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柏传
牧师也有灵魂
新任的乡村教会牧师,去探访他的会友。
教会领袖中,有人先告诉他们的新牧师:
“牧师,在这教会里,有几名‘不满分子’,他们给每一位牧者不少麻烦。他们有点儿怪,喜欢批评;有的好久都不来礼拜了。他们对教会经济上的贡献微不足道,也沒有什么社会地位。你可以像前任牧师一样,不要去理他们就算了。”
这几名不参加教会聚会的人中,有个女子,名叫佩蒂.巴勒特(Pietronella Baltus),是磨坊主人的女儿,三十三岁了,仍然独身未嫁,稟性倔強。她跟几个同心的农民一起聚集,读读圣经,和几本宗教改革者所写的老旧书;有时,她宁愿单独敬拜,也不肯去参加教堂里的聚会。他们坚守起初的信仰,绝不妥协;认为那些心持两意,假冒为善的教牧,说些逢迎人的好话,卻不能使灵魂饱足。灵魂无法在缺乏真理餵养下活着。
邻近的人告诉她,牧师在附近探访,也许不久就会来到她家。佩蒂決绝的回答:“我与那人毫无相干!”
她的朋友说:“不过,佩蒂,不要忘记,我们的牧师也有一颗不灭的灵魂,他也往永恒里去!”
牧师来了。他觉得牧者有照管羊群的责任,不管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在见面的时候,佩蒂拒绝同牧师握手,因为她相信他们沒有相交;是牧师坚持,她才同他握手:不是因为他是牧师,是因为同为人类。
但是,经过朋友的劝解,佩蒂的敌意基本上有些消除了。她用相当长的时间,同牧师谈论今世与永生的问题。她说到自己有永生的把握;並且劝勉牧师,必须确定有永生的盼望,否则将要永远失丧。
牧师听的时间多,说的话少。分手的时候,他还要再来。
从不满分子得满足
那新牧师是凯柏(Abraham Kuyper, 1837-1920)。
凯柏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兰海边Maassluis牧师住宅中,父亲约翰凯柏(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里的牧师。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亚伯拉罕。他从小就爱海,对着浩瀚的海洋,充满了憧憬。他在加尔文派的熏陶下长大。
1849年,约翰牧师应荷兰南部礼敦(Leiden)教会约请,作他们的牧师,举家迁往那里。亚伯拉罕凯柏就入了礼敦大学。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还不到二十五岁,得了礼敦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学博士学位。
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约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结了婚。新婚夫妇都来自城市,去位於荷兰西南部的乡村卑斯得(Beesd),
牧养他第一个乡村小教会。
八月九日上午,凯柏正式就任牧师,是由他父亲约翰凯柏牧师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讲章,经文是约翰壹书第一章7节。
虽然是正统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讲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诚实,只能讲说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会众大部分也都满足现状,不注重灵里深入的追求,对於这位神学博士很满意。问题仍然是“不满分子”。
他们倒不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他们不满的,是牧师的正统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凯柏牧师觉得他们不是死气沉沉的会友。他们的圣经知识很丰富。他们注重属灵的事。他们的生活表现很有规律,而保持归正教会对世界的观点。他们不是谈论宗教,而是谦卑的见证圣经永恒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说明“心中盼望的缘由”。
凯柏同他们谈论,有时且是辩论。但他勤去探访他们,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师自然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他们拒绝了;並且坦白的说,前任牧师不传讲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这班简朴的农民知道真理?他们连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说圣经原文了。这感受仿佛是博学多识的亚波罗,握着亚居拉织帐棚粗糙的手,听他说是对基督更认识。凯柏真的惊奇。
他们指示真理给他:神创造万有,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祂的荣耀。祂的主权统管万有。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这是伟大的发现!大有学问的博士,竟作了卑微农民的学生。他不顾牧师的尊严,放棄了世界的虛骄,同他们谈论。他发现,从此以后,主日的讲坛自由释放得多了。
从那几个不满现状的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凯柏对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这转变时期的结果,是他经历了神“全然主权的恩典”。他沒有不满他们,沒有反对他们;反而谦卑的接近他们,想了解他们,从他们学习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后,他写道:
我沒有定意反对他们,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了所作的选择感谢神。他们不动搖的坚持,成了我心灵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寻得和好的福音。他们用简朴的话,告诉我灵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举那位行作万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为要成全祂的美意。
凯柏常去跟那位农村女子佩蒂谈话,更深的受她归正信仰的影响。凯柏的父亲本是正统的归正派信仰,但趋向中和,成为一位传冲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师。凯柏受教育的礼敦大学,是有名的自由派学府;但他自己对加尔文思想认识颇深。不过,还是那位约比他年长七岁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属灵的母亲。她帮助启导凯柏,把知识转化为宗教经验,和神学的信念。他们在基督里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离开世界。佩蒂一直关心凯柏的事工;凯柏也一直感激记念佩蒂。
在卑斯得乡村教会,四年的事奉,是凯柏最重要的准备时期。那几名归正信徒帮助他,从半正统,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进入光明,从游移浮荡而建立在坚实纯正的根基。在这根基上建造,发展,有超奇的成就。凯柏成为神学家,政治家,演说家,大学创立人,报刊主编,作家,教会改革家,领袖,组织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贡献。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贵为首相,而在他始终是谦卑奉献虔诚的基督徒。历史记载,他是在荷兰混乱危难中神兴起的领袖,也是加尔文以后最傑出的领袖。
1867年,凯柏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会的约请,担任他们的牧师。
十一月三日,凯柏向他所爱的卑斯得教会作告別讲道。他选用的经题,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2节,主祷文中的第五项请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
“我现在感觉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还未全心悔改归向福音的时候,就胆敢到你们中间担任牧职;因此,使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动搖的困扰...现在请你们中间爱我的人,与我一同跪下,同我祷告,也为我祷告,求主赦免我的债。”
凯柏离开了那安靜的乡村,可爱的会众,去省会悟垂克。他不是为了高薪厚俸,不是羡慕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而是去爭战,为了神的荣耀。凯柏已经准备好了。
征文的神蹟
礼敦大学的达扶立教授(Prof. Matthias De Vries),兴奋的告诉凯柏,一项有奖征文比赛的消息;他並且坚定的对他的学生说,那是天造地设为了凯柏预备的,极力鼓励他参加。凯柏本就长於文学,既然教授对他信任,殷切的期望,他決定尽力以赴的一试。
教授不能制造天才,但可以引导他们的方向。达扶立就是这样一位关心学生的教授。他是卓越的荷兰语文学者;他锐敏的觉察出凯柏是一名卓越的学生,这样,很快他们就成为亲密的知己,建立了特出的一生友谊。
发起征文的,是歌乐宁根大学(Groningen University),题目是:对宗教改革者加尔文和拉司基处理当时教会问题方法的比较与评价。
凯柏积极的蒐集资料。他很快的找到了加尔文的著作,放在房內的书桌上。但是,拉司基(Johannes A Lasco, aka. Jan Laski, 1499-1560)是个问题。其人是谁?其思想如何?
其人何人
首先,凯柏到礼敦大学图书馆。那里竟然找不到任何拉司基的著作。国內另外二所大学及神学院图书馆,也是如此。所能找到有关拉司基的资料,简略提到那位波兰的宗教改革者,所列他的著作有十六种;以后找到的资料,列有二十四种;但拉司基的作品,卻连一冊也沒有!凯柏遍查法国,德国,英国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所列只有三四本。看来拉司基的作品,在三百多年的历史灰尘中消失了。
凯柏可以想像得到,所有想参加征文比赛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恐怕连出这题目的教授,情形也不能夠好到哪里去。但只根据有限零星的资料,摭拾別人的评引,而沒有看到拉司基本人的原始作品,了解他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作合理的评价。衡情度理,最合逻辑的決定,该是放棄参赛的打算。
凯柏去见达扶立,把放棄努力的想法告诉他。那位热心的好朋友劝凯柏,不要急於作放棄的決定,还得试作最后努力:“凯柏,事情还沒有那么绝望。我们这个好国家,有许多私人图书收藏。
我父亲是哈伦(Haarlem)教会的牧师,有不少教会历史书籍,我建议你去找他;即使他沒有拉司基的著作,也可以指引你哪里去找。”凯柏见达扶立的诚意,就动身北上,到了约二十哩外的哈伦牧师住宅。
白发的老牧师,很亲切的接待他。知道了凯柏的来意后,老牧师说:“凯柏,这是很好的一项工作。我很愿意帮你忙。我想,我沒有拉司基的著作。
我有一本门诺(Menno Simons)的小冊子,讲到拉司基。至於他本人的著作,不,我想我一无所有。不过,我不妨找找看。那要费些时间,这样吧,你一个礼拜后再来一趟。”凯柏早就料到会有如此结果。他並不感到失望;因为本来就沒抱着希望。
不过,凯柏还是再次搭北上的火车,如约去了哈伦,只当是到林野作一个下午的消遣,调剂调剂枯燥的研读生活。
老牧师慈祥的欢迎他,进到屋里。然后,指着桌面上的一大堆书,以平淡的语调说:“看,凯柏!这是我所找到的。”说来好像是世界上最寻常的事。在那里的大书小冊,几乎是拉司基全集。
这牧师书房出现的神蹟,对於凯柏,好像是飢饿疲乏的旅人,在小店的点心盘里,发现吗哪。在所知的罕有图书目录里找不到的书,在各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似乎是绝版了,竟在这老牧师书房里出现!谁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峰回路转
把全欧洲收藏最丰富的拉司基著作带回家里,凯柏望着那神赐的奇蹟,心中充满了感恩。这使他深信,神的手引导着他的道路。
在自由派的礼敦大学,凯柏以最优等Summa Cum Laude毕业;在灵性上卻陷入最低潮。进了神学院的这两年来,凯柏久已不祷告了。他的心注重在学术;自由派的教授们,把诱人的酵注入他的思想里,使他把以往接受的正统信仰,丟在遗忘的角落里,以为是见不得人的过时旧衣。
在神学院里失去了神;在老牧师的书里,又找到了神。
凯柏欢欣,有了信心,几乎觉得有使命完成这项目标。在以后的八个月里,奉献为了论文比赛而研读,成了他主要的工作。结果,他用拉丁文写的论文,赢得了金质奖章。主持的穆陵教授(Prof. Muurling),给予这位神学生和他的论文,无限的讚美。
1862年,凯柏征得歌乐宁根大学同意,把这篇论文修订增益,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1866年,在卑斯得教会,凯柏编订出版了拉司基全集,並且写了一百二十一页的“绪言”。
这猎书的经验,给凯柏极深的印象,成为他灵命转机的第一步。十二年之后,他写道:
寻得拉司基宝藏,是我参加论文比赛的关键。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介绍我去那里,但他自己对那藏书一无所知。
在一週之前,连那宝贝的物主,也只依稀记得拉司基的名字,卻不能确定有沒有那波兰宗教改革家的著作。如果人想要真知道神蹟的意义,必须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番艰苦掙扎,才会惊奇的发现。现在我这样说,仍有无限深的感恩敬拜感觉。那时,我的心受到強烈的感动,恢复了疏忽已久的祈祷感恩。我不能否认,那绝非老妇的故事,妄言“神的指头”。
这难以置信的经验,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了持久的印痕。我每逢回忆这可记念的事蹟,想到神寻找拯救我的大爱,我的思绪常是回到神如何赐给我拉司基的著作。
加尔文和拉司基,两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都是过世已久了,为什么歌乐宁根那样的学府,会忽然对他们垂以青睐?
原来歌乐宁根大学,虽然早已趋向自由派,卻以福音信仰自命。当时的荷兰,像在美国一样,流行反加尔文情绪,以为他太过严峻和狭窄。而出身波兰世家的拉司基,曾在流落英国的欧洲大陆宗教难民教会中工作,虽被反对的人称为“波兰之熊”,比较起来算是中庸能宽容。凯柏当然不会存心趋附,迎合时好,口笔与心相违背,在学术上是不诚实的;但以那二十三岁的青年当时的教育背景,不免受影响而有诚实的成见,也自然会持有类同的看法。
就这篇论文而论,在信仰和学术的观点上,都不免有些缺陷。但这研究的过程,对他有极大的益处。首先,使他在早年就对这二位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和功业,有深入彻底的认识。其次,这得书的神蹟,使他转向谦卑感恩的属灵心态;以后,随着灵命的进深,对宗教改革也有多向度而深入的了解。同时,引起他透视並关注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不仅是历史的兴趣,也使他想到此时此地的荷兰教会。神需要在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社会的各层面,都有完全的主权,彰显祂的荣耀。谁想得到,这神蹟不但奇妙的影响了凯柏的一生,也影响荷兰全国,以至世界的神学界。
小挫的大益
获奖的欢欣过后,精神松弛下来,反映出凯柏精力损耗的严重程度。他完全崩溃了。他可能手拿着一本书,整个小时的坐在那里,连书名都读不进脑子里。他试着回复童年对船的憧憬,买了工具和材料,建造了一艘模型的船。那具体而微的小船,连细节都甚完备,卻不能载他驶回童年的宁靜。未婚妻很体贴他,为了逗他的趣,把她自己的名字“约安娜”繡了一面小旗,悬在船桅上。
医生建议他易地休养,以恢复健康。凯柏去到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科泊(Caub),他未婚妻有几个朋友住在那里。在那新环境六个星期,他的健康恢复了很多。
这场病,前后约有十个月的时间。在恢复期间,凯柏读到一本宗教小说The Heir of Redclyffe,是当时的英国小说作家容琪(Charlotte M Yonge)写的,一时曾脍炙人口,助长了牛津运动精神的发展。
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个性格相反的人物:腓利是世界成功的典型,聪颖,刚健,自信,善於谈吐周旋,在任何环境,都可说是适者生存;另一个是顾依,溫和,仁爱,似乎是柔弱的人,关怀別人,而有信仰。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腓利愿意处处佔先,控制;顾依卻是谦退,忍让。凯柏作为一个读者,完全与腓利认同。但到结束的时候,情形改变了。顾依在濒死时,现出溫柔才是有约制的勇敢,死亡是得胜和永生。书中也表示,教会有母性的爱,照顾她所有儿女的腳步。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凯柏获神学博士(Th.D.)学位。他准备进入教会事奉。
旷野的呼声:教会改革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最大的港口都市,原来名字的旧拼法是Amstrelredam,被称为“平安之母”(Mater Salem)。远自宗教改革时期,就有更正教信徒,因为受罗马教迫害,从欧洲各地来这里避难。因此,这城市传统上是更正教信仰,教会是国际化的,而且有影响力。到今天,更正教信徒,还记念这个城市,而且爱这个城市;有些教会机构的大规模国际性会议,常在那里举行。
1870年,有教牧出缺。教区的选任委员会受命遴选;他们选任了凯柏博士(Dr. Abraham Kuyper)。
八月七日就任后,凯柏於八月十日,在阿姆斯特丹大座堂中,作第一次讲道,题目是“生根建造:教会是机体,也是建构”。经文为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根”,说明教会是有机体,自然的合一与和谐,要向下扎根,才会生长;“有基”,说明教会是建构,要在信仰上立基础,並且按照神的规制建造,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不止是基督徒,而且是归正的基督徒,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
凯柏个人与神有深密的交通,有坚定的信念,坚信圣经启示的真理,对圣经应用有整全的认识;因此,他传讲的信息,能夠深入听众的心思,触动他们的情感,而影响他们的意志。他信息的中心,是教会的改革;他的话语带着生命力,注重实践在生活上;他言词中肯,而有深湛的灵智。
他不倦不息的推动教会的洁凈,由沉睡麻木而恢复生机,並且重新建造。他的目标和范围,不仅限於阿姆斯特丹一地一区,而是全国教会的改革。
信仰之爭
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总人口为二十六万五千,其中荷兰教会会友约十四万名,包括男女和孩童,分属大小十四所教堂,其中一所是大座堂。教区议员成员一百三十六名,二十八名为教牧,其余是长老和执事。
在1867年时,教区议会大多数是由自由派(新派)人士控制;但选任委员会情形不同,组成分子都是保守派正统信仰。当然,遇有因辞职,退休,黜免,死亡,或因失障等原因离职造成空缺时,委员会只选任正统信仰的归正分子充任。教区的二十八名教牧中,多属自由派;他们虽然不是永任,但教区选任委员会无权革除他们,只能调任。其他长执则是常任成员。此后,自由派的长执离去了,正统信仰的成为多数。所以,在1870年的时候,他们能夠聘任凯柏博士任牧职。
1872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十七名长老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参加凡自由派教牧主持的聚会或礼仪;特別拒绝接受自由派教牧主持的圣餐及圣礼。他们说,这不是造反,而是基於深深的宗教信念:我们是为了信仰。
这次信仰之战的导因,是在於对基督身体复活的意见。早在1869年,阿姆斯特丹区会正式宣布:在一切讲道中,不准否认或批评圣经中的神蹟。但在1871年时,有个胡根祸玆牧师(Rev. P.H. Hugenholtz),在复活节讲道,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一位长老致函阿姆斯特丹区会,请求依法革除那牧师;区会依情转呈上级大会。大会卻认为关於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教会法规並无明确的表明。这样,等於任凭他们讲论,並不採取任何纪律行动。因此,引起那十七长老宣言。並不是他们心地狭隘,不能容忍異见,而是要卫护教会的纯正,保守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
在自由派(新派)方面,也不肯就此罢休。他们鼓动了一千余名男会友,並二百四十五名女会友,签名表示抗议,显然声势壮大;於四月十七日,把文件送交区会,文中称那十七位长老是“譁变”。
区议会随即於四月十八日召开特別会议,检阅双方文件,推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答覆,提交区会讨论;委员会则委任凯柏为主稿人。凯柏义不容辞,接受了。
九月二十七日,区会特別会议接纳了委员会的文稿,並通过印发给全体会友。这样作的目的,是让信徒了解整个的事实经过,並让区会內外都知道,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信仰立场。结果是出了一本长达一百四十一页的小冊子,录有双方全部来往文件及全部签名,並对他们的抗议,逐一分析答覆。凯柏笔下的文字,是客观的,心平气和,析理分明;用字遣词,完全溫和有礼,无懈可击,卻是毫不留情的把自由派的抗议驳得荡然无遗。对於这样的文件,连自由派的人也佩服无已;虽然他们对於文件的內容忿恨不满,但只能悻悻於心,而哑口无言。
战爭的序幕,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只是表面的平息。荷兰教会內信仰的两股潮流,仍然存在,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一家自相分爭”的情形,仍然持续下去。
荷兰教会的信仰之爭,到现在已显然可见:不是一地一事之爭,而是仇敌撒但魔鬼有系统的诡计。新派的人,侵入了神学院的讲席,佔领了学府,然后,他们的党徒,佔踞了国家教会的高位。
从新约教会开始以来,在施行洗礼仪式时,施洗者宣告:“我为你施洗归於父,子,圣灵的名。”但在1870年,国教总会受到了新神学派的压力,准许施洗者说:“归於信,望,爱”,或说他们认为适当的语句。这标识着重大的改变。因为奉“父,子,圣灵的名”,是表明承认三一神的位格,也就是神的主权;但他们竟改为一项抽象的观念。換句话说,失去了信仰的主体。
这项措施,刺激了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有的且甚为激忿,认为是敌基督的手段;但一阵狂烈的反应过去了,依然沒有什么显著的效果。反应止此而已!而且总是等事情发生了才有所反应,终究不是办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