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趣飘送 ✐2005-05-01


圣乐.音乐.文化(下)

于中旻

 

诗歌对文化的影响


纽屯(John Newton)

  诗歌到底有曲调与歌词,所以能夠表达明显的意义,或暗示的意义。
  好的诗歌,不仅是表达对神的敬拜,而且可以造就会众,並流行於社会,改造文化。因为教会到底是在世界,而不属於世界,是属灵的社会,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历年调查显示:教会中最喜爱的圣诗,是“奇異恩典”。我们在此需要说明,这首纽屯(John Newton, 1725-1807)的古老诗歌,流行到美国,经过改为通俗的调子,旧酒新瓶,才更普遍的被接受。

  教会诗歌,有许多是採用民歌的调子,也有取自名曲。但也有教会诗歌,影响文化,以至成为国歌的。
  最先制订国歌的,是大英帝国。英国所用的“天佑吾皇”(God Save the King),开始於十八世纪,作者不详,可能为Henry Carey,(c.1687-1743);经於1825年,定为国歌。其曲与词的优美,浩大磅礡,几难以相信是出於一个岛国。而且其曲调为几首圣诗所採用。独立后的美国,於1832年,波士顿的牧师司密慈(Samuel Francis Smith, 1808-1895),写了“美利坚”(America)颂诗,並且为国人所乐唱;这固然是由於其歌词所表达的敬虔情操,也表示一个好的曲调,成为宇宙性的资产。
  以后,国歌成为一个风尚,有国必有歌,也可能先有国歌而后有国。蛮荒穷壤,也不能不聊备一格。
  梵蒂冈教廷,虽然小得算国已经夠勉強,但其国歌特別冗长,也许其影响力还颇普及。
  最新的国歌,是成立不久的欧洲联盟,其国歌是取自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的曲调,就是教会也早採为圣诗曲调的“快乐颂”。而“奇異恩典”较早的调子,是採贝多芬的Emmanuel
  德国的国歌曲调,是海顿(Joseph F.Haydn, 1732-1809)於1797年所作,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配词。如果听来熟悉的话,是因纽屯(John Newton, 1725-1807)的圣诗“美哉锡安”(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也是同一曲调。
  法国的国歌“马赛曲”(La Marseillaise),是莱斯礼上尉(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於1792年革命时所作的。其雄壮昂扬,为许多国家所称讚並效法。
  日本的国歌(Kimigayo),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作品。虽然是日本歌词,但其曲调先是1869年由英国籍军乐队指挥建议,后受德国籍指挥的影响。日本的国魂,是樱花和武士道。轻薄的樱花,表明人生的短暂,是悲悽和勇壮的美,融合在一起,表现於诗歌。不过,在国歌中的大和魂,是西化的。战后,民主的日本主张和平,连国歌的意义,也另有一番解释了。
  希腊以“自由颂诗”(Elftheria: Hymn To The Freedom)为国歌,是一名年轻诗人所写。那古老的国家,国歌卻活泼勇壮,是因为在十九世纪,从鄂图曼帝国辖制下爭取自由,因而产生了不朽的作品。
  现代意大利是嘉理波迪(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毕生致力的功绩。其国歌“Il Canto Degli Italiani: The Song of Italians”是一首进行曲,精神的勇武,是自然的,也为许多国家所效法。
  埃及原是最古的基督教国家,现在虽然以回教徒佔多数,东正教会为人口的10%以上,有人更以为可能高达15%,或更多。埃及国歌韻律,並不表现浓厚的回教精神。后来,经伊拉克也用为国歌。如果泛亚拉伯联邦出现,不无成为集体国歌的可能。
  1814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华盛顿律师凯伊(Francis Scott Key, 1779-1843)目睹当时英国军队砲击亨利堡(Fort McHenry),在愤慨之下,写了“坚守亨利堡”的诗,成为表扬美国精神的“星条旗”国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当时的舆论认为血腥气味太重;也有人说“歌词无人能记得,曲谱无人能唱。”以致这歌很少用於群众齐唱,是很独特的事,当然減少群众教育的意义。
  蓓慈(Katherine Lee Bates, 1859-1929),教育家诗人,所写的爱国歌曲“美丽的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极为国人所欢迎,几乎成为国歌。
  中华民国建立,採用五色国旗,並章太炎的建议,国歌用中国最古老的“卿云歌”:

  卿云斓兮 纠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这不仅太短,也可算难懂之极。到国民党当政,改用其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又是一个难唱难懂的歌。曲调立意在庄严肃穆,但常流於沉闷无力。歌词方面,则不断有人反对“吾党”的党字;虽然有人解释为:“党”是群的意思,如“乡党”,但缺乏说服力。
  对日战爭期间,出了不少抗战歌曲,勇壮激扬,颇能振奋人民爱国意识。其中如聂耳名曲“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採用为国歌。唱是容易唱了,而且以半拍起的“起来!”非常精劲有力。只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着意危机意识,不会永远适合环境;不过,诗歌不能超越当时的背景,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合时宜。
  检看国歌集,发现国必有其歌,而且不少出自古典音乐,或教会圣诗;至少曲调都还过得去,不像一般歌曲的不雅。可喜的是,人都知道什么是韻律的美。不过,单从曲调来说,並不像古诗的表现其国风了。

  至於教会诗歌,自然仍以翻译为多,但国人创作的诗歌,已经渐出现於诗集中。
  西方常用的惜別歌“Auld Lang Syne”,见於不止一个配词的圣诗;受了电影传播的影响,也流行成为“魂断蓝桥”。在那时期,华人基督徒任光创作的“渔光曲”,也为传播界接受。可见水准高的作品,是能夠不受限制的发展。
  近年教会流行的短歌,有人称为“敬拜音乐”。可能的原因,是要裨救讲台失去信息的弊病。倒是黑人教会,他们长於歌唱,而且情感表达真切,“黑人灵歌”还不无可取。
  从好的一方面讲,以往教会诗歌中,以“我”字当头的为最多;在这些短歌里,情形改善了,普遍转向神一方面。只是因为短,或作者属灵肤浅与文学程度限制,缺乏教育意义,不能使人的心向上而深入,变成了唱者的自我发洩;於是一旦登台,就表演起来,教会诗班成为歌手养成所。观果知树,就可以显明这种歌唱的问题了。
  从圣经中的诗篇看,诗歌的意义,有歌颂讚美,祈祷,哀悼,训诲,预言等功能。自然词与曲都应该配合,才可以达到其目的,发挥所预期敬拜神,造就信徒的效果。
  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文化的主调是混乱,或可说是“自由”成为唯一的品德。音乐方面,则是无韻律。很难确定,是文化的解组,促成那种无韻律音乐,或是无韻律音乐,促成文化的解组;但英国女王冊封“披头四”为“爵士”,对两者都有帮助,表示权威同意他们的趋向。所得的还报,是女王的家庭,几乎百分之百的子女离婚。另一方面,代表道德权威的教会,则接受这种混乱,把无韻律音乐引入教会。
  现今教会,有一个基本的错误路线,就是消费文化思想,把敬拜商业化,投顾客之所好。他们的理由,这是群众所喜欢的音乐,而不问这是否是他们灵命所需要的,是否正确的。因之流行的歌曲,內容很少教导作用,曲调则追随社会歪风,常是庸俗而轻薄,甚且陷於颓废淫靡,或近於亵渎。这样,现代教会即使有好的音乐,也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黃钟废棄,瓦釜雷鸣”。难怪有人悲哀的说:教会是讲台变成戏台。就是邪乐代替圣诗的情形。
  今天的教会,需要属灵的教导,需要高尚的圣诗。不过,像前引呂氏春秋所说的,音乐是思想的流露,因为水流不能高於源头,作者既沒有对神的肃敬,爱慕,也就无以造就信徒,坚定,激励心灵。其结果,不能使非信徒基督化,反使信徒世俗化。这是教会应该考虑,甚至忧虑的。
  记得,有人说过:让我決定圣诗的教导,给別人去打理神学问题。可见诗歌在教导上的影响,绝不下於神学。除非你以为信仰无关紧要,就必须注意教会音乐。
  今天,教会有谁关心圣诗的方向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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