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赵中辉

于中旻

　　美国人爱国。美国人爱看球赛。这两件事实的关系，表现在球赛前全体肃立唱国歌（通常是一人独唱）。唱完了，开始打球，以下的节目与前无关。赛球的球员，看赛球的观众，都不会比不在场的人更爱国；即使多参加几场，也不会进步。
　　记得：许多年前，从信仰与生活季刊的文章，看到这个突出的妙喻，是说到许多讲台的问题：讲员上场读一段或一节圣经，然后，开始他的登台说教，从始至终，不再跟经文发生关系。想想看，当时华人教会的讲员，确实是如此情形。那时，赵中辉牧师主编並翻译的信仰与生活，在台湾发行；所面对的教会景況，是有佈道而沒有神学。那就是沒有神学的讲道的恰当描述：讲员读读圣经，讲他的个人见证，加上大量的故事，笑话。那样，听的人在会后与会前並不感觉有什么不同。
　　福音传到中国以后，基督教为文字事工的前驱。报纸，杂志，影响社会思想，领导维新。后来教会刊物中，有福音和造就性的，有主日学和青少年教育，惟独缺少神学教育文字。因此，许多年来的工场情況，是有佈道而沒有神学。
　　现在，我们还不敢说华人教会的讲台，已经达到理想了。仍然有一些人的神学作品，不是不通，就是叫人看不懂；赵中辉手中出去的东西，总是叫人在信仰上得造就。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信仰与生活季刊，虽然沒能成为普遍发行的刊物，所出版的那些书，也沒有成为什么畅销书，但那並不是意外，正是该有的现象；不过，不仅对神学界，对华人信徒，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中辉生於1916年八月二日，辽宁省开原县中固镇。
　　当时东北陷於混乱之中，土匪四起。家长以为还是让子女早完成婚嫁好。所以中学还未毕业，就於1932年三月四日，与李玉珍女士结婚。
　　1935年，焦维真教士来东北，在营口圣经学院，举办东北基督徒培灵会；赵中辉往参加聚会，听王明道讲道，悔改信主得救。
　　1936年，培真中学毕业后，考入营口圣经学院就读。在二十岁作圣经学院新生的时候，长子得恩已经出生了。先后育有五男五女。男得恩，天恩，享恩，鸿恩，伟恩；女旭光，瑞光，恩光，爱光，淑光。
　　现代的人心，多变易迁，到了有名声，有地位，或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把结钻营，跳到不同的工作，或不工作。
　　赵中辉在这样的环境工作，默默的工作，工作了超过漫长的半个世纪。他夫妇的美满婚姻，维持了七十多年。现代人趋利忘义，随时換“事奉”冈位；随时換婚姻伴侶，就像換外衣一样，赵家不仅是今之古人，简直仿佛是神蹟。
　　他自从接受改革宗信仰后，一生就在改革宗范围工作。他只是改革宗翻译社的同工，卻不是全属教会宗派的体系的宣教士；一切生活费用，则全凭信心，靠圣徒奉献。这样奇特而恆久的关系，是因为神安排了三位異族知己，伟大的同工：魏司道，伯特讷，包义森。这三人，仿佛是神所预备“三股合成的绳子”（传道书4:12），不仅长期忠实维系改革宗翻译社事工，也把赵中辉全家，拉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爱尔兰宣教士康慕恩（James McCommon）牧师，为了造就维护纯正信仰的传道人，於1930年创办了营口圣经学院。首任院长是山东华北神学院第一屆毕业的韩凤冈牧师。因为他灵命丰富，各地不同教会的学生纷纷来校就读。1936年，赵入学的时候，同班的学生有三十二人，在当时，可算是很多了。
　　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康慕恩牧师继任院长。
　　赵中辉在营口圣经学院认识了魏司道（J.G.Vos）博士，在门下受教，立了良好的信仰根基。在其自传神恩浩大中写道：

魏司道牧师教我们最后一年〔1938年〕的系统神学…我神学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根据改革宗的立场乃是重生在先，相信在后。关於这些问题我们常在课堂或私人谈话中彼此辩论。魏牧师学问渊博，父亲又是有名的神学教授，以他神学的资历来教我们，可说是驾轻就熟，又加上他为人谦虛並有爱心，所以我在课后时常到他家中与他长谈，所谈的题目，多半是时代派与改革宗信仰之间的差異。谈话时魏牧师常引经据典，不厌其烦的为我解答各项疑问，我们师生之间，因而培养了很深的友谊。（页38）

　　1940年，因为英日关系转变，学院与满洲国文教省也有困难。康院长回英国。因为美日关系较好，魏司道牧师接任了院长。原在黑龙江省青冈县“北大荒”开荒佈道的赵中辉，应魏司道院长之召，到营口，作魏的中文祕书，协助他的工作，主要的是帮助整理讲义。魏介绍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著的基督教预定论给赵，他看后对真理有深入的认识，即写信给伯特纳，表示深愿翻译成中文。得其回信同意，並寄来所著圣经的默示，嘱他先译关乎圣经真理根基的启示论。从此二人开始了神交。赵将二书先后翻译为中文。
　　1941年春，学院复校才半年，文教部即下令结束。魏司道牧师於三月十五日，离开了他事奉了十多年的东北，返回美国坎萨斯州，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赵中辉牧师受托作解散后的负责人。那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夏，赵中辉牧师代表学院，把所管理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一位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收。
　　以后的时间，他在营口附近的大石桥长老教会，任副牧师工作，直至1945年八月世界大战终了。
　　1946年至1947年，他考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翻译工作。继在沈阳的中学並基督教青年会教英文。在这期间，断续的与魏司道和伯特纳连系，想去美国读神学院。但因为沒有大学毕业的入学资格，只有程度差的“信心神学院”接受他。
　　偌大的家庭怎么办？
　　正在他预备撇妻离雏单身赴美的时候，他到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去，副院长甘霖（Dr. Albert Greene）知道他的安排，直言责备他，说是长期与家庭分离，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並且说：“我们现在应该祷告，求神让你的家人来相聚。”曾在营口神学院教他腓立比书的焦维真教士也这样说。
　　适改革宗的安笃思牧师（Egbert Andrews）介绍，信义会总部有飞机去沈阳，接载他全家到上海。安顿下家小，他只身到苏北如皋的教会牧会。在那里，他工作了只约半年的时间。包义森牧师就找上了他。
　　包义森（Samuel E. Boyle）博士，在战前就来过中国，在广州传道，並与中山大学的韩家礼教授合作译梅钦（Gresham J. Machen）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为中文。因战爭被迫回国的时候，他也把译稿带在身边，视为珍宝；他並且时时以维护信仰的事为念，立心组合翻译神学著作为中文的文字宣道事工。
　　1947年，包义森再度东来，在华南地区传道。他曾见到伯特纳博士，介绍只有通信交契的赵中辉给他。包写信邀约赵中辉到广州同工。这样，进入赵家的生命里，给他们一家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们的交情，持续了半个世纪，达三代之久，很难想出有同样的史例。
　　包义森牧师，对赵家真是亲如家人。改革宗翻译社的成立，也是得力於包义森的筹维推动。
　　1949年三月十五日，包义森发出一封长信，介绍改革宗信仰的重要，並推介赵中辉和翻译社。
　　那年，改革主义信仰杂志，在广州发刊，並开始翻译改革宗信仰书籍。
　　同年十月，杂志更名为信仰与生活。包家和赵家，先后迁往香港的离岛长洲。
　　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赵家全部大小十多口，播迁多次，每次都是包殷勤招待安排，而且都亲自帮忙搬家。到上船的时候，他甩下衣服，动手搬运东西，仿佛是自己的兄弟。
　　这样爱心的行动，不必自我宣传，外人看了也有感受。从广州，到香港长洲。包牧师不仅动手，还要动口：因为赵家都不懂广东话，包卻精通；所以中国人之间讲话，洋人作翻译。在赵中辉著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见证，他自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

搬家那天，天下着小雨。包牧师把我们安置好以后就回家，告诉包师奶煮了一大锅饭，燉了一锅菜，他就连饭带菜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而我们两家相隔遙远，从此就可看出包牧师的爱心是何等大。包牧师来时，因为两手端着东西沒办法打伞就淋着雨来，腰间还插着一把斧头，来给我们钉蚊帐。他走后〔房东〕邓先生就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美国的同工包牧师。”
邓先生就说：“他以前来找房子时，说是为一个同工来香港住的。我从来沒见过一个外国人如此对待中国同工的，真是不得了，他太有爱心了。”（页125）

　　这样的友谊，外人也希奇，身受其惠的赵家大小，怎会不深刻在心上？
　　1950年七月，包义森先到了日本。同年十二月，包义森牧师靠主排除一切入境的困难，在他安排下，赵家迁往日本。
　　在日本，住在神戶市，与包义森和孔罗瑞教士（Miss Rose A. Huston）为邻，共同作教会工作，开荒佈道；並从事编译期刊，出版书籍，在香港印刷。孔教士曾在齐齐哈尔传道，对赵家很为关爱。在这段时间，他帮助附近的华人教会讲道，也在那里的改革宗神学院修课。
　　1954年，经按立为牧师。同年，进入关西大学修读英美文学。因为他始终着心去美国修读神学；而那时美国正规的神学院，必须具有大学毕业学位，才可申请入学。
　　1956年六月，获关西大学文学士。到匹茲堡约老会神学院进修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自神戶登轮启航。九月十二日，抵西雅图登岸。然后，乘火车南下，再由凤凰城搭火车而东，中途在欧马豪会晤向慕已久的伯特纳博士。
　　伯特纳住在郊外一座小山上，生活简朴，为人祥和谦卑。他毕业於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但未曾牧会，因他不善辞令，不能公开演讲，就在肯塔基州一所基督教大学教书，並一生从事写作。妻子早就辞世，所以独居在母亲遗给他的小房里，卻是欧美知名。他的书由一家基督教出版社代他出版，有时自己出资付印，售价较廉。他的书前面印有特別声明：

任何人都可从此书中採取资料，不必得到作者许可。因本人预备此书时，从各方面得到帮助，有的给予承诺，有的也沒有得到承诺。本书作者相信，在此所说的都是圣经真实的教训，所以本人的意图並非在限制用途，乃在推广。（神恩浩大，页160）

　　先从文字上的认识仰慕，而与伯特纳博士相交；到二人晤面，是在赵到美国，已经为十六年后的事。
　　1957年，由神学院安排，经中部，到西海岸，沿途见证翻译社工作。
　　主日，在芝加哥约老会讲道。讲道后，在门口与会众握手道別。

　　头一位与我握手谈话的是一个高大绅士型的美国人，他
　　头一句话就问我：“你家人都在匹茲堡吗？”
　　我说：“不，我家人都在日本，只有我一个人在此。”
　　接着，他又问：“你愿不愿意你全家都来美国呢？”
　　“当然愿意，但是现在困难重重。”
　　“你有什么困难吗？难道你的教会不替你申请吗？”
　　我说：“教会是能替我申请移民，问题在於旅费。”
　　然后他问：“你自己能预备多少呢？”
　　“我自己现在根本沒有什么预备。”
　　这时，后面排挤了很多要出来的会友。
　　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拦阻了许多人，等一下你与他
　　们握手后，请你到停车处，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说：“好啊！”
　　与会众寒喧后，我就去停车处找他。他继续跟我谈：
　　“要接你家人来美国需要多少钱？”
　　“有朋友替我估计，大概需要五千元美金才能把家人从
　　日本接来美国。”
　　他说：“我太太和我，在银行有一笔存款，我想我们能
　　给你这五千块美金，帮助你家人来美国。”
　　我听了这话，好像作梦一般，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就对
　　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么慷慨，真是出乎
　　我意料之外。”
　　他说：“你也不用谢我，假如我在回家的路途中被车撞
　　死，你这感谢也是徒然。我们只要感谢神就好了。你现
　　在住在牧师家吗？”
　　“是的。”
　　“那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到我住处谈一谈。”…
　　第二天，他果然九点就来了。而到此时我还不知道他姓
　　啥名谁。…（页164,165）

　　在车中交谈，知道他是奈迈尔（Frederick Nymyer）先生，是前芝加哥太阳报的经济版主编，现已退休，是六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家住在一幢很普通的红砖瓦房里。他吩咐祕书预备好了信托银行的信：“请拨款五千元给改革宗翻译社，用途是接赵中辉牧师全家来美国的路费使用。请翻译社不要做任何书面发表。”五千元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后，二人同到餐馆午餐。
　　事实的情形，赵中辉家人来美的想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包义森写信告诉他：前此，国会通过的“难民救济法案”，允许在三年內209,000人移民，但条件限制极严，一年半过去了，只约1,000人合格入境。在高级专业资格外，还要求旅费，就业和一年的生活保证，另有紧急预备金，以备必要时遣送离美。计算如下：

　　赵不是计较薪金的人，但一家人的旅费是少不得的，最低的生活费用也属实际需要；而凭信心工作的翻译社，所有极为有限，还不能筹措一半。因此，包义森信中说：作为朋友，在此情形下，如果赵另有他就，也能充分谅解。不过，在赵一方面，不仅別无工作，就算是有，他也不是因缺钱就离开的人。在这样困境中，神及时借奈迈尔及时供应，解決了一切困难。圣灵的能力感动，在人心中作工，就是这样。
　　1958年十月，一家十一口由日本到了美国，与赵牧重聚。

　　如果你推想，朋友相感，赵也有些好处，那不会错：他感念旧谊，始终忠诚於知己；但如果你把他想得太好，“好”到逢迎唯诺，出卖自己思想，那就错了。
　　赵中辉只有一件事不会作，就是不会看风使舵。他的笔下沒有写过违心的话，绝不为了讨人喜悅而背真理。
　　赵牧为人谦和浑厚，立身嶽嶽，绝不像时下一般小人，识不得几个字儿，就夸夸而言“学术”，好像是二千年前的文士复为苍生出；他绝不摆出一副神学家的面孔，而平易近人，不轻易谈甚神学，更很少搬弄什么原文。他在孩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精擅英文；卻除了翻译而外，总深藏不露。这多么值得尊敬，值得学习啊。
　　今天的“太监神学家”，“宗教买办”太多了。以致宗派的声音太大，而真理靜默，市上听不见真理的声音。他虽然一直与洋人同工，但绝不是卖身投靠。
　　1968年，信仰与生活季刊再迁回台湾发行。蒙神的恩典，这信心工作的刊物，已经度过了三十年。赵牧所翻译的书籍，约大小约六十冊。
　　1977年，美国宾州的日內瓦大学（Geneva College）颁赠赵中辉荣誉博士学位，表扬他的成就。
　　赵中辉继续工作不辍。到1996年，年满八十岁，才告退休。信仰与生活季刊发行到2000年，改由中国福音会出版，终告停刊。
　　神学家必然有著作；而且不是通俗著作，必须是学术性的作品。不仅自己编写，赵牧多年来辛劳译写的书籍，达五十种以上，包括：加尔文，巴文克，梅钦等神学名著，及其第一本中文神学名词辞典，至今仍然流传，仍然造就许多圣徒。
　　2005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宾州非拉铁非城的威敏斯德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颁赠荣誉神学博士予赵中辉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