺乏感情上的內在聯繫，只是把有關下淚的幾個典故堆砌在一起，雜湊成章。但形式上卻詞藻華麗，聲律諧和，對仗工穩，正好為那些生活空虛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種以文字為消遣的玩藝。由於楊億等在書本知識與詞章修養上已超過了晚唐五代的許多作者，和王朝對這種詩風的偏愛，“楊劉風采，聳動天下”(歐陽修《六一詩話》)，西昆派在宋初風靡了數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風在宋初發展的同時，對立的復古主義思潮也正在發展。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高潮雖已低落，但影響並未中絕。五代時牛希濟作《文章論》，已認為韓愈獨正唐代的文風於千載之下，並指責當時“唯聲病忌諱為切”的浮靡文風。到宋初，柳開更以繼承韓柳古文傳統為己任。開(947—1000)，字仲塗，大名(河北大名)人。他提倡一種“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揚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並認為道和文有主次的關係，“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他特別強調道對文的決定意義，認為文應該為現實政治文化服務。柳開的古文理論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宋初浮靡的文風，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聯繫實際，“隨言短長”，得心應手，而不免有“辭澀言苦”的缺點，因此影響還不大。
和柳開同時，反對宋初詩文的浮華作風，並從理論和創作上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稱(954—1001)。禹稱字元之，濟州巨野(山東巨野)人。他家世務農，出身清寒。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曾為右拾遺、左司諫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賦》，表示“屈於身兮不屈其道，雖百謫而何虧”。他久曆州縣官，比較瞭解人民的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鬥爭精神，以及面向現實的創作態度，是使他在文學上取得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稱是宋代最早提倡繼承杜甫、白居易現實主義傳統的優秀詩人，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聊以自賀》)。他對杜詩博大精深的現實內容有獨特的認識，稱讚“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鹹》)；對宋初的浮薄詩風也深致慨歎：“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還揚州許書記家集》)他寫了不少揭露當時階級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於向宋太宗獻《端拱箴》，對“一裘之費，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宮廷奢侈生活大為憤慨，直接控訴了“聚民膏血”的統治者；而對於“室無環堵”、“地無立錐”的廣大人民，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
謫居歲雲暮，晨起廚無煙。賴有可愛日，懸在南榮邊：高舂已數丈，和暖如春天。門臨商於路，有客憩簷前：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恂恂一夫鰥。道糧無鬥
粟，路費無百錢；聚頭未有食，為色頗饑寒。試問“何許人”為答雲“家長安，去歲關輔旱，逐熟入穰川。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故園雖孔邇，秦嶺隔藍天。山深號六裏，路峻名七盤。繈負且乞丐，凍餒複險艱；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我聞斯人語，倚戶獨長歎：爾為流亡客，我為冗散官；在官無俸祿，奉親乏甘鮮。因思筮仕來，倏忽過十年；峨冠蠹黔首，旅進長素餐。文翰皆徒爾，放逐固宜然。家貧與親老，睹爾聊自寬。
這是王禹稱貶官商州時寫的詩。詩中同情由於旱荒而流亡他鄉的饑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無異是廣大人民的蠹蟲，實際也是對那些無功食祿的官僚們的尖銳諷刺。在商州，他學習民間的歌唱，還寫了《佘田詞》五首，熱情地歌頌人民集體互助的艱苦而歡樂的勞動：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雲。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他始終抱著羞於作官，關懷人民疾苦的態度。類似《感流亡》這樣的詩，還有《對雪》、《對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這些篇章，特別是古體長篇，大都以單行素筆，直寫胸中所見，而不甚著意刻劃描寫，初步表現了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風格特徵。此外，他的一些寫景抒情的小詩，如《泛吳松江》、《寒食》、《春居雜興》、《村行》等，則明淨洗煉，清新悅目，頗見情趣。
王禹稱還批評了五代以來“秉筆多豔冶”的頹風，抱有“革弊復古”的願望。他的復古主張，以六經為旗幟，實際和柳開一樣，強調取法韓柳。他認為文是“傳道而明的工具，是“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因此復古的意義並不在於“模其語而謂之古”，而是要象古聖人那樣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傳道。這樣，他就得出了為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並取法韓愈“惟師是爾”的結論(《答張扶書》)。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記》，借題發揮，生動地刻劃了兩種不同政治態度的官僚形象，表現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對國事的關切。又如《唐河店嫗傳》，借一個老年婦女機智勇敢地推敵墜井的故事，說明邊疆人民保衛鄉土，“習戰鬥而不畏懦”的精神，並指出統治者把邊疆的兵力調到內地以自衛的失策。他的古文，不僅多有現實政治內容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且一般語言平易近人，繼承了韓愈古文“文從字順”、以表達恰當、易道易曉為貴的基本作風。
繼柳開、王禹稱之後，提倡復古的，有姚鉉(968—1020)。鉉字寶臣，廬州(安徽合肥)人。他根據《文苑英華》選的《唐文粹》，“文賦惟收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四庫總目提要》)。還特別立了“古文”一門，以示接受韓柳的古文概念和傳統。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修字伯長，鄆州(山東鄆城)人。他繼承柳開的步調，當西昆體風靡一時之際，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對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先驅的作用。但他和柳開一樣，創作成就不高。
當西昆派詩人酬唱方酣、影響愈來愈大的時候，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詔復古，指斥“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徂徠先生全集·祥符詔書記》)。統治者這個詔令是由於楊億、劉筠的“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旨在維護名教而發的，但客觀上也打擊了西昆派，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到了仁宗即位，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並發展了柳開以來的復古主義傳統，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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