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光辜鸿铭
十九世纪末，大清帝国到了蹇剝的谷底，不得不承认应师夷之长。辜鸿铭卻是无愧为洋人师。林语堂大师说：“英文文学超群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傑。”也许，现在有人不知林语堂。林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学人里，最精通英文的人。
印度圣雄甘地称辜鸿铭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苏格兰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是当世学术领袖。曾有人告诉卡莱尔夫人说：美国最著名的文哲学巨匠爱默生，也撷取先生的思想和言论。夫人只淡然的说：“谁不！”老人家对人甚少许可，唯独对辜鸿铭特加赏识，叹为奇才。
二十世纪初，在洋人中间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典语文；英，法，德等欧洲现代语文；又因为生在槟城，自幼时就懂得马来语。据说，他获有十三个博士学位。他将儒家经典的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高雅的英文和德文，至今无有超越者。对於东西文化交流，有卓越的贡献。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号汤生，取Thomson同音，又自称慵人。祖父由福建兴化渡海到英国海峡殖民地谋生，渐有积蓄。父亲紫云，为英人橡胶园的总管。能操闽南语之外，兼通英语和马来语；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能讲英语和葡语。因此，他是在多语言，多文化的家庭长大。沒有子女的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这近在身边长大的聪慧孩子，认养他为义子。
布朗先生不是盲目的狭隘种族主义者，有其独立的正义感，对他的中国养子说：“你的祖国已经成为刀俎上的肉，侵略者正在挥起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重任，並进而教化欧美。”
在1867年，退休返国的时候，布朗夫妇带上当时年仅十岁的中国孩子辜鸿铭，到当世最強大的西方帝国。在将要离开他生长的国土之前，生父紫云领他在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並告诫他：“将来不论你踏上哪块土地，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布朗亲自指导他读书。所用的是从中国带去的朴拙方法，研读西方的伟大作品—先从经典文学入手，学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不先求解，先死记硬背。聪颖的孩子，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並以优異的成绩，进入爱丁堡大学。年二十二岁的辜鸿铭，获文学硕士后，又渡海赴欧洲大陆的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文学，哲学；二十四岁时，获在德国特予尊敬的哲学博士。及至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已经很有名；约四十年之后，林语堂也到了莱比锡，辜鸿铭的著作，已是经学校指定必读的书了。这具有超人才华的中国少年，以十四年的时间留学欧洲，竟然不仅是精深的西方文化学者，且更能夠融会贯通。
马建忠
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译为英文和德文刊载印行，並翻译了大学。他的译作是创新性的，采取不违愿意的对等方式，古老的东方哲理，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等西方启发性的妙语，而运用自如。这是因为他的才气，和对中西文学的造诣之高，无人能及。在他作品出现之前，中国的经典从沒有良好的译本；在他之后，也沒有超越或接近的善译。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之后，把我们中国作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时候，他还敢於如此称洋人为“四夷之邦”，特別是在教授英文的环境，多人把他当成笑料的制作者，卻不能体谅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思考，和他对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担当。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強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9年，他所著英文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后，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些大学哲学系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妙药；同时，其对於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对正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引起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评估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夠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他独到的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其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现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卻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沒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卻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溫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国人溫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这些话，是深有心灵智慧的话，浅薄的人无法听得懂。现实的情形是中国人不爭气，受洋人的压迫，老百姓无可奈何。辜鸿铭只能以狂放的表态，作个人自讽的抗议，是带着眼淚，悲叹，甚或是泣血的表演，有时显示強烈的自尊。他不惜用执着偏激，来表达对於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对於失卻国魂者的鄙视。他喜欢东方淑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也蓄有日本侍妾；他当然是读过镜花缘的人，並非因爱小腳而爱小腳，更根本无法以缠足为美，为残害女同胞辩护；只是爱发怪论，以言辩为胜理。他为华人文化的多妻辩，取“一把茶壶配多只茶杯”为喻。但他沒有像孙中山及其党徒那样，口宣西方文化，什么男女平权，卻口是心非，暗蓄情妇，或明棄糟糠，或弄些革命夫人。
也许受英国政治理想的影响，他並不主张废除皇权。他有个理论：人类的腿骨能夠向后自然弯曲，就是天生为了跪拜用的。不过，也绝不放棄言论自由，至於口无遮拦。慈禧皇太后寿诞，不卹耗费国帑，借取急需的海军军费，大搞其无度的眼前欢。辜当众出口称贺云：“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在北京大学任教，顶着辫子上课堂。学生们初见哄堂。辜鸿铭卻很平靜的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卻有无形的辫子。”面对狂傲的老师，学生默然。
古德诺
1920年代，洋务运动风生水起。胡博士搬来了恩师杜威（John Dewey）讲学，胡适翻译，大受欢迎。杜威在亚洲学报撰文，讥讽中国人在大搞“室內运动”，喊口号而乏实践。继之而来的，是英哲罗素（Bertrand Russell），由数学家而成为实证主义者，並不认为中国文化尽是糟粕，应该完全棄旧从新。话是忠言，在当时，不夠时髦激进。辜鸿铭似在潮流浮沉之上。
辜鸿铭有次在北大讲哲学，胡适也在座。辜忽然逸出题外说：“讲到西方古代哲学，必须得懂希腊文；近代哲学，得通晓德文，因为德国称为“空中王国。”转身指着胡博士说：“适之，你二者都不通晓，只能讲二流子的美国英文，就谈哲学，未免是骗小孩子吧！”
伊拉斯谟
辜鸿铭学贯中西，但无法改自以为“奉天承运”的中国文化捍卫者。当时严复翻译成中文的天演论，甚为风行；但辜对之殊无好感。那倒全不是出於瑜亮情结，而是看出其论不能立，还将贻患读者。
据说，西方宣教士中，曾有过“中国通”，走进上海弄堂的死巷，因为看不懂汉字牌子“此路不通”。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预见西方人迷於物质文明，像浮士德将失去灵魂，惟赖神的恩典得救。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风向变了。且不说东风西渐，西方或东方人，似乎都应该重新认真思想辜鸿铭，或能有些帮助。
互联网资料
1895至1905年，辜鸿铭任张文襄幕府二十年。
1890年，张之洞筹建汉阳枪炮厂与武昌织布局。创设枪炮厂的一切计划和布置均由辜鸿铭代为安排。辜鸿铭向张之洞推荐了昔日莱比锡大学的同学，时任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工厂监督威廉福克斯。威廉与辜鸿铭交谊很深，接到张之洞的邀请后即启程来华，担任了汉阳枪炮厂总办。这个后来易名为“汉阳兵工厂”的汉阳枪炮厂，拥有齐全的设备，规模宏大，出品精良，管理严密，被誉为“中国克虏伯”。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办。
1908年宣统即位，辜担任外务部侍郎。
1910年，他辞去外务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辞去公职。
1915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1924至1927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其间曾赴台湾讲学。
1928年四月三十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轶闻趣事
1891年，俄罗斯帝国的皇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子到中国旅遊。皇储年轻气盛，他的侍从十人都是皇室贵族，其中有內戚希腊世子。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会俄罗斯皇储，辜鸿铭陪同前往。当皇储向张之洞问及两位随员的官职时，辜鸿铭用流利的法语回答，使对方不胜惊讶。两天后，张之洞在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谈，告诉他晚上还另有宴会，应节制饮食。辜鸿铭听了暗笑，也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不妨多吃一点。”皇储听闻，脸上的傲气顿时消失。饭后，希腊世子看到张之洞闻鼻煙，不懂为何物，就低声用希腊语问皇储。辜鸿铭听了，便和张之洞耳语了几句，拿过他手中的鼻煙壶递给希腊世子观看。皇储和世子见到辜鸿铭精通法，俄，希腊数国语言，既是佩服又是惊讶。临別时，皇储将随身攜带的一只镶钻石金表送给了辜鸿铭。后来皇储到了上海，逢人便说：“在汉上见张总督，有辜先生精通各国语言至博，各国无此異才也。”
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內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当时，中国人讲演，历来沒有售票的先例，但辜鸿铭卻要售票，而且票价为两元，甚至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块两毛钱。）而会场卻坐满了，足见外国人对辜鸿铭的重视。
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遊历北京时特別要拜访辜鸿铭。当时接待他的东道主表示会代为安排，送了一张便条给辜鸿铭，请他前来。岂知几天过去，辜鸿铭根本不加理会。毛姆估计是这样的约见有欠礼数，於是亲自写了一封极为恭敬的信表示求见，两个小时后，即收到辜鸿铭的回覆，约他次日到府上见面。辜鸿铭与毛姆见面便说：“你们国家的人只是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以为每个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一番话说的毛姆颇为尴尬。
辜鸿铭还毫不客气对毛姆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沒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奧，那么精细吗？…”字字句句透出其凜然的民族气节，掷地有声。
辜鸿铭一生不懈地向西方传播中华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学西渐史上的先驱人物，是东方文化的捍卫者。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著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辜鸿铭逝世第二天，著名文学评论家吳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別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