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2023-09-01

神说中国普通话

于中旻

 

你的话是我腳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

现在称为“普通话”,大清时代称“官话”(Mandarin)是洋人称“满大人”官僚的话,后来的解释,成为“官方的话”,等於普通话。不过,在和合译本圣经面世的时候,称为“官话新约和合译本”。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更正基督教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克服各种困难,主要的是官方的阻难,和语文的阻难。终於1807年,利用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分,经辗转才由美国抵达中国。后来,由差会继派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协助,於1824年完成第二本中文圣经译本出版,名为神天圣书。第一本中文圣经译本,则是英国浸礼会在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 1794-1877)等人所译,於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
  当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学校,又督导中文圣经的翻译印刷,诸务栗六鞅掌,卻如颜渊“不幸短命死矣”,未及亲见圣经的出版。马礼逊逝世前,即嘱咐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要作修订。
  后来由四人小组参与,其成员为大英圣经公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及德国宣教士郭实猎(Karl Fariedrich Gutzlaff, 1803-1851),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及马礼逊的儿子兼为港政府译员的马儒翰。新约部分的翻译主要由麦都思负责,旧约主要为郭实猎的工作;故称麦都思-郭实猎译本。
  1840年,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鸦片战爭,结果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英国教会大体上反对帝国主义及鸦片事业,但那时已经觉醒,支持宣教事工。适值修订圣经完成出版;继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以“上帝会”号召;西方宣教团体遂乐观的以为福音遍传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热烈捐献广印圣经。
  十九世纪的后半,各国宣教差会纷纷来华。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言不同,交通不便,各宣教团体之间缺乏协调,於是有“随地制宜”的现象。据说,在中国圣经版本,加上各地罗马拼音版本,及部分圣经分印本,有“九十九”种之多—此或为夸张的形容其繁杂,但亦可能近於实情,而信徒人数並不成比例增长;圣经纷杂,适足成为交通阻塞。
  1890年,西方各差会宣教士在上海聚合,讨论纪念马礼逊来华宣教百周年。公议成立委员会,翻译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达到文笔流畅,而忠於原文;因此称为“和合译本”。大家決定成立选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根柢,又熟悉中文的人,成立三个译经委员会,分別为文理,浅文理,及官话圣经,试行翻译三种不同文体。
  浅文理译本委员中有:包约翰主教(J.S. Burdon),白汉理(Henry Blodget),纪好弼(R.H. Graves),叶道胜(I.G. Genähr)和汲约翰(J.C. Gibson),最先完成新约部分並在1904年出版。
  文理译本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艾约瑟(Joseph Ed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韶玛亭(M. Schaub),罗为霖(Llewellyn Lloyd),及皮尧士(T.W. Pearce)等人负责,於1906年出版。
  最后还是选定官话译本。感谢主,作出正确決定。
  官话译本由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修善(David Hill),及马金泰(John McIntyre)等人负责。而李修善,马金泰,各因教会任务不能参加;杨格非也因同样困难,未克参与,不过他把自己译成的新约圣经,提交委员会作为参考。於是又再补选出三人—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布蓝菲(Thomas Bramfitt)和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递补。鲍康宁因有其他工作,不能参加。於是选上了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为补;倪本为上选;不仅精通中文,更是“三自”(自立,自养,自传)教会增长理论的发始人。可惜,这资深宣教士於1893年去世;1894年,选上了克拉克(S.R. Clarke)接替。同年白汉理也退休回国;由伍兹(Henry M. Woods)接任。到了1897年布蓝菲要回英。本拟请高葆真(William Cornaby)颇为适任,高不愿担任。委员会只好邀请曾表示不愿参与的鲍康宁勉为其难。1898年,海格思表示难以继续;由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补上。
  尽管人事一直不稳定,甄请有汉学修养的人困难;创办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后来的广文大学)的狄考文,和富善始终坚持参与。1906年五月至十月在煙台开会,审定官话新约全书初稿;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完成。
  狄考文牧师於1908年功成去世。
  他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七年。於1863年来华,精於数理,编写数理化课本;兼精中文,所编写的官话课本,为当时来华宣教士必读。他灵命高深之外,更忠勤每天工作;在所有译经会议中,只缺席过一天。
  狄去世后,译经委员会主席,责无旁贷的落在富善牧师的肩上。富善中文造诣甚高,编写过一本中英袖珍字典(A Pocket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及官话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二书为宣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书。他並通晓中文韻律,对於官话圣经译本助益甚大。
  译经者相信,不仅“文言悅目,官话悅耳”,而当时的实境是中国文盲甚多,圣经必须得顾及宣读的需要。中文圣经沒有祂,他,她,它的区別,读音又完全相同;因此经文中的代名词,必须重复用专名代替。这是今天的译者往往缺欠,仍须学习的方法。
  当时的译经者,年龄都已相当高,而中间经过“义和拳”之乱,进度甚不理想。何时才可以给中国基督徒一本适当的圣经?因此,委员们要求各自的差会,让他们任全职翻译,不因別项事务缠身。获准之后,进展显然加快。
  还有一项改变。是译经工作中,都有“中文先生”任顾问,协助誊录等。他们有发言权,但不得参与表決。此后他们也持有同等表決权,对於事工有更大贡献。   中西同工,真能“同心若金,攻错若石”,为了服事中国的教会,希望有一部最近於完全的圣经。他们认真的态度,有时为了一字一词,反复推敲,讨论,辩论,以至爭论,到面红耳赤,圣达戶外。
  如此,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全部於1917年底完成定稿。在所有参与工作的人中,惟有富善牧师,从始至终都有分,也蒙主赐予足夠长的寿命,能得看见这一本圣经,是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所预备的。
  富善1836年生於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1865年来华,从1890年参与规画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翻译,到1919年完成出版,先后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是在所有原始参与的人中,唯一能亲见圣经出版的人。那时,他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了。他还关注出版后的反应,並与有关人士交接。以后到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他所爱的北京安然逝世。
  中文和合译本圣经问世,使所有的中国人,能听到神向他们用“官话”说话;后来改称国语,汉语,现在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普通话”。
  这部圣经出版以后,立即获得全国各地众教会热烈欢迎。那时,适值推行白话文运动,成为适当的范本。不仅在基督徒中间,连非基督徒的学者,也称讚其语文上的成就。虽然因为其来也晚,未及在中国语文留下更明显的印痕,但有些通用语词如:“十字架”,“替罪的羔羊”,“永生”,“奉献”,“解放-释放”,“天国”等,对於中国人的语文和观念的丰富,依然有相当影响。
  有一件事,似是偶合,卻很奇妙。两位为中国译经的伟大宣教先贤,先后任和合官话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
  狄考文(C. Mateer, June 4,1836 - Sep. 28/29,1908)   富善(C. Goodrich, Jan. 9,1836 - Sep.28/29,1925)   二人於同年诞生,而不同日;同日逝世,而不同年。也许还有巧合的,九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教师节”,起源於那天是孔子诞辰(551 B.C.)。
  在教师节假日,盼纪念中国,求主施恩兴旺福音。

义人的腳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诗篇37:23)


Image by Jeff Jacobs

插图:

  1. “Jesus Christ God Gospel Bible” by Jeff Jacobs (pixabay.com, accessed 09/2023)

(同载於圣经网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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