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交集的镂金岁月(九)
在瑞华中学的岁月
当我们在瑞中读书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要住校,只有週末才可以回家。我住的宿舍是四人一间,屋內有两张床,要两人共用一床。一张方桌为自习之用,四人各据一方,每人面前点一盏小菜油灯,因当时煤油为日方管制,是战略物资,老百姓不能用。学校规定晚自习时间要坐在方桌旁读书。自习结束,搖了铃后,大家要一起到大礼堂作晚祷。礼堂中並无灯火,漆黑一片,每个学生要自己擎着一盏荧荧如豆的小菜油灯,到礼堂去跪在地上祈祷。祷毕,由一人带头唱:“谦卑在耶稣足前,谦卑在耶稣足前,谦卑到底。”唱毕,各人才回到寝室就寝。这种晚祷使我印象深刻,也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我仍能清晰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人手拿一盏小灯,像一群小萤火虫,也像一群小天使,这段美善神圣的儿时记忆,毕生难忘。
瑞华中学的教师阵容,在当时为各校之冠;主要教员,均来自齐鲁大学。其中教史地的冯国政老师,尤其天才洋溢,卓越不群。记得他上课时,臂下只夹着一支一尺长的藤教鞭,手中拿几支粉笔。历史课时纵论古今,完全是大学教授的风范。他对历史上的年代与人名能倒背如流,如数家珍,记忆精准无误;教地理时则随手绘出地图,亦十分精确。听过冯老师的课,如能记住十之二三,其內涵已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冯老师多才多艺,还能编剧本。有一年圣诞节,他编导了几幕圣诞剧,剧名叫介绍,我也参加了演出。他是高个子,学生私下都叫他“冯大个”,他个头约在一米八以上,可惜体弱,罹患肺病,后来以三十几岁的盛年便去世了,实在让人痛惜。
日后我大致了解当时老师们的待遇,总认为像冯老师这样早逝,应与营养不良有关。当时是在日治的敌伪时代,学校经济十分拮据。瑞华因是教会学校,原本不收学费,后来虽象征性收了一些,但卻不能维持学校的开支。而二次大战期间,欧亚通讯中断,瑞典差会无法汇寄经费到中国,听说当时连任汝霖大牧师等外国宣教士们也只能靠典当度日。学校教职员薪水之低,更出人想像。还记得当时老师的伙食还不如学生,因学生是由家中供应,而老师则需自费。老师的伙食,只有每日两餐的饼子(即小米与大豆制的类似窝窝头的食品)与咸菜。白面馒头,甭想。据学校工友说,老师们若想吃一顿白面,得去买两升麦子,自己抱着磨棍磨面,才能吃一顿白面干粮,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但这几位老师,卻都能缩紧腰带教学,不轻言辞职,想起来真是令人敬佩。王校长家中更经常断炊,一家几口只能啃生地瓜度日,但王校长仍坚持信心,逢家人抱怨,便一同跪地祷告。后来听说有些学生虽发觉校长家中的窘境,也不敢公然接济,因王校长为人十分耿介,绝对不轻易接受济助,学生只好将一包馒头丟到校长庭院中。王校长后来作见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食物由天而降,使全家免於饿毙。
王校长与诸老师的风范,让我想起来便不禁淚下。这样的教育方式,在我国教育史上,尚不多见。由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母校,怎能不感恩载德,终生难忘。
瑞华浸信会奋兴聚会讲员
盲人田姓佈道家
瑞华学校,对学生的灵性教育,更特別重视。我们的课程中便有圣经,音乐课也是教唱圣诗,且由王校长亲自教课。每天早晨有朝会礼拜,晚上有晚祷,礼拜天规定要作礼拜,上主日学。最重要的是,每一学期要举行一个礼拜的“奋兴聚会”。奋兴聚会时,全校停课,每个人都要全天参加教会的聚会。记得在当时许多著名的奋兴佈道家,都来领过聚会;像宋尚节,王明道,李继圣,谢保罗,董吉亭等,都来讲过道。其中还有一位田姓盲人佈道家,讲道尤为突出,很引人入胜。奋兴聚会期间,王校长会走访每一间学生寝室,跪在地上流淚为学生祷告,希望学生们能接受基督为救主。在晚上的聚会中,许多人都受感,痛哭认罪祷告,整个学校的属灵气氛高涨,人人都被圣灵感动。我仍记得教国文的张誉庭老师,在聚会中涕淚交加,鼻涕在胸前垂下一尺多长,那画面永难忘怀。
后来我访问瑞典的任大牧师时,他还告诉我在奋兴聚会中发生的一些特異现象。他说有一次,一位奋兴会的讲员到他家中谈话,他客厅中的咖啡桌原本十分坚固,卻忽然解体,散落满地。又一次,一位讲员正讲道时,一只苍蝇突然飞进他喉咙,使讲道中断。任大牧师回忆说:当圣灵动工时,撒但也在工作。这两次事例,任大牧师印象特別深刻。
本文选自作者自传悲欢交集的镂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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