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走廊 ✐2023-07-01

语与文

凌风

Photo by Eren Li

　　语言与文字哪个更重要？这有些像是鸡与蛋的问题。
　　说，“语言是有声的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语言。”有些像是在打圈子；再加上：“文字是有形的语言”，如何？
　　据说，中国的先民，看见鸟兽爪留下在地上软泥中的印痕，才创制文字。我们今天还用：“鸿爪留痕”表明记忆。有些人类的文字，起初的书写方式，特別是记帐，就是印在泥版上的。鸿飞各自东西，泥版上的印痕还存在，岂不是立约的源始吗？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神用指头写在石版上的诫命，是神与人美好的约。可是，人转背就忘记了。神不忘记。
　　有形的话还不夠，进一步该是能行动的话。

　　有一位古埃及王，对他发明书写的臣下说，“会使学者养成忘记的习惯，因为不用记住，只有追忆；有书写帮助，他们就用不着记忆。你所给你门徒的，不是真理，仅是略似真理。…”
　　贝肯（Francis Bacon, 1561-1626）说：“如果人很少写，他需要极強的记忆力。”
　　中国古老的文学诗经，是收集的地方土风歌谣，经过编订，分类，保留；因为有韻，便於记忆。所以先是有声音的语言，以后才有文字记录。
　　中国文化，是从小训练学童的记忆。在了解课文的意义之前，就“书声琅琅”的诵读，成为有助其成为记忆的艺术，然后才背诵出来；並且终其身难忘。就这样历代传习，造就了许多的学者和文人，並成为治国的名臣。
　　近代最有成就的学者辜鸿铭，早年就这样中法西用的教育。他的英国养父布朗先生，把他早年带去欧洲。先教他背诵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然后才给他讲解意义。用同样的方法，又教他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此，辜鸿铭成为中国傑出的文人。
　　其实，西方古时也是以诵为读的学习方式。
　　希腊的荷马（Homer, c.9thCen.B.C.），据说是个盲人，完全凭记忆歌唱“史诗”伊洛特（Iliad）和奧德塞（Odyssey）。二十世纪的文学史家考证，古希腊历史中，曾有一段沒有文字，到主前六世纪才重新有字母系统；以后记录下来，成为文学的瑰宝。如实在是如此，则更有上四百年，不同的歌诗者，凭记忆传诵两部作品，凭记忆传钞，存異就不足论了，倒是其如何统一求同，那时候人记忆的高明，几乎是不可想象。
　　柏拉图（Plato, c.428-c.347B.C.）的对话录，据称是纪录苏格拉底（Socrates, c.470-399）的传习实录，是对於后世文学上的贡献。但柏拉图又说：“口传的是活的知识，在一同理论的时候，有忽然来的光，可以互相传递成为火焰，共同保持。”
　　拉丁教父奧古斯丁（St.Augustine, 354-430），在米兰的时候，见主教安波罗修（Ambrosius, 339-397）读书，只动嘴脣，听不见声音，以为是一种新方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仰慕希腊政治家迪谟尼斯（Demosthenes, 384-322B.C.），因他是最有名的演说者，特地学习希腊文，为了能夠从原文读他的演说纪录。这自然是文字比声音持久的确证。女王激励士气的演说，和挫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史绩，是文字胜利的纪录。当然，谁也沒办法听到迪谟尼斯的声音，更无法进到当时的实境。
　　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兰穆（Charles Lamb, 1775-1834）曾作奇论—“莎士比亚的剧本，是为给人看的，不是给人读的。”有时人以为他荒唐；因为那是太熟知的常识，而且那是在英国！不过，他的论点：衡情度理，汉漠雷特王子—“To be, or not to be”关键的独白（III, i, 56-60）一个彷徨焦虑的青年，难決断鬼魂的真假，徘徊在良知和责任之间，看书心不在焉：“应该怎么办？”怎可能有闲情逸致，表演得字正腔圆？这只适於坐在安乐椅里想，读！
　　在古时，地球表面上的人众，绝大多数是文盲。一项很不平常的现象，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几乎都识字。所以“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罗马书3:2），信而有征。他们不仅识得希伯来文和亚兰文，还有希腊文，惟有瑞士人可比，该说是会堂教育的成效。
　　今天人太多靠文字的记，少使用头脑记忆机能。作头目的人，不必认多少字，拿稿照读是平常事。奧古斯丁说过，如果登坛说教的人信口胡言，还不如读別人的讲稿造就人，自己写更好。不过，过去的传道人，背引经文，免於翻阅，顺畅得多。近代华人有苗子久牧师，能背诵全部圣经，教神学课或讲道，一字不误。我还认得他的老朋友；他的学生中，最后印证的是谢友王牧师，诚为美谈。
　　语言和文字，不是难解的纠结，而且该並存，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