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心灵 ✐2008-05-01

悲欢交集的镂金岁月（九）

在瑞华中学的岁月

湮瀅

　　当我们在瑞中读书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要住校，只有週末才可以回家。我住的宿舍是四人一间，屋內有两张床，要两人共用一床。一张方桌为自习之用，四人各据一方，每人面前点一盏小菜油灯，因当时煤油为日方管制，是战略物资，老百姓不能用。学校规定晚自习时间要坐在方桌旁读书。自习结束，搖了铃后，大家要一起到大礼堂作晚祷。礼堂中並无灯火，漆黑一片，每个学生要自己擎着一盏荧荧如豆的小菜油灯，到礼堂去跪在地上祈祷。祷毕，由一人带头唱：“谦卑在耶稣足前，谦卑在耶稣足前，谦卑到底。”唱毕，各人才回到寝室就寝。这种晚祷使我印象深刻，也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我仍能清晰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人手拿一盏小灯，像一群小萤火虫，也像一群小天使，这段美善神圣的儿时记忆，毕生难忘。

瑞华中学之大礼堂

瑞华中学正门

瑞华女校（瑞华小学前身）师生合照

　　瑞华中学的教师阵容，在当时为各校之冠；主要教员，均来自齐鲁大学。其中教史地的冯国政老师，尤其天才洋溢，卓越不群。记得他上课时，臂下只夹着一支一尺长的藤教鞭，手中拿几支粉笔。历史课时纵论古今，完全是大学教授的风范。他对历史上的年代与人名能倒背如流，如数家珍，记忆精准无误；教地理时则随手绘出地图，亦十分精确。听过冯老师的课，如能记住十之二三，其內涵已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冯老师多才多艺，还能编剧本。有一年圣诞节，他编导了几幕圣诞剧，剧名叫介绍，我也参加了演出。他是高个子，学生私下都叫他“冯大个”，他个头约在一米八以上，可惜体弱，罹患肺病，后来以三十几岁的盛年便去世了，实在让人痛惜。

冯国政老师为前排最右第一位

　　日后我大致了解当时老师们的待遇，总认为像冯老师这样早逝，应与营养不良有关。当时是在日治的敌伪时代，学校经济十分拮据。瑞华因是教会学校，原本不收学费，后来虽象征性收了一些，但卻不能维持学校的开支。而二次大战期间，欧亚通讯中断，瑞典差会无法汇寄经费到中国，听说当时连任汝霖大牧师等外国宣教士们也只能靠典当度日。学校教职员薪水之低，更出人想像。还记得当时老师的伙食还不如学生，因学生是由家中供应，而老师则需自费。老师的伙食，只有每日两餐的饼子（即小米与大豆制的类似窝窝头的食品）与咸菜。白面馒头，甭想。据学校工友说，老师们若想吃一顿白面，得去买两升麦子，自己抱着磨棍磨面，才能吃一顿白面干粮，足见当时生活之艰辛。但这几位老师，卻都能缩紧腰带教学，不轻言辞职，想起来真是令人敬佩。王校长家中更经常断炊，一家几口只能啃生地瓜度日，但王校长仍坚持信心，逢家人抱怨，便一同跪地祷告。后来听说有些学生虽发觉校长家中的窘境，也不敢公然接济，因王校长为人十分耿介，绝对不轻易接受济助，学生只好将一包馒头丟到校长庭院中。王校长后来作见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食物由天而降，使全家免於饿毙。

瑞华中学早期毕业班。前排右一为冯缵亭老师，右二为任大牧师

　　王校长与诸老师的风范，让我想起来便不禁淚下。这样的教育方式，在我国教育史上，尚不多见。由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母校，怎能不感恩载德，终生难忘。

瑞华浸信会奋兴聚会讲员
盲人田姓佈道家

　　瑞华学校，对学生的灵性教育，更特別重视。我们的课程中便有圣经，音乐课也是教唱圣诗，且由王校长亲自教课。每天早晨有朝会礼拜，晚上有晚祷，礼拜天规定要作礼拜，上主日学。最重要的是，每一学期要举行一个礼拜的“奋兴聚会”。奋兴聚会时，全校停课，每个人都要全天参加教会的聚会。记得在当时许多著名的奋兴佈道家，都来领过聚会；像宋尚节，王明道，李继圣，谢保罗，董吉亭等，都来讲过道。其中还有一位田姓盲人佈道家，讲道尤为突出，很引人入胜。奋兴聚会期间，王校长会走访每一间学生寝室，跪在地上流淚为学生祷告，希望学生们能接受基督为救主。在晚上的聚会中，许多人都受感，痛哭认罪祷告，整个学校的属灵气氛高涨，人人都被圣灵感动。我仍记得教国文的张誉庭老师，在聚会中涕淚交加，鼻涕在胸前垂下一尺多长，那画面永难忘怀。

瑞华浸信会最后一次奋兴会第二排右起第三位为佈道家董吉亭

　　后来我访问瑞典的任大牧师时，他还告诉我在奋兴聚会中发生的一些特異现象。他说有一次，一位奋兴会的讲员到他家中谈话，他客厅中的咖啡桌原本十分坚固，卻忽然解体，散落满地。又一次，一位讲员正讲道时，一只苍蝇突然飞进他喉咙，使讲道中断。任大牧师回忆说：当圣灵动工时，撒但也在工作。这两次事例，任大牧师印象特別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