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2007-07-01


由“小人物渡边”透视“东京裁判”

吟萤

 

集中营管理者渡边其人

  在东京的沉樱时节,我去参加了一个拍摄影片小人物渡边的筹备会,这部影片本来早在去年,就打算在香港开拍,当时计划请许鞍华执导。小人物渡边的內涵是敘述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在香港深水埗集中营的故事。渡边是集中营的管理者之一,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便在那段时间偷偷地拯救了不少中国人。但后来他自己的妻女卻死於广岛的原子弹。战后他作了日本信义会的牧师,一生沒沒无闻。从不向人提及昔日在深水埗集中营救人的事蹟。最后他死於癌症,结束了一生。但伦敦BBC的一位剧作家诺蓝(Lian Nolan)卻发掘出了他的事蹟,而写成了小人物渡边The Smallman of Watanabe)一书。並拍成电视专集在BBC播出。最近两年由於日本教科书风波,导致韩国与我国对日本的不满;在台北,教科书事件老实说反响並不大,但在香港卻造成不小的风潮:标语,示威,反日货等确实热闹了一阵子。这大概是由於住在殖民地的中国人情绪特別敏感和激动吧!
  我的朋友欧鲁生君(Rev. George Olson)是一位美国在日本的宣教士,工作了三十多年,他深切了解中日间的各种问题,於是他发起将小人物渡边拍成一部电影,或有助於中日间仇恨的化解。但欧鲁生奔走了一,两年,这部影片仍在筹备阶段。而最大的困难,除了制片经费之外,是中日合作拍片的问题;欧鲁生原期望香港的教会最少会在精神上予以支持,但是香港教会领袖数度谘商后,发现香港教会根本不打算支持这部影片的拍摄,甚至一位教会领袖气愤的说:“日本教科书事件后,从沒有听到日本教会对这事件表示过道歉。”因而一再耽搁,终於在该年四月面临最后的抉择。欧鲁生约我到东京去共商大计;讨论的结果是改变原来的计划,放棄拍成三十五厘米的商业影片,而改拍十六厘米的剧情或纪录片。主要在教会或学校使用,将来希望也能在电视上播出。请日本剧作家改编剧本,剧本编妥后,送请各方支持,並募集经费,希望次年可以开拍。期盼渡边这位小人物,在逝去多年之后,能扮演教科书事件后中日和解的角色。


欧鲁生牧师(Rev. George Olson)(左)与作者在东京逆旅中合照

靖国神社美化战犯

  在我们开会不远的地方,风景如画的千鸟渊小湖旁边,是日本的“战死者墓苑”(即“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一天早晨我与欧鲁生及香港的江君一起散步到里面去参观,发现原来是日军在二次世界大战死难官兵的“无名英雄墓”。里面有一个六角形的祭坛,即“靖国神社”。供着鲜花香果,看来香火鼎盛。壁上赫然是日军当年侵略亚洲的地图,註明在何处死了多少人,图表上说总数应超过两百万人。


靖国神社

  庭中供着一口象征式的磁棺,磁棺长二百公分,高一百一十公分,宽九十公分,系由二次大战之主要战场(应为中国)中收集之碎石烧成,呈深橙色重五吨,据说为远东最大之磁棺。神社中有一块石碑,上面有天皇的诗句,由照子公主题写,诗的意思是:“每当吾等念及那些为国捐躯者,心中深感伤恸”。十分明显,日本的朝野视这些二次大战中阵亡的侵略者为民族英雄,特立国家公墓,专供后人凭弔。日皇及皇族也分春秋两季举行祭奠。说明书中特別指出“战死者墓苑”相当於美国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实在荒谬绝伦。想到这两百万死在侵略战爭中的日军,曾造成多少倍无辜的受侵略国家军民的死难,不禁戚然。在离去时我与江君都表示这座墓苑应改名“侵略者墓苑”才符合史实,而能予世人以警惕。


纪录片:东京裁判

  离开东京的前夕,欧鲁生为我安排了一个特別的节目,到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去观赏著名的纪录片东京裁判The Tokyo Trial),这部长达四小时三十七分的纪录片,前年在东京上映时,曾造成轰动。各方对这部影片的批评,更是车载斗量,至今沒有定论;湊巧本週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选映这部影片的英语拷贝;欧鲁生认为机会难得,我应该去看看。我读了不少对东京裁判的报道,但卻沒有机会看影片的內容;很想知道今日的日本如何解释四十年前的大东亚侵略战爭。我必须承认,看的时候一方面很激动,另一方面也觉得冗长乏味,因为放映的时间太长,我沒有看到终场即离去;但卻受到极大的感触;那年是抗战胜利第四十週年。在日本侵略战爭中受害最烈的我国,到今天还沒有拍出一部有系统的抗战史实的影片向全世界及后代子孙作一个总结与见证。我们看到的都是零零碎碎,片片断断的纪录。而像东京裁判这样大手笔的巨构,卻出於一间日本民间的出版社,“讲谈社”(Kodansha)庆祝成立七十五週年(1985)的作品。在战后四十年,以一种不正确的观点,来重新诠释四十年前的日本侵略战爭,让历史蒙了可恥的污点,留下了扭曲的纪录,真是教人感慨万千。

日人将“东京裁判”拍成纪录片

  “讲谈社”拍这部纪录片,费时五载,耗资一千六百万美元,除由名导演小林正树(Masaki Kobayashi)执导外,动员了三十余位工作人员,包括学者专家如近代史及国际法的教授等,东京裁判不论其立意如何,所採用的资料真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由美国防部机祕档案中调出的三万卷纪录片,其中採用了九三○卷,计一百七十小时,另外也採用欧战前夕,侵华及太平洋战爭的纪录片及当时的新闻,以及后来的纽伦堡大审等资料。基本素材收集相当丰富。这部影片应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佐证。我国如尚未购得,最少国史馆应该买一部作为参考。
  影片的主题在讨论东京裁判的本身到底是一个世界和平的仪式,抑为胜利者的报复?而大审中主要部分的“战爭责任”与“战犯”,直到今日日本仍认为是一个问题。十分明显的,东京裁判採用的资料虽然是当时的实录影片,但制片佐藤弘(“讲谈社”负责人)与导演小林正树卻在试着为侵略战爭的历史翻案,最少企图予侵略战爭的历史以新的诠释,与窜改教科书的手法大致相同。


“东京裁判”庭內景象

  “东京裁判”始於1946年五月三日,在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麾下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承审自伪满州国开始到整个太平洋战爭计十七年八个月的罪行。在受审的一百多人中,主要战犯包括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 1884-1948),外相松冈洋右(Yosuke Matsuoka, 1880-1946),內务大臣牧野,及陆军与海军大臣等二十八人。


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东条英机

松冈洋右


  军事法庭由九个国家派法官组成,其中除菲律宾及印度外皆为受降国,澳大利亚的韦卜爵士(Sir William F. Webb, 1887-1972)被推为主审法官,美国的肯南(Joseph B. Keenan, 1896-1984)则担任控方的主任检察官。控方並聘请了三十四位律师,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及翻译约在百人之上,但据说法庭为战犯只聘了四位律师,而且在开庭时,尚未离开美国。主审韦卜在首为开庭时曾宣告军事法庭将在“不袒不惧的情況下,维持公正的裁判”,但不久则爭辩时起,疑窦丛生;言下之意,军事法庭无法主持公正。大审中爭辩的焦点是战爭责任应由谁负,主审法官力主日本天皇应负责任,如天皇无罪,则以下的大臣都不应对战爭负责。但主控肯南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尽力为裕仁(昭和天皇,Hirohito, 1901-1989)脫罪;解释天皇仅为傀儡,战时內阁才应负一切责任;肯南的论点竟得到战犯首相东条英机的支持,成为大审中戏剧化的高潮之一。

图淡化日本侵略罪行

  影片认为个人代替国家成为战爭中的战犯,找不到国际审判的前例。又说1944年美,英,法均已同意个人不应成为侵略战爭的战犯。而对“战爭阴谋”的指控,认为国际法中根本沒有根据。尤有进者,认为军事法庭的成员除菲,印二国之外,皆来自战胜国,颇为不公。当辩护律师提出不应对受审者课刑时,主任检察官肯南指出那些主持侵略战爭而使人类文明遭到空前破坏者,不能不接受惩罚。
  小林正树在处理这部影片时,的确下了功夫,花了五年的时间,在五十万英尺胶片中找出他所要的东西。经过他的选择,看起来好像剧情片而不像纪录片。由於当初美国防部将大审经过由不同的角度拍下来,经过剪辑呈现许多戏剧化的画面;其中像东条英机在受审席上被小川澄由脑后袭击;曾在“死亡行军”中生还的菲律宾法官哲拉尼拉(Delfin Jaranilla)在法庭上的激动场面;以及靜典的辩护律师因抗议主审“不当的干预”而被逐出法庭等,都极其生动。人物,对话均栩栩如生,比拍摄的剧情片纽伦堡大审並不逊色。影片拍竣后数月,即赢得1983年日本最为荣誉的“蓝带奖”。影片虽然冗长,但上映时票房不错,其中主要观众为战后出生的大专及高中学生。
  东京裁判由麦帅在密苏里舰上受降,日本臣民匍伏在皇宮外地上的呼天抢地,到天皇裕仁晉见麦帅的卑躬屈膝;东条英机在鸭巢监狱自裁未遂等记述,看来都似拍摄的剧情片,而不着纪录片的痕跡。其中穿插着伪满州国傀儡溥仪及汉奸殷汝耕等华语发音的证词,可说都是珍贵的资料。当主任检察官控告日军在中国的罪行时,也曾放映了一段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但导演卻立刻将广岛原子弹的镜头接上去,以冲淡日本军阀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告诉观众战爭都是残酷的。将南京大屠杀与原子弹毀广岛相提並论,实欠公允。因前者是日军刻意姦杀妇孺的具体罪行,而后者是扼止侵略战爭的手段,亦为帝国主义自然的结果。东京裁判企图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翻案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故意模糊战爭责任

  其实,“东京审判”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再被国际社会接纳,並且迅速地带上经济的起飞,成为今日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事隔四十年,应不必再去为其翻案。中国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都应记取侵略战爭对人类造成的悲惨教训,作为历史的殷鑑。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牺牲最大,受害最烈,但中国政府既已本我国固有的王道精神饶恕了日本,实行以德报怨作为对抗日战爭的总结;我们今天也应本着这种精神以和解与爱去化解这种仇恨。並进而共同为缔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而努力。今天日本人如能以歉咎的心态坦承以前的错误,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举世都会原谅他们。应该很容易取得人们的和解。而不必去窜改教科书,歪曲历史,在东京裁判中为已处決的战犯叫屈。如果这些主持侵略战爭的罪犯是冤枉的,那么死於日军残酷杀戮的千千万万的亡魂,又有谁为他们喊冤呢?东京裁判在整个的主题意识中警告战爭的残酷,这种立论诚然可取,但对“战爭责任”的推卸及对“战犯”罪行的刻意模糊与扭曲,卻十分值得商榷。

小日本心态之可议

  本文为作者二十年前之旧作,文成后因患病及搬迁,文稿遗失。今清理旧文件时才发现。但过去数十年中,日本政府对侵略战爭不单沒有悔意,反而变本加厉,历任首相均参拜“靖国神社”。今之首相且否认“慰安妇”尤为荒谬。
  按日本为一岛国,但具侵略野心,昔以“大日本”,“皇军”,“大东亚共荣圈”自诩,愈显其小国之自大狂想。今虽已跃为经济大国,但小日本之狭隘心态不改,十分可议。特将旧文发表,作为两岸同胞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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