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赞尼亚的风情
我出生在黃县（今称龙口），在煙台接受小，中学及商专教育，在青岛工作十三年（1935-48），复谋生於台北，香港及模里西斯岛（Mauritius）三地。
1954年我移民英属东非洲的坦干尼卡（Tanganyika），它於独立后改称坦赞尼亚（Tanzania）。寄居该国十九年，因此我认它做第二故乡。有人问我，怎会移民非洲？我遂取一个十九世纪流行伦敦的小故事来作答。
“一家夫妇生有四子，长子爱国，有雄心，投考了海军。次子好学不倦，读医。三子仁厚，读神学，受职牧师。老四遊手好閒，不务正业，最后远下非洲。”
1949年我在香港应邀加入“五洋贸易公司”负责进口部门。五洋的中坚分子是抗战时期与中共冀察边区在平津一带地下工作有关人物，且是燕京和清华一系的，因此它受天津“外贸”负责人王磊然与北京的姚依林的支持。传闻王出身燕京大学，但姚确於1930年代初期读清华，中辍於三年级，他往。
“五洋”是外围，不是嫡系，两种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约一年后，国营的“华润”在香港开设，“五洋”的地位和国內的关系便逐渐改变。
“五洋”的贸易范围仅限天津，香港之间。由於香港的禁运法令，有时租船结关至北韩的镇南浦，完纳该港费用，然后直航天津。
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国內私有进出口公司逐渐开放。“五洋”的地位难望久长，遂於两年后请辞自营，与青岛方面交易，绝不涉及天津。好景不过年余，国內进口商们都尝了些甜头，政府准许他们派人前来，说服港商将进口货先输国內，換取供出口的土产或工艺品。时值韩战，又屆“三反五反”，至终货去人不见，香港受害商人多，我亦在內。“五洋”终被清算是在我去东非洲以后。
人总要生活下去。我在香港看过第九屆工展，得到多间厂家的支持，決定前去南洋和非洲。
英属地之间旅行用宣誓纸。依习在香港的中国人是领不到中国或香港护照的。征得资本，经同人的努力，我们先在模里西斯岛设贸易地点，认为满意，同人在此止步，於是我向驻南非总领事馆取得“国民政府”的护照独自前往非洲。那时模岛人口不足五十万，华人约一万五千，九成五是客家人。
原德属的坦干尼卡第一次大战后成为英国托管地，中国是联合国托管委员之一，我的移民申请迅被批准，自坦干尼卡我可进入全部的英属赞济巴岛（Zanzibar）和乌干达（Uganda）是英保护国，肯亚（Kenya）是殖民地，那时候正在为“毛毛”运动所困扰。自模岛前来缺少航空线，我只好乘法轮去坦国首都三兰港，顺便遊览路上的五处港口。
1960年代，中共大力援助坦国─建军，筑铁路，扩港口，设纱厂和农具厂，派农耕队和组公社。今日写些该国风情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者不是徒佔篇幅。
三兰港（Dar-es-Salaam）那时人口约十万，地名是阿拉伯语的译音，其意平安港（Haven-of-Peace）赤道之南，椰树下，遍地白沙的海滨洁淨，少见海草，无大河流，渔产不盛，南印度洋鲨鱼群沒有北游来此的理由，洋面上每屆秋季的飓风止於其南的葡属东非…港口之北有至佳的海水浴场，四季皆宜。
三兰港终年溫热的气候，雨量适宜。就整个海滨一带来说，夏季也是和风习习，吹自洋面，概免空调，由风扇取代。入夜，气溫略降，家家戶戶开窗而眠，但必掛蚊帐。
我搬入靠近海滨林荫大路一间希腊人经营的旅馆，邮局和银行都在近处。夜饭后我照例踱步海滨，房间保留一年半，因为前去他地是短期性的，然后家人才前来定居。
英治时期，治安之好是可夜不闭戶。在三兰港我未见到乞丐，也未见过有人当众吵架或撕打，唯遇到一盲歌者，他双手的大姆指拨弹一具用扁形钢条制成盒形的木琴，声音悠扬。非洲人善歌，嗓音柔和，其胸前有袋，凭人施舍。
某日，饭后在旅馆阳台上呆视街景，一位身着白袍的中年非洲人手持小钱包进来问，是否失此包於街头？我说：沒有。要他送到办公室。白帽白袍是伊斯兰教徒的装束，他们不但信仰笃诚，道德观和行事为人都很高超。我的房间，向来不锁门，一年半以来不曾失掉什么。
我去拜见市长，自商会取得商家名单。给香港各厂做出订单的工作顺利，因为各厂从未委派代理人前来做推销工作。
适值台湾侨委会派出左姓代表前来“宣慰”侨胞，我得机会与全体侨胞相见。当时（1950年代）三兰港的中国人不足二十戶，加上几个工作於內地正在港口度假的单身中年人全部仅约百余人，其中开平劳姓最多，其次台山人梁，陈等姓，职业木工与蔬菜生产，多数於二次大战期间来自缅甸和印度。还有几戶供职发电厂，其他约有百余单身人工作於內地的白麻场，钻石与金矿，在政府部门从事房屋营造工作，合同三，五年不等，来去无定，全部粵籍。我们组成中华会馆，旨在互助。我义务承担文书及出面交涉工作，直到中共与坦国建立，不久，会馆也換了旗。我和曹姓两家人不肯更換护照，终於1973年移民美国，在宾州（Pennsylvania）一同务农三年。曹君，开平人，原在坦国自营农场，生产稻米，玉米等並在山坡地种植了很多腰果树。今日在坦国的华侨仅余三，四戶，其他返国，去港，澳或移民加拿大。
亚西司司长杨西崑偕李光亿等共四人於坦国独立前来此访问。继有驻南非总领事刘宗翰，后有朱登皐和陈荫康。最末次的六人访问团为王慎名（领队），曹嶽维（经济部），徐植礼（台铝），包善传（纱厂），张胜游（台塑），李季虬（中信局）。我执有台湾护照，义不容辞，以本地工业界身分，陪见政要，或亲接送机场。中共驻坦大使何英的消息灵通，屡次通过本地的老侨予以警告。我泰然以处，曾据实情面告內政部长。
非洲人的主食是玉米，大米和杂豆，调味加水果，椰肉，红椒粉，盐，有时加上几块牛，羊肉。倘若方便，他们无肉不吃：鹿，野牛，斑马，象，蟒，鳄鱼…无照的行猎本属违法，若官方不究，民间不声张，免用猎枪的集体行动，则不予追究，但兽皮与象牙必须送缴政府供拍卖，俾收益可维持国立公园的常年费用。鳄鱼入村危害人畜，故不被列“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猎鳄辄於晚间，水上张汽灯诱之，鳄见光即浮水面。多年前我在纽奧良市（New Oleans）吃过美洲鳄鱼，它似鸡肉或鲨鱼肉。
东非沿海有木薯（Cassava）野生，其根味如芋头，唯水分较少，炭火烤熟，洒上椒盐吃，很可口！路边四季可买。每屆雨季，折其枝深插地上，即生枝叶，次年根部可食，遍地野生仙人掌，是牛群的天然饲料。若去其刺煮熟，足堪充飢，无害健康。非洲蜜蜂酿蜜力強，丛林中随地可採野蜜，其法是在蜂房下举火，上覆树枝，叶用来生煙。不耐煙薰的蜜蜂纷纷飞去，非洲人吃生蜜连蜡窝同时下肚。因此至少在海边一带，居住的非洲人不知何谓“荒年”。
 木薯（Cassava） |
 去皮后的木薯 |
海岸一带是Bantu语系，直达南非，语音大致相同，但各无文字，全是用英文字母写成的。原英属东非洲的“国语”是Kiswahili。中古时代，许多阿拉伯的小邦国设於此，郑和航海下西洋时就是和这些邦国来做交易。直到今日，少数年老的人仍能操阿拉伯语並写书信。市博物馆的明代永乐瓷器展品多取自阿拉伯人的古墓中，原是陪葬品。馆中资料说明中国舰船到达东非海岸是在1422年。倘此年代正确，即明成祖永乐二十年，是为郑和第五次出海期间。迄今许多清真寺所办的小学仍用阿语来授可兰经，显然，伊斯兰信仰是社会的安定力量。十九世纪末，瑞士天主教来此建教堂，先设小学，后设中学，学生毕业后经“牛津考试”合格即可进入一般英国大学。我的三儿女都卒业於此。
坦赞尼亚的面积与台湾相比约为其二十六倍。1954年我入境时人口六百万，今日三千六百万，九成住农村。非洲人生殖力強，一家生十几个孩子，死上几个，稀松平常。孕妇入医院产后第二天即出院，步行或乘公车回家，未闻有产褥热或什么后遗症。自这点看来，非洲人种比欧，亚各民族健壮多多。危害非洲人健康的是寄生虫和各种热带传染病，如疟疾，黃热病等。近年加上爱滋病，可能死亡率更高了。
我见非洲人两天不吃饭仍可照常工作。換言之，他们一次可吃进两天等量的饭，即刻入睡而不生胃病。
Julius Nyerere
在三兰港正北三十英里处，临海滨一小镇，我去看“古时”的“黑奴”露天拍卖市场，为历史保留地。贩人口者为阿拉伯人，市场在中东，然后及欧，亚各地。唐代西陲远及中央亚细亚，距波斯湾约一千多英里，唐代小说中的“崑崙奴”是否即非洲人？又幼年读“虯髯客传”一文，亦非洲裔一武士？家乡一间玉皇庙里，进门后的“把门将军”，一白一黑，孩子称之为“哼哈二将”，其黑将十足非洲人的面孔。
非洲人具乐天的个性，有一个编造的小故事为证，它是坦赞尼亚独立之日的晚上，政府招待国宾，由总统尼瑞尔（Julius Nyerere, 1922-1999）致欢迎词说出的。
“天神下降，带来礼物。那个欧洲人说我要王冠，於是到处探险，广设殖民地。阿拉伯人说，我要那把刀，不久征服了中东各地。印度人说，我要那块金砖，此后家家有了金饰。末了只剩下一只皮鼓，非洲人乐得接受。此后天天打鼓，舞蹈，歌唱，甚至寝食俱废。”
接着哄堂大笑，那夜我正收听广播。
坦国乡村中沒有警察，社会的安宁有赖巫术的影响。人人唯恐对方用巫术来作报复，所以为非做歹的事极少。巫术操於巫医，其医疗工作取決於採药的特技，取口服，煙熏，蒸浴，磨擦局部或全身的方法，全部用药不同，有时要於夜半野坟里施行，达到精神和药力合作的功效。
坦国有非洲最高的山Kilimanjaro，其极峰状似日本的富士山。前有察卡族，见有的皮肤不太黑，性情勤操作，种咖啡和茶树，善经营，疑有中国血统。百年前筑铁路，中国工人教他们种茶，迄今有“上海村”遗址。山的东面另有山岭，在六十年代发现世上稀有蓝宝石Tanzanite，其凿磨品为纽约名钻石商Tiffany代理。山之西盛产除虫菊（Pyrethrum）。再西行有国立公园三处（在此曾发现原始人的头骨），我看过两处，历时四天。自此山西行约三百英里抵达非洲最大的湖维多利亚（Lake Victoria）。沿湖区盛产棉花及优等咖啡。湖之西南有黑猩猩保留区，为举世所瞩目。狭长而至深（700英尺）的湖画出和先前比属刚果，即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界线。三兰港通湖滨的铁路长780英里，英治时代其一等的水准与欧洲各铁路相比，绝无逊色。
Mt. Kilimanjaro
Lake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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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虫菊 Pyrethrum | 蓝宝石 Tanzanite |
坦国中部有钻石矿，它一度供应着全世界十分之一的需要，其名石凿磨后，今在英女王冠上，重二十三卡半。
自海滨去內地约百英里即入高原，是白麻的产地，顿感气爽干燥。沿海区每年雨量四十英寸，夏季潮热，雨季过后，气候宜人，凡见到中国人在东南亚，便知来自印度和阿拉伯半岛商人在东非洲的商业地位。国营化与社会主义的政策接管了欧洲移民的矿厂和农场，也毀了亚洲移民所经营的商业。资金远荡本是大事，失去这些有经验及专门知识的人乃是逐年出口货減少，外汇短绌的主因。我始终未闻有什么非洲人曾经营过商业。合作社制度无法代替传统性商业的固有地位和效率，加上缺少经验的人员和官僚化，它只能消耗甚至摧毀国家的经济。东非洲信仰伊斯兰或印度古教的商人无不信誉卓著，十数年来我从未有过坏帐的经验。
1962年坦赞尼亚独立庆典会上，
笔者（左）与总统尼瑞尔（右）相见
我的代理生涯短短两年半而终。我投身针织业，后创染织厂，华资与本地资金各半，经营十五年，员工四百五十人，除会计主任是印度人外全部非洲人。福利和文娛方面有自己的健身房，消费合作社，养鸡场，一艘可容四人操作的小渔船，话剧团，歌唱队，部落舞蹈共四组，新约全书及可兰经班，无息贷款供员工亲手自建住宅，每天小面包夹奶油一次的甜茶。每週一次防疟疾药片。每年发给制服两次，还有一个屈居全国比赛第三名的足球队。我屡嘱队员们对好胜心重的陆军和警察两劲敌宁让几分，以永保同好间的和谐。英治时代坦国有陆军仅两营约千人，1970年代高达三万七千。
1972年“屈居”全国第三名的本厂足球队（后排右六为笔者）
依国家劳工法，每百员工须选一名代表（Shop Steward），因此全厂选有五名。厂內每遇纠纷，大半由他们自己去解決。
十五年来，前后两次工人因交通失事丧生。我召集全体会，由他们決定每人出钱多少，本厂即加付多少，予其家属作为抚恤。例如每人出十先令，本厂便出四千五百余先令，共约九千。我们沒有劳工保险。
1971年我将十二年来本厂劳资关系良好，逐年生产率增高，工人健康及家庭的经济进步状況等做出统计及报告送请工会及劳工部参考。遂后有人将影本送呈总统府。一日，接到通知，正副总统，市长等偕六十余随员来访，我们开了盛大欢迎会。
1972年坦国总统尼瑞尔（左前）来本厂参观，
在门外受工人的欢迎（笔者在其背后）
一週后，总统派员送来奖金，当时依照官率可兌美金八千元，依当年的非洲水准，此数十分可观。我们便以此款於工厂的近郊建了一所消费合作社，仍以本厂员工为股东，服务员工家属及村民。
1973年，坦国的经济每況愈下，零件，化学品及染料的外汇批准困难，但是一般商人进口消费品的外汇仍是供应不断，传闻外汇管理局人员的廉洁精神和传统出了问题。我平生不喜参入此类歪道的竞爭，因此无法适应。
劳资对立，贫反富，“马列”的色调，一般左倾文人不敢批评自己的政府走的是错误方向，卻专在报纸上对外国人及所谓资本家们作诋毀的言论：走私外汇，剝削劳工，高抬物价，扰乱经济，与社会主义为敌。…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精神上的刺激等於无妄之災，我感到无法继续承受，遂毅然廉价出让了所执的股分，並向董事会请辞。
坦赞尼亚向中共“一面倒”具有一段历史背景和过程。
明永乐帝着郑和航海“西洋”，远达东非今索马利兰（Somaliland）三港口是具贸易和宣扬大明国威的双重目的。中共之对坦国情有独钟似具同一性质。
1955年万隆（Bandung）会议，亚，非两洲二十三国家参加，世界第三势力抬头，埃及的纳赛尔（Nasser, 1918-1970）上校先於1952年发动政变，取得领导权，自首相晉陞总统。在此前后，纳赛尔与台湾断交，大使何凤山退出，中共派出西欧兼非洲司的黃华为首任大使，此后中，埃的关系有了新局面。
纳赛尔拟建亚斯文大水坝（Aswan Dam），西方国家拒予援助，他遂将英，法合营的苏彝士运河接管，打算将收入来支付建坝的费用，且不准以色列的轮船通行。於是以，埃战爭再起，英，法的海军也参加干预。经联合国调解，航路重开。1967年，中东战起，埃，约旦，敘利亚三国惨败，埃及遂沉许多船只於河，将它封锁。是年，中共与坦国及赞比亚（Zambia）签约筑铁路，当时北京的政要预计苏彝士运河的重开之日无期，三兰港可能成为远东船只西航欧洲的一个中继站，因为中共是不和葡属东非以及白种人具统制权的南非打交道的。允筑这一条1170英里长通往赞比亚的铁路足以建立在非洲的声望，並能巩固第三势力的团结。
1961年坦国宣佈独立，黃华偕中国代表团与西非迦纳（Ghana）的代表同包一架飞机前来。迦纳先於1957独立，其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1909-1972）在非洲的新兴国家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坦国统尼瑞尔（Nyerere）的挚友与智囊是巴基斯坦祖籍的捷马（Amir Jamal），印度某大学毕业，素来钦仰毛泽东和周恩来，其父为英治时期的立法委员，尼瑞尔於领导独立运动被英当局监视时期，即以养病为名在捷马家中躲藏了两个月，两人於此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尼瑞尔每次前赴北京必有他相随。他的父亲和胞弟是我创针织厂时的股东，因此我和捷马家人有些感情。捷马任內政部长时（坦国並无交通部）我和他在西德大使官邸园遊会中相遇，遂将意见直告：（一）坦国与赞比亚间既已正在兴筑一条公路，就不便再筑铁路免得自己互相竞爭。（二）我服务中国铁路局胶济段一年半。此路三百多公里，不足二百英里，共有大小车站二十八个，其八成收入是依赖有中间站，不是靠两端，而货运至要。坦国与赞比亚之间计划中全长一千一百多英里的铁路中间只有一站，沿路人口稀少，仅赖两端货运绝对不堪维持。他对我说：铁路完成后，赞比亚铜之外运不必再假南罗及葡属东非的铁路和港口。甚者，坦国南部煤，铁的蘊藏丰富，有待开发，振兴重工业，並事建军，旨在帮助非洲各殖民地的解放战爭。捷马这数语已说明了坦国独立后的国策与发展方向。事实上是1976年铁路完成通车时，先一年苏彝士运河已经重通了，而这条铁路自通车到今日一直在亏累中。全铁路的借款於1970年签约时为四亿又一百三十万美元，全部免息，於1982年开始偿还，以三十年为期，后来又增加借款四百三十万。至终双方议定到1992年才开始偿还，且以每年付还六千万先今为限。多年前，坦国废除官汇率，任凭它自由升降。最近的兌換率是一千多先令兌一美元。如此看来，每年付不到六万美元。等到欠债付清岂不需等上几千年？我算不出了。
我於1973年离境前来美国宾州务农的时候，官汇先是六先令兌一美元，暗市传闻为十先令左右。但是我之出境，全部外汇为国家银行核给，因为我的工业投资是依投资票值出让的。得价分期依当时汇率付给外汇，等到第十年（1983）最后一笔付给时，先令已经贬值四倍，倘与今日情势相比，堪称幸运。
总统尼瑞尔於1985年下台，成为幕后人。而坦国政坛上的“不倒翁”捷马一直在欧洲代表坦国，驻节日內瓦。1999年，他两人皆先后亡故，几十年来这场扮演的悲剧也就落幕了。
铁路，建军，公社，合作社，国营化，实施社会主义…竟致国家经济万劫不复。如今，公路无保养，燃油缺乏，三兰港每週停电平均二至三天，換取外汇至重要的麻园荒芜，工厂倒闭，码头走私猖獗，通赞比亚的火车已停。社会秩序和全面经济仍待重建中。倒退五十年？实际上远不如。至少在外汇方面来说，英治时期年年出超，进口货物包括医药是样样不缺乏的。
今日，施惠者悔不当初，受惠者怨声载道。
当年，杨西崑拟派一农耕队前来被拒。执政党副主席，总工会代表，广播电台台长，一间非洲语报主笔分別访问台湾，返后建议政府仿效台湾繁荣的模式，先兴农业，推动输出，增益外汇，次及工，矿事业的发展，奈何无助於改变政府的既定政策。
台北外交部拟予我奖状，我婉谢了。一因中共大使何英从此有了证据，必控诉我妨碍中，坦两国邦交。二因我之自愿努力的方向坚信必益於彼邦，也是出於爱护我第二故乡的赤诚。在国泰民安的环境工作下去，我将终老斯乡，不必再事迁居，绝非为了台湾爭取什么声望或利益而为之。
我离境时已五十八岁，在美国工作並缴纳各种稅款凡二十四年，於1997年夏正式退休，算来我之一生工作整满六十年，晚年我既无意前往第一故乡一看，因此对第二故乡也免了多此一举。
坦国的湖，山，高原，海滨和善良的人民全在我的怀念中，今日只有在旧日照片上和一本纪念冊中拾回我渐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