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先知靜默了—苏忍尼真
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
苏忍尼真（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逝世了。他被称为“苏联的良心”，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父亲原是哥萨克骑兵军官，在意外中丧生。他是遗腹子，沒见过父亲的面；他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沒有再嫁，抚育孩子们长大，鼓励他们努力向学，並保守俄国东正教信仰。知道分辨是非，善恶，使他与別人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不能只以利益，实用为行为准则，终其一生，苏忍尼真不能放下这个“包袱”，像殉道士一样，也为信仰付出极重的代价。
苏忍尼真在罗斯陶夫大学（University of Rostov-na-Donu），主修数学毕业，並以函授方式，在莫斯科大学修读文，史，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忍尼真是红军的砲兵上尉。他英勇的参与前线主要战役，並两度获得勋奖。他能见证“伟大领袖”史太林，在战略上无知错误，並且任意牺牲兵卒，不当一回事。随后，苏俄红军反攻，並进入德国的土地。1945年二月，苏联攻入德国东部，他目击英勇的红军，屠杀，並姦淫，掳掠，与纳粹並沒有什么不同。他给了史太林绰号“貓须者”，“主宰”，“老板”，一封致朋友的信，给他带来大麻烦；不久前的战斗英雄，被指控反苏维埃的罪行，“建立反叛组织”，作不利苏联的宣传。罗织这些莫须有的罪证，加上残酷的刑讯，最后缺席判決，苏忍尼真进入強迫劳动营八年，並內部流放。五年后，送特別政治犯集中营。
1953年，被流放到哈萨克（Kazakhstan）。在那里，他患癌症近於死亡。次年获准入医院就医，竟然渐渐康复。
面对不可想像的压力，一个微弱的个人，能夠承担得起，似乎奇蹟。苏忍尼真说：“在软弱和困苦中，最好是紧随主的腳步。”这说明了他得力的秘密。
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他到底比史太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活得久。1956年，在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总理当政，批判史太林的政策之下，苏忍尼真回到俄罗斯西部，在一所中学任数学教师。他晚间则致力写作，那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收获最丰富的时期。
1961年，四十二岁的苏忍尼真，把手稿伊凡．傑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交给任Novy Mir报的总编辑诗人塔道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因为其书记事忠实，暴露真相，颇有冒犯当权者的可能，塔道夫斯基欣赏其文字，但不敢作主，得请示赫鲁晓夫，於1962年获得批准，才予以发表。
四十多年来，那是第一本在苏联发表讲真话的书，敢於自由的以文学写政治，而不犯当政者之忌，是那民主共和国有史以来所未曾有。出版之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书店进货，在两个月內全部售罄，需要再版。
那段“苏修”的时间，也有別的作家，起而仿傚，写史太林当权时代的“內幕”；可惜，好景不常，1654年赫鲁晓夫失势后，出版自由的现象，也随之消失了。作家协会，也可恥的向当局告密自己会员，成为情报局KGB的蛛网组织。苏忍尼真由声誉卓著的作家，再次沦为攻击对象。他起初有些惊惧，随即淡然处之，以为他的名字，从此不必被政客利用了。
以后的时间，苏忍尼真的其他著作，如癌症病房（Cancer Ward），和第一圈子（The First Circle），只得於1968年，以另一种“随密自达”方式出版，苏联称samizdat，意为“自己出版”（私下自由非法出版）；或在国外出版。
1970年，苏忍尼真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不能亲去瑞典领奖。有人建议，可以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举行特別颁奖仪式，苏忍尼真可以不需出国，在那里领奖。瑞典政府拒绝那样作，为的是不肯得罪強邻苏联。
他的力作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部分为苏联情报机关发现，但原稿运出国外，於1973年十二月在巴黎出版；全书三卷，则於1978年完成。这部傑作，是苏忍尼真个人的经历，加上227名前囚犯的见证；作者並查考那残酷监狱制度的历史背景，对其审讯技巧，监犯的运送，造反，监狱的风气与文化等，都一一详细描述。此书出版，使西方世界了解苏联残害人性与尊严，如何难以接受，也导致苏联当局，迅速採取制裁行动。
1974年二月十三日，在西方极端关注之下，苏忍尼真还是被判“叛国”罪，褫夺苏联国籍，被遣送到西德；然后，他到了瑞士。同年的十二月，苏忍尼真领受了诺贝尔奖。
过了一段时间，他受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邀请，全家到了那里。然后，於1976年，移居佛蒙特州（Vermont）。
使西方失望的，苏忍尼真不是一般人理想中的反苏反共工具，他们也不能体会，为什么他不肯合作，成为传播新星。他不能忍受思想的统制，无论来自苏联或西方。他要想自己所想的，说自己所说的。
1978年六月八日，受邀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毕业典礼演说。他批判西方现代文化。他更直言物质文化的邪恶，贪婪，丑陋，並属灵的贫乏。电视文化，难以忍受的搖滾乐，道德的败坏，使他痛苦失望；他声言：人的灵魂渴望一些高级的事，更溫暖，更清洁的东西。
美国人听到他们不愿听，不惯听的话，有些对他感到不耐。他们怀有“施主”心态，期望受惠者把灵魂出卖给他们；苏忍尼真觉得这是他给西方的恩惠，也是他的责任。他要写，要说，身经亲受，所感所信的。
苏联解体，俄罗斯新政府，於1990年恢复苏忍尼真国籍。他对解放的俄国，寄以极大的希望，但不以为盲目追随美国资本主义是出路。
希望在哪里？
对着经受严重摧残的俄国，他说：“在我看来，基督教是唯一存在的属灵力量，能给俄国所需要的属灵医治。”
1994年，苏忍尼真再回到他所爱的祖国。在那里，他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住在前政治巨头的別墅里，仿佛是“国宝”。不过，他仍然不能不说，批评新民主制度，警告他们，除非自我批判的爱国，限制资本家，将可能产生民主的贵族阶级。
在美国十七年，他的作品多是苏联的政治史，包括：1917年俄国革命史红轮（The Red Wheel），俄国与犹太人，俄国作家协会的实況等，这些研究范围，虽然有其重要意义，卻不是广大群众的兴趣所在；而不乏圈內人的爭议。
苏忍尼真作品选集全三十冊，将在莫斯科陆续出版。
苏忍尼真在克里姆林宮（Moscow Kremlin）的阴影下，掙扎了三十年，而沒被压垮，是他坚定的东正教信仰，支持他，使他能夠生存下去。他不管什么政治路线上的正确，不要求身分的认同，如一棵坚固的橡树，忍受着风霜，卻终於看见克里姆林倒塌。
从苏忍尼真的一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除非生活在与世隔绝石器时代的丛林里，除非定意作不发光的灯台，除非不说话，否则就得说真话。这样，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甚至不惜与当政者冲突。
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是诗人，他不仅评议时政，还自己参与清教徒政府，成为最后一位为清教徒发言的人。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巧妙的避免论政，但他的剧作理查二世（Richard II），还是带来麻烦，涉嫌鼓动政变，被拘留过。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贵为韦玛公国的卿相，但无损其为伟大诗人。
 John Milton |
 William Shakespeare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总之，近二千年的西方文学，实际上就是基督教文学，而基督徒文人无法与政治脫节，甚至可说基督教思想，型铸了西方文化历史。
我们实在应该效法苏忍尼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