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天说地 ✐2005-11-01


亨廷顿伯爵夫人

转移社会文化的手

冯虛

 

  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机器代替了人工生产,血汗和生命,成为生产的原料;管理机器的人,变成被管理的机器,人变成了机器的部分小零件。大批的劳工,离开了农村,到城市中求生活;城市在扩展,财富在集中;在另一方面,工人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这一切,都标识着需要革命。
  革命终於来到了。但不是政治的革命,而是灵命的复兴。神借着祂的器皿,约翰和查理卫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CharlesWesley, 1707-1788)和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领导的循理派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复兴,使福音广传。其中一位主要的支持者,是亨廷顿夫人(Selina Shirley Hasting, Countess of Huntington, 1707-1791)。


亨廷顿夫人

  她出身贵族世家,施利伯爵(Earl Washington Shirley)的女儿。(华盛顿总统的远亲,曾与他通信。)在二十一岁时,她与亨廷顿伯爵(Theophilus Hasting)结婚。丈夫於1746年逝世,财产由她继承支配。不过,这智慧的妇人,沒有把财产看为她的私有物;她善为忠心良善的管家,致力於支持循理派福音运动,超过半个世纪,影响广及大西洋两岸。
  像当时许多贵族阶级,她一生属於英国圣公会。不过,她的心属於主,不拘囿於宗派组织。1739年,她参加循理会(终约翰卫斯理一生,Methodist Society不是宗派教会)。她接受加尔文主义信仰,因用她的身分,经常邀约贵族阶级的人士,参加她家中的聚会。除在伦敦外,她在BrightonBristol和当时有名的度假休养胜地Bath也有产业,作聚会之用;在其地上建立会堂,並聘任会牧(Chaplains)。她也大量捐助,建立各地的会所,包括Turnbridge Wells。她最敬仰的教牧是威特腓,常邀请在聚会中讲道,因此也传播循理派的信仰。
  1767年,牛津大学有六名学生,涉嫌“狂热分子”,即循理派,被校方开除。亨廷顿夫人感觉训练福音使者的需要,迅即採取行动,次年,在威尔斯建立了崔巍迦学舍(Trevecca House in Talgarth, Brecknockshire),以造就教牧,规制相当於圣经学校,只是不能用正式学院或神学院的名称。1768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开学典礼上,请威特腓讲道。那时,威特腓的妻子伊莉莎白刚离世不到两週。他讲:“趁着白日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来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
   因为她信任威特腓的廉正无私,景仰他的品格,在他身上看出是有神同在的仆人,也就积极支持与他有关的事工。她知道教育的重要,帮助威特腓在美洲殖民地乔治亚的毕士大孤儿院,捐款给达茅茨学院(Dartmouth College, 1769)並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原New Jersey College,1746)造就无数人才。1760年,哈佛大学遭受火災,损失严重;亨廷顿夫人积极的帮助;她更超越了种族肤色的差異,也支助Eleazar Wheelock牧师在康乃提克印地安人学校的工作。
  当循理派因教义问题意见不同,引致分离的时候,她同意威特腓所持加尔文主义的信仰。但她保持与卫斯理的友谊,后来还请卫斯理去讲道。到威特腓逝世以后,她还是与卫斯理同工。当时的循理派,正如光照在暗出,显出国教会的腐败,特別是教职人员以为有了衣食,就懒惰因循,不肯作工;因此,循理派被冠以:狂热,自义各样的恶名,並不是到处受人欢迎的;但她敢於站在真理一边。
  她爱主无私的心志,在一封致约翰卫斯理信中显明出来,她说:

继续不断的为普世全人类有益,是最重要的功课。当我们完全奉献给主,我确定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的时间,才能,生命,魂和灵,献上作为在地上持续的活祭。

  抱持广阔的心,在世上偏遇上狭隘的人。
  不可避免的事终於发生了。
  英国圣公会的教职人员,並不都是得救蒙赎,心被恩感,奉献事主的人;他们以教职为出路,为官方教会所雇用,並不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既不注心属灵的事,也沒有属灵的供应;羊群困苦流离,自然涌向循理派的会堂。
  在1779年,在Spa Fields的官方教会,眼看自己教堂空有建筑,卻成了“门全冷落车马稀”的情形,自然嫉妒,卑鄙无恥,不自检讨悔改,卻向法院控告伯爵夫人的新会堂,妨碍他的权利。原来官方教会的人民,须於主日出席聚会,並缴纳十分之一。其中参加循理派会堂的,虽仍多缴纳十一,另外自己向会堂奉献,他卻是不甘心。
  亨廷顿夫人是虔诚的英国圣公会信徒,有贵妇的身分,照法理在其领地上有设立“家庭会堂”的权利;但那样的会堂,依惯例是为家庭,包括亲人,朋友,佣仆和佃农等组成,而实际情形,已经远超过那范围,成为地方教会。至此,不得不登记其会堂为“非国教”聚会。所有属於国教会的会牧,都得辞职。这样,愚昧的控告者,成了为渊驱鱼,強迫圣徒分离。后来到亨廷顿夫人去世后,其会堂多为公理会管理;崔巍迦学院则移至剑桥。

  教会不仅要威特腓和卫斯理,也需要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亨廷顿夫人的手,是祈祷的手,是张开奉献的手。谁都不能估计,交在主手中的钱财,会发生多大的波涟效果。
  约翰卫斯理於1791年三月二日逝世。同年,三个半月之后,亨廷顿伯爵夫人,也於六月十七日离开世界。
  循理派和亨廷顿夫人,为最沒有希望的英国,带来了波澜壮阔的复兴,给他们生活过的世界,留下许多改变的生命,免於经历残暴的流血。
  次年,法国的暴民恐怖统治,断头台下血流成渠,使国家留下长久的创痕。
  今天,不少人在空喊道化文化,但有谁肯效法亨廷顿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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