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2023-09-01

神说中国普通话

于中旻

你的话是我腳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

现在称为“普通话”，大清时代称“官话”（Mandarin）是洋人称“满大人”官僚的话，后来的解释，成为“官方的话”，等於普通话。不过，在和合译本圣经面世的时候，称为“官话新约和合译本”。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更正基督教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克服各种困难，主要的是官方的阻难，和语文的阻难。终於1807年，利用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分，经辗转才由美国抵达中国。后来，由差会继派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协助，於1824年完成第二本中文圣经译本出版，名为神天圣书。第一本中文圣经译本，则是英国浸礼会在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 1794-1877）等人所译，於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
　　当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学校，又督导中文圣经的翻译印刷，诸务栗六鞅掌，卻如颜渊“不幸短命死矣”，未及亲见圣经的出版。马礼逊逝世前，即嘱咐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要作修订。
　　后来由四人小组参与，其成员为大英圣经公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及德国宣教士郭实猎（Karl Fariedrich Gutzlaff, 1803-1851），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及马礼逊的儿子兼为港政府译员的马儒翰。新约部分的翻译主要由麦都思负责，旧约主要为郭实猎的工作；故称麦都思-郭实猎译本。
　　1840年，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鸦片战爭，结果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五口通商。英国教会大体上反对帝国主义及鸦片事业，但那时已经觉醒，支持宣教事工。适值修订圣经完成出版；继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以“上帝会”号召；西方宣教团体遂乐观的以为福音遍传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热烈捐献广印圣经。
　　十九世纪的后半，各国宣教差会纷纷来华。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言不同，交通不便，各宣教团体之间缺乏协调，於是有“随地制宜”的现象。据说，在中国圣经版本，加上各地罗马拼音版本，及部分圣经分印本，有“九十九”种之多—此或为夸张的形容其繁杂，但亦可能近於实情，而信徒人数並不成比例增长；圣经纷杂，适足成为交通阻塞。
　　1890年，西方各差会宣教士在上海聚合，讨论纪念马礼逊来华宣教百周年。公议成立委员会，翻译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达到文笔流畅，而忠於原文；因此称为“和合译本”。大家決定成立选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根柢，又熟悉中文的人，成立三个译经委员会，分別为文理，浅文理，及官话圣经，试行翻译三种不同文体。
　　浅文理译本委员中有：包约翰主教（J.S. Burdon），白汉理（Henry Blodget），纪好弼（R.H. Graves），叶道胜（I.G. Genähr）和汲约翰（J.C. Gibson），最先完成新约部分並在1904年出版。
　　文理译本由湛约翰（John Chalmers），艾约瑟（Joseph Edkins），惠志道（John Wherry），谢卫楼（Devello Z. Sheffield），韶玛亭（M. Schaub），罗为霖（Llewellyn Lloyd），及皮尧士（T.W. Pearce）等人负责，於1906年出版。
　　最后还是选定官话译本。感谢主，作出正确決定。
　　官话译本由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修善（David Hill），及马金泰（John McIntyre）等人负责。而李修善，马金泰，各因教会任务不能参加；杨格非也因同样困难，未克参与，不过他把自己译成的新约圣经，提交委员会作为参考。於是又再补选出三人—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布蓝菲（Thomas Bramfitt）和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递补。鲍康宁因有其他工作，不能参加。於是选上了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为补；倪本为上选；不仅精通中文，更是“三自”（自立，自养，自传）教会增长理论的发始人。可惜，这资深宣教士於1893年去世；1894年，选上了克拉克（S.R. Clarke）接替。同年白汉理也退休回国；由伍兹（Henry M. Woods）接任。到了1897年布蓝菲要回英。本拟请高葆真（William Cornaby）颇为适任，高不愿担任。委员会只好邀请曾表示不愿参与的鲍康宁勉为其难。1898年，海格思表示难以继续；由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pencer Lewis）补上。
　　尽管人事一直不稳定，甄请有汉学修养的人困难；创办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后来的广文大学）的狄考文，和富善始终坚持参与。1906年五月至十月在煙台开会，审定官话新约全书初稿；於十月十二日正式完成。
　　狄考文牧师於1908年功成去世。
　　他任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委员会主席七年。於1863年来华，精於数理，编写数理化课本；兼精中文，所编写的官话课本，为当时来华宣教士必读。他灵命高深之外，更忠勤每天工作；在所有译经会议中，只缺席过一天。
　　狄去世后，译经委员会主席，责无旁贷的落在富善牧师的肩上。富善中文造诣甚高，编写过一本中英袖珍字典（A Pocket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及官话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二书为宣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书。他並通晓中文韻律，对於官话圣经译本助益甚大。
　　译经者相信，不仅“文言悅目，官话悅耳”，而当时的实境是中国文盲甚多，圣经必须得顾及宣读的需要。中文圣经沒有祂，他，她，它的区別，读音又完全相同；因此经文中的代名词，必须重复用专名代替。这是今天的译者往往缺欠，仍须学习的方法。
　　当时的译经者，年龄都已相当高，而中间经过“义和拳”之乱，进度甚不理想。何时才可以给中国基督徒一本适当的圣经？因此，委员们要求各自的差会，让他们任全职翻译，不因別项事务缠身。获准之后，进展显然加快。
　　还有一项改变。是译经工作中，都有“中文先生”任顾问，协助誊录等。他们有发言权，但不得参与表決。此后他们也持有同等表決权，对於事工有更大贡献。　　中西同工，真能“同心若金，攻错若石”，为了服事中国的教会，希望有一部最近於完全的圣经。他们认真的态度，有时为了一字一词，反复推敲，讨论，辩论，以至爭论，到面红耳赤，圣达戶外。
　　如此，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全部於1917年底完成定稿。在所有参与工作的人中，惟有富善牧师，从始至终都有分，也蒙主赐予足夠长的寿命，能得看见这一本圣经，是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所预备的。
　　富善1836年生於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1865年来华，从1890年参与规画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翻译，到1919年完成出版，先后长达二十八年之久—他是在所有原始参与的人中，唯一能亲见圣经出版的人。那时，他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了。他还关注出版后的反应，並与有关人士交接。以后到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在他所爱的北京安然逝世。
　　中文和合译本圣经问世，使所有的中国人，能听到神向他们用“官话”说话；后来改称国语，汉语，现在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普通话”。
　　这部圣经出版以后，立即获得全国各地众教会热烈欢迎。那时，适值推行白话文运动，成为适当的范本。不仅在基督徒中间，连非基督徒的学者，也称讚其语文上的成就。虽然因为其来也晚，未及在中国语文留下更明显的印痕，但有些通用语词如：“十字架”，“替罪的羔羊”，“永生”，“奉献”，“解放－释放”，“天国”等，对於中国人的语文和观念的丰富，依然有相当影响。
　　有一件事，似是偶合，卻很奇妙。两位为中国译经的伟大宣教先贤，先后任和合官话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
　　狄考文（C. Mateer, June 4,1836 - Sep. 28/29,1908）　　富善（C. Goodrich, Jan. 9,1836 - Sep.28/29,1925）　　二人於同年诞生，而不同日；同日逝世，而不同年。也许还有巧合的，九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教师节”，起源於那天是孔子诞辰（551 B.C.）。
　　在教师节假日，盼纪念中国，求主施恩兴旺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