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学的持久力
沒有一线阳光是虛费的…它能喚醒新绿，需要时间去茁发，而且播种者不一定能看到收割。一切有价值的事工要凭信心去作。
—史伟慈（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不多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向当时的苏联总统个哥伯契夫（Mikhail Gorbachev）挑战，问他敢不敢拆除东西柏林之间的牆。照当时的情形来看，那需要以色列人进迦南时，耶利哥城倒塌的奇蹟重现。但沒有人能预料，沒有情报机关的预报，哥伯契夫竟能毅然夠推行“重建”和“开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的政策，不仅有象征性的柏林牆倒下了，连苏联也从地图上消失！
列根和哥伯契夫
柏林围牆倒下
列宁（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应许的地上天国，变成了地狱恶梦。正像犹大人被掳七十年后，神照着借先知耶利米所应许的，奇妙的兴起了古列王。主若愿意，其他被掳受迫害的教会或人民，在七十年满后，也将要得释放，自由，再被建立。
不过，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並不能解決人类所有的问题。显然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事实上，从1970年起，苏联知识分子中间，就有灵性的复兴。他们对物质国度的幻想破灭了，转而趋向超自然的信仰，以至今天的俄国，及独立邦联，人民普遍的渴慕属灵的事。
在无神主义思想和暴政下，被掳七十多年的苏联人民，为什么忽然有宗教复兴？一位流亡英国的知识分子说，是因为当局沒有禁绝托尔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二人，不仅是俄国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坛上的傑出人物。他们对於基督教，有深诚的信仰，他们的小说里，流露出对基督教信仰实践的诠释，适合於现代人的需要。
托尔斯泰的遗泽
托尔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8-Nov. 20, 1910）和杜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那时，法国革命带来反传统制度的无神思想，影响到俄国的虛无主义（Nihilism）。在那个黑暗混沌的时代，竟出现了这两颗辉煌的巨星。
托尔斯泰 Count Leo Tolstoi
托尔斯泰伯爵出身贵族，拥有广大的田产，过着舒适的生活，甚受人尊敬。但他从早年就感觉內心的不满足，向往属灵生活。他期求绝对的道德生活，和永远的福乐。但他注视自己的內心，环察周围的社会，是充满了可厌的丑恶。
在他的巨著战爭与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里，他借书中人物，说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着只是众恶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不夠的。我以往是这样行—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是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现在，我才体验到人生的喜乐在此。
战爭与和平以1805至1814年，拿破崙侵俄前后的时代为背景，但不仅是一部战爭历史小说。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出版后（1863-69）为他带来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尔斯泰的两个孩子早逝，这使他更转向研读圣经。到1879年，是他灵命的转变。本来他就关心佃农，为他们的子女兴办学校，自己制订课程；现在，他更感到拥有鉅大的财富，是可恥的罪恶，甚至想要自杀。
Henry George
1880年，托尔斯泰決定从事体力劳动维生，並且帮助贫苦农民耕作；后来学了制鞋的手艺。此后，他的著作多是有关宗教，道德，社会问题。其中一项，是经济改革。托尔斯泰和孙中山一样，受了美国理想家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响，认为征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财富分配的方法。虽然，这种观点，沒有任何经济学家认真以为可行，但广有田产财富的托尔斯泰认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与別人不同的地方。谁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笃诚呢？
晚年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心愿，越来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想把全部财产都分给贫穷的人，但是妻子和长子不跟他同心，这使他的意愿不能达到。现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离开家，找一个僻靜的修道院，去过贫穷的生活，与神亲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尔斯泰出走的计画，只有他的小女儿预先知道。在她协助下，他与一名医生，走向一个小火车站。岁晚风寒，八十二岁的老人，在那里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几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现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样的感人。但他笔下的作品，流露出爱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慈善医院的医生。当少年时，杜思托耶夫斯基进入陆军工程学院受训；但他的性向喜欢文学。他十八岁那年，父亲被自己的一名佃农杀害。二十三岁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离开军中生活，专心从事写作。次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就他实际所见的，描述贫苦人生，甚为成功。
杜思托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1849年，二十八岁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为参加一个当局认为反动性的“读书会”，被逮捕绑赴刑场。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绑在刑柱上即将枪決时，下令赦他一死。接着，遣往西伯利亚监狱中服刑四年。出狱后，他在那里的军中又住了五年，从事写作。这段生活，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1866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确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前驱地位，也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不过，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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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派克（J.I. Packer）称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对於堕落人性的刻画，只有希腊悲剧作家哀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可与比拟；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及约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差堪相近。即使从来沒有读过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也会知道书中的名言：“如果沒有神，什么事都可以作得出来。”俄国哲学家索忍尼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在许多年后，活过了革命的苏联，他说：“这毀灭性的革命，残害了六千万的国人，只证明因为不要神，带来了这災难。”
 莎士比亚 |
 但丁 |
 约翰本仁 |
 索忍尼真 |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称讚说：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间的地狱王国，达到各各他。他有极敏锐的眼光，预见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他並宣告，不是靠什么社会主义及革命，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启迪教化，才会带来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实现。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总离不开圣经，离不开神。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他把新约圣经读了许多遍，对於基督深信倾服。在那里，他与各形各色的罪犯为伍，也使他识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说：“如果有任何人给我证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我宁愿保持跟基督在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为人，可能不尽无可议之处，但他心中总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导着他，给他盼望；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说是傑作的代表：
一个不成材而可憎厌的父亲，从前后两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一个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亲爭吵；一个是绝顶聪明，迷信科学的无神论者，或说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认神存在的唯物主义者，他虽然沒有直接杀死父亲，但卻影响了仆人（他父亲的私生子），酿成了弒父惨剧；另一个儿子是爱与和平的象征，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进入了修道院。爱，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个家里，在同一个国家，也在同一个人的里面。这反映他那个时代，岂不也反映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
其中有一个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爱的长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里，开始发出腐臭味。在深夜，一个新进的修道士在旁边一个角落祷告，听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诵约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他仿佛身临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里。…对他说：“我也是受邀请的，你也快来参加婚筵！”年轻人看到了基督惧怕起来，老修道士对他说：
“不要怕祂！祂伟大可畏，庄严可敬，但祂也是无限慈爱。祂因为爱，自己成为跟我们一样，也与我们同乐。他不愿人的欢乐短缺，把水变成酒。祂希望有新的客人来，一直不停的招呼人来。…看，有人拿新酒来了。你看他们拿器皿来。…”
他醒来，心中无限欢乐。（Bk.vii, ch.4）
有这样伟大的作品，那个国家的灵魂不会死亡的。
这使我想起，在许多年前，一个朋友说起，俄国茫茫无垠的广大雪原，产生圣洁可爱的文学，热情的基督徒。当然，这一切是由圣经来的。
在十几年前，这个国家还有人想毀灭敌对的苏联，只要沒有辐射使“作法者自毙”，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们当时的牧师，讲过一篇“和平之子有福了”的主日信息。他说：“你知不知道，在苏联，今天与我们敬拜同一位神的主內肢体，比全欧洲的信徒加起来还多？”
现在，前苏联的人口，有一亿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热情的复兴，正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经解冻，不止是新绿遍野，而且正等待丰收。我们都承认是圣灵伟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认，圣灵借着伟大的文学在工作。
文艺与真理
我们对基督教文学，应该有怎样的看法？
有的人反对基督教文学，特別是小说：“小说是艺术化的谎言，我们的工作是传真理。”小说不是事实；他要历史的事实。
有人说：“历史是谎言，小说才是真理。”因为历史是得胜的人写的，得胜的人会转換，所以历史书也跟着变。看看苏俄的历史，几十年来转变了多少？
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生得早，还少见过改写历史的事；在“On Poetics”中，论比诗（包括戏剧）与史。他认为诗剧比历史更重要；因为历史是讲个別的人，诗剧是讲人性；历史是记已发生的事，诗剧是说将要发生的事，说这种人可能作出这种事，有这种结局，所以有哲学性。換句话说，诗剧和以后发展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只是人性加上了个別的名字为代表。因此，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Macbeth），並不在重述考证苏格兰历史，而是要显明人的野心，阴险，黑暗，罪恶和罪的恶果。所以是属於每个时代的作品。对於历史上的“真实”麦克伯，跟许多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所知有限，也永远不能详知其真相；可是我们知道自己心中有麦克伯，必须除去，要效法苏格拉底热爱真理，或进而求圣灵大能动工，使我们除去旧人恶性，成为基督的形像。这样，谁能说小说不是真理？谁能不承认基督教文学的重要，和其功能的伟大呢？
华人教会的省思
从俄国基督教文学的丰收，想到华人基督教会对文字事工的态度。华文到底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如果要福音广传，不能不用文字。但华人教会对文字事工，有一个久积的心结。
中国文人向来自视甚高，对外来文化持低视，以至敌视的态度。基督教传入中国，虽然也有知识分子，以至朝廷官员相信，有的则同情，但他们注重的，多是实用的学科，很少注意到信仰及文学，更忽视通俗文学的戏剧小说。初时的大部分信徒，是低层群众，缺乏知识，受他们的鄙视。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尤为盲目的反基督教；此种思想，流行在文学作品里面，一直到现在。
华人教会的反应如何？说来真出人意外，不是竞爭求进，反而有意的忽视，认为不关重要。这似乎是传统的态度：我沒有的就是不好的，我不懂的必然是错的。有的人甚至用上“属灵”借口，以求掩饰，说耶稣就沒有提倡文字宣道，沒有写过书；有的说读文学作品是不属灵，或灵命程度低的表现！结果是坐视基督徒子弟，被世俗思想同化；而许多不信的人，沉溺在无神与追逐物质享乐的邪恶潮流里。他们不仅反对福音，流失在救恩之外，更是道德低落，使社会成为乌煙瘴气！教会疏忽耕作园地，野草蔓生，还能算意外吗？
今天我们要广传福音，必须注意基督教文学。看看大众传播內容低落，市面上出版物的品质败坏，其危害道德，是显然的。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基督徒子弟的问题，是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教会使文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教会非基督化。忽视並不能解決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大，形势更恶化。
求圣灵感动教会，注意文字事工。求主兴起文宣士，不但写宣道护教弘扬福音的文字，也写出伟大的基督教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