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趣飘送 ✐2006-04-01


韩德尔 Georg Friedrich Handel

史述

 

  送饭的仆人,有些耽心。他感觉这音乐家是个怪人。几乎两个星期,他闭戶不出;窥见他有时流淚,有时无缘无故的狂喜起来;不止一次,送去的食物,到收取餐具的时候,原封不动。他是怎么了?
  作曲家韩德尔,当灵感泉涌的时候,就废寝忘食,奋力写作。这样,伟大的圣曲弥赛亚,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大致完成。据作者自己说:他看见天开了,全能的神向他显现。

  韩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生在浩邑(Halle),他的父亲是颇有声誉的理发师-外科医生(那时的手术並非专业,而是用手艺精巧有利刀的理发者,在医生诊断后割治);母亲是路德宗教牧的女儿。
  从小有特出的音乐天才,他酷爱音乐,但严肃的父亲,並不鼓励他从事前途无定的音乐家生涯,希望他学法律有丰厚收入。孩子只得自己暗地里练习。在约七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去公爵的教堂。公爵希奇听到传出美妙的琴韻;原来是幼童韩德尔!公爵问他父亲希望孩子作哪行业;父亲表明愿见他成为律师。公爵非常失望。但此后父亲让他去浩邑的圣马利亚教堂,跟那里的风琴师兼作曲家载筹(F.W. Zachau)正式学音乐。
  十岁那年,韩德尔作了一首歌曲,在浩邑教堂演奏。
  约在那时,他去到柏林(Berlin),在普鲁士王的音乐学校受教育。不过,未能继续多久,父亲在1697年去世了。但遗下的教育费用,使他能夠进到新成立的浩邑大学。


Johann Mattheson

  1701年,青年作曲家泰理曼(Georg Philipp Telemann, 1681-1767)经过浩邑。泰理曼比韩德尔只大四岁,二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为了增加收入,並音乐技艺,他作了浩邑改革宗大教堂的琴师,接受了加尔文主义的信仰。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一年多以后,韩德尔北上到汉堡(Hamburg)。在那里,他结识了马泰生(Johann Mattheson, 1681-1764),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能歌唱,是汉堡大教堂的风琴师,音乐指挥,也是歌剧作家。在马泰生鼓励之下,韩德尔於1705年,首试创作歌剧爱尔弥拉Almira),在汉堡上演。二十岁的青年,能提琴,风琴,作曲,在欧洲渐建立了相当声誉的音乐家。
  马泰生也兼任英国大使的祕书,介绍韩德尔进入英人社区,並教授英人子弟音乐。这样,韩德尔扩大了社交范围,接触到英国文化。


Alessandro Scarlatti

  谈起歌剧,自然必想到意大利,那时欧洲的音乐中心。因此,韩德尔在1707年,去了意大利。他在那里,先后四年,到弗罗稜斯(Florence),罗马(Rome),威尼斯(Venice),纳浦勒斯(Naples),並別的城市,住的时间长短不同。他与意大利有名的歌剧家司凯拉提(Alessandro Scarlatti, 1660-1725)结交,写了好几首圣曲,並意大利风格的歌剧,甚受欢迎。他的音乐风格改变了;不过,他坚持自己宗教改革的信仰,並沒有受环境影响而改变。
  那时,英国的音乐界有才华的领袖逝世,缺乏继起的人才。
  1710年,韩德尔经过英国,短暂的停留。一到那里,就脫颖而出,显明正是他们所瞩目的领袖。
  回到汉诺威(Hanover),他受任为选侯Georg Ludwig的音乐指挥。他的职任並不繁重,选侯允许在“合理的时间”外出。他心系英国,英文已有进步,可以了解並写作歌词了。1711年以后的几年,韩德尔尽量利用“合理的”缺席时间,大部分留在英国,作歌剧及圣曲,並主持演出。他也与当时的文人坡朴(Alexander Pope)及盖伊(John Gay)等交往,乐不思蜀,只是似乎把故主忘记了。
  1713年,韩德尔在英国作歌剧上演。二月六日,值英国安妮女王(Queen Anne)生日,他献上美妙的“女王寿颂”(Ode for the Queen's Birthday),用英语歌唱,蒙赐年俸200英镑。
  1714年,安妮女王逝世,汉诺威选侯到英国继位,成为英王乔治一世(George Louis I)。韩德尔很自然的恢复音乐指挥职位;有人对他过去享有那么多的自由,解释为他负有乔治的特殊任务,但可能性不大。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乔治全家在皇室圣雅各教堂听韩德尔的音乐,可见圣眷仍隆。在乔治王崩逝前不久,韩德尔申请並获他批准成为英国公民。


英王乔治二世

  1727年,乔治二世(George Augustus, 1683-1760)继位。身为宮廷作曲师,他作了乔治二世加冕礼曲;十年后,他也谱了嘉洛琳王后葬礼曲
  意大利歌剧,在英国渐趋衰落;即使以韩德尔的声誉,也无以挽其颓势。因为在台上演出,用的是观众大部分不懂的语言,而意大利歌剧流於低俗。而日內瓦圣经(Geneva Bible)和雅各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圣经出版,英国语文已经成型,很多作家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大势所趋,意大利歌剧在英国的盛世,显然一去不再。韩德尔除了写剧之外,还需要到意大利,或欧洲大陆,去罗致主要的歌唱家。同时,韩德尔的歌剧並不甚受欢迎,但沒有谁怀疑他是最傑出的作曲家,音乐界领袖。这样,声誉反成为必须维持的重担。
  韩德尔转向圣曲。由於伦敦主教禁止圣曲著作並表演,所以他写的是清唱剧。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时期,社会品德败坏,大家希望韩德尔能成为中流砥柱,挽狂澜於既倒。

  在英国音乐的竞爭那么激烈。1737年,韩德尔似乎轻度中风,虽然恢复,难免情绪有些低落。1740年,腓特烈(Friedrich Der Grosse, 1712-1786),登了普鲁士(Prussia)王位,青年有为,有兴趣重组乐团,自然会想到韩德尔。或许是经过辗转致意,或许是韩德尔有意去寻求发展,他始终未忘记自己是德国人,所以预备再回大陆。
  对自己和环境失望,正是转向神的关键。1741年,爱尔兰(Ireland)的迪芳塞公爵(Duke of Devonshire),邀约他去那里作慈善演出。那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四日,韩德尔埋首斗室,奋力工作,觉得灵感涌来,迅速完成弥赛亚The Messiah)初谱。一个月后,他继续努力,完成了另一巨作参孙Samson)。
  十一月间,他约集了人手,前往都柏林(Dublin);途中在彻斯特(Chester),由教堂乐团协助,作非公开试演。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都柏林举行几场赞助演奏会。
  1742年四月十三日,弥赛亚在都柏林正式首演。群众的印象极深。因为群众拥挤,负责人特別登报声明:“韩德尔先生伟大的圣清唱剧弥赛亚今天演出。请女士们勿用衬裙圈,男士们不要佩剑。”於六月三日,再度演出。韩德尔在爱尔兰逗留了十个月。

  伦敦要等到1743年,才看到弥赛亚的演出。起初,伦敦人的反应,並不如爱尔兰那么热烈。有的显然出於嫉妒,且批评说:“什么韩德尔,可恥!”(Handel, Scandal!)不过,英王乔治二世出席了首演。群众甚为激动,乔治也是如此。当唱到第二部末后的“祂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王不自觉的肃然起立,群众也跟着起立。此后,成为惯例。
  以后的十年,弥赛亚显明为音乐傑作中的傑作。
  圣经题材是韩德尔创作的灵感泉源。他的作品目录中,有那么多是来自圣经,看来仿佛圣经史诗纲目:扫罗以色列在埃及约书亚底波拉所罗门约瑟和他的弟兄伯沙撒哈曼和末底改(改称以斯帖),参孙耶弗他等;取材於次经的,有犹大马克伯。歌剧,清唱剧,还有水上音乐皇家节庆的焰火音乐
  韩德尔从不浪费任何财物,更不虛耗时间。他从事音乐创作,总是全心全力的投入。这显明他奉献的精神,让灵感透过他,注入作品中,流露到听众的心里,与一般受雇而迎合人的作品,迥然有別。
  韩德尔的创作甚丰,在数量上,约等於贝多芬(L. van Beethoven)所有的作品,加上巴哈(J.S. Bach)所有的作品的总和,而品质方面也臻上乘。福乐华(Sir Newman Flower)是巴哈传记作家之一,曾说:“无论英国的任何作曲家,或进口的作品,相信无人比得上韩德尔真正感动人心。”兰格(Paul Henry Lang)详尽研究韩德尔之后,评论说:“韩德尔的弥赛亚,是所有主要音乐创作中,能使听众一致受感的。其清新,溫暖,美丽,圆融周全的型态和旋律,感动所有阶层所有信仰的人。韩德尔的作品,得到广大评论家的认同,超越所有的作曲家,不仅受各个大小英语教会的崇敬,连莫札特,贝多芬,勃兰斯等作曲家,也莫不称讚。”据说,贝多芬对韩德尔给予最高评价:“我要向他屈膝,因为韩德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能干的作曲家。”
  弥赛亚蘊涵能力,真诚,宗教热忱和意义,表现以最伟大的技巧。首先是预言弥赛亚的降临;次为弥赛亚的受苦受死;最后敘述弥赛亚神子的复活。

  韩德尔有生之年,在英国声誉极高,不仅是景仰,简直达到受崇拜的地步,为他立了雕像。
  从1749年开始,他每年义务演奏弥赛亚,为棄婴育养院募款。
  1750年,韩德尔最后一次到德国。在荷兰,所乘的马车翻倒,他受伤甚重;但康复了。不过,他的眼睛的问题则严重得多。1752年二月十三日,完成了清唱剧耶弗他;这是他最后的作品。眼睛的手术並不成功,虽未至於完全失明,但影响他的创作甚大。幸有他一生的朋友祕书斯密特(Johann Christoph Schmidt於1717至英后改John Christopher Smith)帮助,能参与一些音乐活动。1759年三月三十日,他还参加了棄婴育养院演出弥赛亚
  1759年四月二十日,一代伟大的音乐家韩德尔逝世。在三千群众的哀思下,葬於伦敦西大教堂“诗人角落”。他的雕像显示韩德尔在作曲,展开在“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韩德尔不仅是伟大的作曲家,更是伟大的人,品格卓越,时常想到別人。英国人认为他是圣徒的典范,道德的护卫者。终身未婚。幼年成为孤儿的痛苦经验,使他能真正同情比自己不幸的同类,受到社会普遍的景仰。他遗嘱把所有的分赠受益者,包括棄婴育养院,和在德国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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