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兴学,慈善
西方基督教会到中国宣教,将现代化教育和改善民生的运动一併带来,成为近代史的重要部分;这类史实至少在我的家乡有极显明的例子。
我出生山东省黃县,今龙口,长大於煙台,父母受教育於登州,曾有亲属长辈的口述,加上不同东,西方人士所著的书冊,不难片断地写出一些来。
山东沿海,特別是胶东(胶莱河以东)地区多山,交通困难,不像华中,南各省对外开放甚早,因此民生艰苦百业凋敝。南北朝时期封王於登州(今蓬莱),明朝始在芝罘(古之罘,名见史记,秦始皇三次驾临)对面的各山头上设蜂火台,旨在防倭寇,並监视着自辽东半岛的契丹或女真人入侵的活动,因此山东这唯一的港口一直是封闭的。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此地改称煙台,对辽东半岛的海上交通便开始活跃起来,此后胶东青年经过煙台纷纷到东北去谋生,那是早期的唯一出路。
咸丰八年即1858年英法联军陷大沽,入天津。1860年复入北京,烧毀圆明园,清廷被迫订立第二次条约,登州包括煙台遂即时开埠,那时煙台不过是“南粮北运”的一个最后的小港口。南方的运粮船在此上给养,修船,整容以备入京。因此煙台建有福建(闽南)和广东(潮州)会馆。在我家不远处的山坡下有岭南义地,近海边有庙宇天后宮。煙台三面环山,北面临海,除了明洪武末年建有一座小城(名为“奇山千戶所”)以外,只有十三座山庄和渔村,支持着一座在毓璜顶上的玉皇庙,其他尽是农田。
美国长老会牧师倪维思(John L. Nevius, 1829-1893)原在日本工作。北京条约订立后,登州开放,他到宁波学习国语,然后启程前来登州。倪夫人海伦就地收养了几名父母双亡和被遗棄的女孩子,並延师教她们习字读书,是为女校创始的先导,时在同治元年,即1862年。两年后倪牧师夫妇屆返国之期,同时医病,並充实支持他夫妇在中国工作的力量。五年后返回,改居煙台工作,工作目标在胶东各县。他见到山区的土地贫瘠,农民艰苦,非改善生活和收入便不足以达到传扬福音的果效。他又鉴於本地气候颇似纽约州他的家乡,於是前往将他家乡出产最盛的苹果,梨和葡萄苗等大量地亲自选好带到煙台。倪维思本出身农家,对於各种果树的虫害和种植方法素有经验。返回煙台后他在毓璜顶山下的东南坡买地十二半华亩建起一间示范农场,将培育出的树苗赠给附近各地的农民。他本人何曾想到,五十年后,煙台为聚散地的出产成为中国第一“水果之乡”。南洋富商张弼士闻讯,到了煙台买了一座小山,即今日仍沿旧称的“葡萄山”,並设立了张裕酿酒公司,出品曾多次获国际奖状。倪维思故於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享年六十四岁,葬在煙台。倪牧师故后,夫人在宅旁建屋,设立了妇女学校,专门收纳成年不识字的妇女,即后来爱道女校的前身,直到珍珠港事变。先母在此教书四年。
另有一位宣教士梅里士(Charles R. Mills, 1829-1895)也属於美国长老会,於1862年攜眷前来,时值虎疫流行,途中两孩子不幸传染病死亡,其悲痛可知。他见到登州北门外直到海边尽是一片沙漠荒芜不毛之地,认为种植花生必可利用,於是在返国假满时带来二大包花生种子教人试种,果然成功。多年后花生的种植传遍山东各地,被誉为“山东大花生”。在我读书的时期即1920年代,花生成为煙台最大的输出品,重要的客戶是德国和北欧各国。
梅里士的元配生育子女几名不详,只知最后一名男孩生来既聋且哑,弥留时,她祈祷,愿慈爱的圣父使这孩返国受专门的聋哑教育,並愿中国的聋哑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
果然,这孩子去美国,被送进一间名校(Rochester School for The Deaf),而且后来梅里士的继配在登州设班收纳哑童,多年后改地煙台,开设了中国第一间的聋哑学校取名启瘖。
梅里士的继配原是他儿子的教师,二人通信多年,心心相印,后来她为了达成梅里士原配的愿望,万里迢迢地前来中国在煙台由郭显德牧师证婚下成亲。於是原为照顾他儿子的老师Annetta Thompson(1853-1929)成了梅夫人。梅里士的元配在十三年前许下的第二愿望也终成事实。
1895年梅里士病逝登州,三年后,校迁煙台。梅夫人出国数次,在美国和北欧各国募集捐款,在煙台海边置地十七华亩,建设了新校舍,即今日启瘖学校所在。启瘖初建时共楼房六座加上许多平房,后来不断有增筑。七七事变时,梅夫人已将校长责任交出,归国后即未返回,因此逝世於何地何年未可考。
给梅里士证婚的长老会郭显德牧师(Hunter Corbett, 1835-1920)和狄考文牧师(Calvin W. Mateer, 1836-1908)同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各偕夫人於1864年夏天自纽约启程前来上海並转船煙台。路经好望角,澳洲到上海,历时一百六十五天,於隆冬时节抵达煙台,遂即前赴登州,和梅里士一家人同住在观音堂里。那是一间香火已绝,荒像毕露的古庙,廉价卖给了美国长老会。次年,狄考文決意在宣教工作以外,假观音堂设立男校,目的在将科学带入中国。他相信科学是破除中国积习日深的迷信的利器,然后福音才得以广传。狄夫人则接办了倪维思夫人创立的女校,在督察院后面租民房,因此地方上称呼文会女校“察院后”,男校称“观音堂”,旧称沿用了半世纪。先母在察院后卒业,那时小学与今日同,中学只四年。先父则卒业观音堂並续读了大学部,於1904年校迁潍县,1907年读毕广文大学。
狄考文专心教育,一生著书二十八本,大多是科学书籍,在“翻印必究”的立法实施前,上海出版的教课书多取材他的著作,他对此事深表欢迎。1882年他在观音堂设大学部,於1904年胶济铁路完成后文会馆的大学部和在青州英国浸礼会设立的广德书院的大学部合併,各取一字“广文”建校於潍县。1917年广文与长老会在汉口,南京,北京,沈阳和济南的医学院合併成立齐鲁大学,原校址即今日山东大学所在。
能将“三字经”和“百家姓”朗朗上口的狄考文在训勉学生时常常将孔孟之道引出,使听者折服。他被举为译经委员会主席,1907年的年会在煙台召开,於译毕新约全书正在译诗篇的时候,忽罹阿米巴痢,当时煙台还无医院,於是前往青岛,在一间德国医院就医。秋间,逝於青岛,葬在煙台,享年七十三岁。
狄考文的至友郭显德在抵登州的次年(1865年)选择了煙台,原因是自此地前往胶东各地的路途和骡驴等交通工具比较方便。工作满半世纪后,结果在各地创下四十间小学的设立纪录,清廷明令表扬,赐他花翎一枝,双龙章一座。义和团时期,胶东各地流行一口号:“洋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赵斗南原是郭显德的学生,这人传道之余在各地广行善事。
郭显德在煙台设“文先男校”和“会英女校”,后来合併管理取名文会书院。郭显德的助理牧师韦丰年(George Cornwell, 1867-1909)设英文馆,后来扩大,改名实益学馆。最后二校合併各取一字为益文学校。它於加设商业专科后改名益文商专,其北校园於1960年代拆建,南校园为山东省立煙台第二中学的今日校址,现时有学生六千多。益文是我的母校。
郭显德於1920年逝世,享寿八十五,当年我是进入礼拜堂行经他的棺前瞻仰遗容的小学生之一。
倪维思,狄考文,郭显德三位对山东內地的水患,蝗虫之災害,屡次在美国募捐,並各先后以及合力到災区督导救济工作。他们各获殊荣:神学博士(D.D.)和法学博士(L.L.D.)。
倪维思的示范果园由倪夫人交由她的义女于淑美女士夫妇,丈夫于志圣,文会馆毕业生,曾执教仅两年寿命的京师大学堂及担任煙台会文书院校长。其儿媳是我的三姨母,因此这间果园是我幼年常去之地。倪维思和郭显德的故居就在我家较高处,是我读小学和中学每天所必经,地处毓璜顶山坡之东。上述三位的坟墓就在山之北,中小学之近侧,种种原因,使我的回忆历久常新。可惜在19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约三十座的美国坟地被掘,墓碑被砸。1999年承煙台史志办公室函告:郭公的墓碑已被发现在坟地所处的山上警备区保存,引为奇事。
1980年代我写书(非卖品)煙台教育发展史话(1865-1935)和煙台毓璜顶医院和护士学校。这间医院,门诊和病房大楼於民国元年完成,它的前身医务所是郭显德夫人所创,医院完成后是煙台市最早的一间,除诊所和药房外,设有病床九十张。它於1950年代改称煙台地区医院。1980年代某年,院长田文到荷兰去购买器材,我的一位王姓同学将拙作交他一本,他返煙台后和我开始联络,並改称“煙台毓璜顶医院”,写书一本,八百多页,与旧事相连,将我的名字,列於编辑名单第一名,我深感荣幸。今日此医院已发展到六百多病床。
毓璜顶护士学校仍然存在,据说它是今日中国最好的护士学校之一。
前面写过原先的那个诊所是郭显德夫人(1859-1936)所创办。缘郭公早年丧偶,后来继室臥病在床,且有三儿女无人照顾,原在华中做护理工作加拿大籍的一位女子适在煙台,自动前来相助,直到郭夫人病故。不久她便与郭公成亲,她在做家事之余,设医疗室於会文书院之侧,旨在帮助本校学生,后来扩及市民。此时郭显德深深地感到一间医院是本地的急切需要,遂向美国长老会呼吁,终於成功。建设时期约为三年,这间医院的创设完全归功郭氏夫妇。
郭显德元配所生的长女范妮(Fannie Corbett, 1866-1955)六岁返国,在美宾州的外公家长大,一度思乡心切,在高中毕业后拟返回煙台帮助父亲,但郭公不同意,她遂找到一位神学毕业生结婚,说服他前来登州宣教,並在男校,女校担任教职。郭范妮跟一位瑞士移民学得特技:织花边,她拟将这特技带到中国来。那时在西方各国,花边是妇女们的必需装饰,高尚的睡衣,外衣,袍,手帕等总须镶上花边,此外家庭的台布,吃茶或饭桌上盘垫以镶花边为高贵,此种风尚直到第一次大战印花布盛行后始见衰微。
郭范妮和夫婿在登州和煙台工作各三年,於甲午战爭(1894)那年返国。可能由於战爭或因解決子女的教育问题未再返回。行前她将教织花边的工作交托马茂兰夫人。
郭范妮返国时已育两女一男,这男孩(George Price Hays, 1892-1978)长大读军校,专门砲科,入国防及参谋大学,在第一次大战服务法国前线,获得勋章两枚,二次大战参与西西里,意大利,诺曼第登陆战,因精通法,德语言,以美国驻奧国佔领军中将总司令荣衔退休,一生共获勋章七枚。
据郭女士今在土桑居住的长孙告:祖母在弥留前两周之间和家人只用中国话交谈,但无人听得懂,由此可知她对中国感情之深厚。
受托教织花边工作的马茂兰夫人(Lily McMullan, 1866-1925)真正负起了责任,扩大成立了花边学校,並着孤儿院的女孩子全部学习织花边的技术。这间花边学校就是培真女子小学的前身,多年后才加进初中,添设了培真男校,和建成一间礼拜堂,即十年前重开的奇山会堂。
马茂兰(James McMullan, 1860-1916)夫妇本是中国內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奉派四川工作,因长期患病,可能是虐疾,医生着他易地疗养。內地会在煙台有一间中,小学,专为宣教士子女们而设,有医务室和疗病院。他夫妇见到乡下前来谋生的甚苦,建议母会兼做些慈善工作,久无回应,他夫妇遂向英国各地的同道,同学,好友们呼吁,终得到支持。他组成一间实业差会(Industrial Mission),任务是将中国的手工出品运销国外,以其利益来支持慈善事业。马茂兰开拓了以煙台为集散地茧绸的国外市场,次为花边。时在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是专门在海外推销工艺品成功的第一家。我的二叔父出身英文馆,曾在马茂兰手下做事,然后才创立自己的事业。
马夫人所办的学校,供应着技术工人,长老会所设的英文馆使马茂兰不虞合格的职员,实业差会在民国初年已成为山东最大的一间进出口公司,取名仁德和茂记,分行设青岛和济南,从业员二百人以上。
马夫人建立了煙台首间孤儿院,她半生致力於此以及花边学校,她说服了道台,开拓了监狱佈道,教导女犯人织花边,加以收购,使女犯们得些收入,借以改善饮食,一度被誉为全市第一善士。
煙台自开埠后,来自各县及沿海各省的人多起来。聪明,勤奋的煙台人将以花边为主的工艺品发展了刺繡台布和发网,並派人到国外去做推销工作,同业公会名称为“花边公会”,是本地实力最強的,其中绝大多数是英文馆即实益学馆和马茂兰原有的职员,他训练了沒法数计的国际贸易人才。
煙台对国內沿海各省至大的输出品是水果和海产。对国外的输出除了花生和草帽编(辫)为外商操纵外,就是工艺品,煙台市五十年来直到七七事变为止的繁荣建筑在手工品上,胶东各地的妇女赖以为生者先后应在数十万人以上,皆拜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之赐。
今非昔比,事过境迁,试问今日能有什么人肯到一个陌生,落后,就是因你的肤色和种族不同,在工作旅行的场合,除了被辱骂,坐牛车,骑驴骡颠簸以外,还要忍受蝇,蚊,蚤,臭虫等的骚扰?
圣经约翰壹书第四章20节有一句话大意说:“既然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能说敬爱看不见的上帝呢?”基督耶稣之道重在爱人如己。纵观这些宣教士的一生,竟在異邦的人民身上终其一生,活活的实践了爱人如己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