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装书与线装书
今天台湾的出版界，翻印洋书与中文古书已成为风气。有生意眼的洋文书翻印了固然能赚钱，沒有版权的中文古书，集在一起印成所谓“丛书”，“集成”，“文库”，“大系”，“大典”之类的大部头的书籍，也很能捞一笔。而这些翻印的书，多半都是装订成洋装书。洋装书又有精装与平装之分，精装书除了封面用硬纸布面与烫金之外，装订书是用线串，可以在桌上展开放平。平装则是用铁钉订起来，除非用手拿着，无法在桌上展开放平，这是很坏的一种装订。薄一点的书，还沒有多大困难，一本几百页的厚书，不但放在桌上翻不开，而且在读到一半的时候，靠近装订线的一两行读起来极为吃力，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我宁可多花一点钱买精装书，而不情愿买廉价的平装书。目前台湾出版的书有一个通病，就是印刷成本尽力压低，便只好用最廉价的印刷，最差的纸张，最差的装订。特別是翻印的通俗小说与古书，印装最恶劣，在提倡复兴中华固有文化声中，这倒是应该注意的一件事。
在一切趋向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应该再发思古之幽情，提倡印线装书；而线装书在今天的成本恐怕也绝不会低於洋装书。但线装书有线装书的好处，一本订得结实的线装书，绝不会比这些粗制滥造的洋装书使用的时间短。线装书唯一的缺点是不能装成厚厚的一巨冊，一本百万字的巨著，用洋装一本即可，而线装则办不到。但这也是线装书的优点，拿在手中不像厚洋装书那么沉甸甸地压手，可以卷成一卷握在手里，行走坐臥都可以随意阅读。厚洋装书就沒有这个方便，只宜放在桌上读，擎在手中十分钟便觉得吃力，躺在枕边读，一会儿手腕便酸痛，而兴致索然了。大致说起来洋装书好像西装一样，方方正正的，烫得笔挺架在身上，要将身子填进一定款式的模子里，而中装则是让身子去驾驭衣裳，沒有必须保持的笔挺的线条，不必担心弄皱了见不得人，行止坐臥均感舒适惬意，如线装书一样，可以随意捏在手中，或览或辍，可读可思，使人感到亲切而雅适。在推行复兴中华固有文化之际，线装书与长袍大挂，都应该予以鼓励。
线装书
很多人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盛況向往，更有人倡议翻印三十年代佳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三十年代已经是洋装书盛行的时候了，但我还是怀念三十年代出版的线装书。这应该是线装书的黃金时代，再早的线装书，印刷与刻版太差，油墨太差，纸张也欠佳，看完了一卷书手指会染黑。但三十年代出版的石印或铅印的线装书便考究得多了，非但纸张精良，印刷精美，装订也精致。我至今还对留在故居中的那一沓沓一层层堆在湘妃竹书架上的线装书，怀念不已。我幼时最爱的那几部繡像石头记，水浒传，与聊斋志異等，都是用粉纸精印，繡像插图用工笔描绘，在双面的书页中间，再来一张白纸，免得背面的字跡透过来，用丝线钉牢，每一套书外面再用布面硬套套起来，开启处用两个牙签扣起来，如今恐怕这些书再也无法拿到手了，在大陆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早已被“红孩儿”付之一炬了。前几年胡适印了一部干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线装书，我买回来一部，翻了翻总是觉得有些差池。今天要偶然看到一本三十年代的线装书，如睹老友一样，会有他乡遇故知的加倍亲切之感。
今天用洋装翻印的古书，实在令人不满意。因为书商要減低成本，便将木刻古书上下两页缩並成一页锌版，原来的版本就已经不夠清楚，经过缩小制版后，密集成为黑压压的一片，一翻开书便有一种压迫感，小的字跡根本不易辨认，读起来苦极了。我对这种廉价印刷的洋装古书，极为痛恨。连前几年我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的续订本正续编影印辞源都看不清楚，笔画多的小字一点看不出，要连着上下文去猜。这一巨冊辞源摆在书架上，棄之可惜，翻起来真头痛。我想若是能印得清楚点，再贵一倍，我也愿意买。今天一般的产品已造成一种坏风气，为了推广销路，成本竞相压低，唯一的方法就是粗制滥做，才能廉价应市。日用品还可以，因为是消费品，但书籍不是消费品，不应该和肥皂牙膏一样看待。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出版商，无论将古书翻印成线装书或洋装书，印刷，纸张，装订，都应该力求精美，我们印刷工业的条件並不差，人工也便宜，此时此地若能印几本好书，无论是古书或三十年代的好作品，都不愁沒有销路。而且在举世均注意中华文化的今天，更可以打开中文书的国际市场，不但能使欧美学术界对我们的耳目一新，而且在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上，将是一项极大的贡献。
本文选自作者散文集归回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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