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乐．音乐．文化（上）
教会是召来的会众，音乐也必须分別，与世俗单求耳目之娛的音乐不同。
教会音乐的目标，是敬拜神，教导人。圣经给我们看见，从摩西歌颂神救恩的“红海之歌”（出埃及记15:1-18），到进迦南前的警教训诲（申命记32:1-43），都是这样的意义。
在古时，先知传的神谕，预言，是以诗歌的形式。正如诗篇中所教导的：
我的民哪，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
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祂的能力，
並祂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篇78:1-4）
基督教会，在现代圣诗兴起之前，主要的歌唱诗篇。
安波罗修 St. Ambrosius
在初期教会，使徒保罗吩咐教会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歌罗西书3:15,16）可见他所说的，是当时教会的情形。
奧古斯丁（St.Augustine, 354-430）在未信主以前，在米兰大教堂，听主教安波罗修（St. Ambrosius, c.339-397）讲道，和他自己编写给会众唱的诗歌。奧古斯丁说：“即使人存心抗拒主教的讲道，但诗歌会飘进人的心里。”
英国诗人牧师赫柏特（George Herbert, 1593-1633），有一首诗：
教会音乐 George Herbert
赫柏特 George Herbert
甘美中最甘美的，我感谢你。当不欢愉
经过我的身躯伤害我的心灵，
你带我去你那里，在你欢乐的家
给我一个优雅的住处，
现在我行动脫离躯壳，
随着你的翅膀升降翱翔：
我们同在一起相爱生活，
你说，有时神帮助可怜的君王。
安慰，我将死；如果你离开去，
我必定死亡，且更长远无望：
若我有你同行同往，
你知那道路和门通往天堂。
好像是现代的独裁者，发现音乐可以影响人心；其实，古人早就认识音乐可以移风易俗。
音乐对文化的影响
孔子主张以“仁”为人的根本。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礼乐固然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但如果沒有仁，就沒有办法了。（论语“八佾”第三）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曒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这是孔子的音乐理论。
孔子又比较舜的“韶”乐和周武王的音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这表示他喜欢的是雍容太和的音乐。
他不仅能欣赏，会分辨，也热爱好的音乐，合他理想的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第七）他又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反对淫靡的“郑声”，以为应该禁止。也许，后来郑国的贤大夫子产（公孙侨），改革了乐风和政风。
无疑的，孔子是伟大的编辑，也是音乐理论家，欣赏家。不幸，他所编订最古的音乐教科书：乐经，沒能存留下来。
墨子提倡博爱，尚俭，儒家攻击他反对音乐。其实，他反对的，只是贵族的淫逸享乐，不顾人民死活。
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
荀子很知道音乐的功能。他说：
乐则必发於声音，形於动靜，而人之道声音动靜之变尽是矣。…夫声音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兵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撄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 荀子“乐论篇”第二十
荀子主张中平肃壮的音乐，以为对国家的安定有益；而且把音乐分为“礼乐”与“邪音”。可惜，他的理论未见实现。
呂不韦是精明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认为音乐不仅能移风易俗，还能夠关系国家盛衰安危。因为音乐是发自內心，也能夠影响人心，可以观察国家社会的前途。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於音乐以论其教。 呂氏春秋“侈乐”
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则荡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俗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
呂氏春秋“音律”
话虽然这样说了，但以后的当政者，沒有谁真正着意音乐教育，只是以法治国。可见人只是求速效，关心明显的事，並不从事迂阔看不见的人心问题。
圣与俗
音乐是世界性的语言，沒有界域的分別。所不同的，只是使用的方法和对象。
福音传入以后，中国教会的音乐，自然多是翻译自西方。然而也有华人作的词曲。普天颂讚诗集中，就有几篇华人的作品，而且水准很高。
在二十世纪初，北方的教会有大复兴。教会提倡自立，自养，自传，会众也唱本土调的诗歌。採自民间歌谣曲调，或中国古典曲，如：“雨打芭蕉”，进入教会灵歌；其中“梅花三弄”，因为其活泼生动，则被採为流行歌曲“桃李迎春”的调子，竟同时被编成思慕主再来的诗歌；还有“苏武牧羊”的曲调，竟也配上经文或基督教诗歌。一般称为“山东调”的这类诗歌，实际上在北方各地都有流行，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传播效果也不错。
正如在西方的大复兴，诗歌常发生催化作用；在中国，宋尚节等领导的复兴运动，好些简单易学的短歌，特別是经文短歌，有很大的帮助。苏佐扬创作的天人短歌，曾到处风行。可能后来有人觉得不夠风雅，或不夠洋化，所以就不夠属灵，也许是洋人老板不嘉许鼓励，渐渐衰落。
古典与现代音乐的分野，只是相对的。
教会音乐，並不是端在盘子里的菜式，而是经过逐渐演进的。初期教会的音乐，是单调的唱颂（Chant）；到中世纪，加上了对唱（Antiphony）音乐；至於多声部的Polyphony，则是文艺复兴期间和以后的音乐。器乐方面，也逐步进展，包括在合唱和交响乐中。
宗教改革，带来教会圣诗的兴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雄壮的“我的上帝坚固保障”（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振奋多少灵魂，共同献身於伟大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其调是採自民歌，配上了新词。
华慈 Isaac Watts
近代英文圣诗之父华慈（Isaac Watts, 1674-1748），把信徒创作的圣诗，普及於教会敬拜。如：“主治万方”（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千古保障”（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几乎是每一教会颂诗中都可找到；其“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配以韩德尔的曲，更是相得益彰。
敬虔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则是圣诗曲调的先驱。教会通用“救主耶稣受难”（O Sacred Head, Now Wounded），即是採自巴赫作品。他在每首歌曲的结束，总是写上“荣耀惟归於神”（Soli Deo Gloria）。这是多么正确的态度，真可配称为“圣诗”。
德国作曲家韩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原为歌剧作家，他最初的作品是歌剧Almira（1705），后来到维也纳和意大利各地。到伦敦后，他作了歌剧Rinaldo（1711），极为成功。自1712年就住在英国，並於1726年归化为英国籍民。他著名的弥赛亚（The Messiah），於1741年八月完成，而於1742年四月13日正式演出。
韩德尔长於歌剧。他把“圣乐”歌剧化了，或说是新的作风。他在艺术和生活方面，声誉一直都保持很高；只是少数保守派讥讽说：“韩德尔？丑剧！”（Handel? Scandal!”）是因为不欣赏他的创新风格。
在这方面来说，他消弭音乐的圣俗之分，既挽救了衰微的歌剧，也融合了古典和新音乐。
查理.卫斯理
约翰.卫斯理
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1707-1788），创作的圣诗约八千首。他的目的，是给基督徒公众讚美，更是为了建立信仰的教导。在这两方面，都看见实际的功效。
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虽然只写了二十七首圣诗作品，但喜爱牧师诗人赫柏特的诗，把六十多首给改写，收入圣诗集出版。
约翰精通音律，但他注重诗歌的教导功能，反对作表演艺术。因此，他不喜欢分部轮唱，以为独唱最能夠感动人，也赞成会众齐唱歌颂神，也造就人。他说：“如果唱圣诗的时候，在欣赏诗的韻调，过於思想其中的意思，那就是犯罪。”对於现代人来说，定会以为太严格了些。
圣经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讚美主。”（以弗所书5:19）所说的是圣灵充满的教会生活，才可以流溢出“口唱心和”的讚美。
因此，也有人说：唱诗的时候，是犯罪最多的时候；因为多是口唱而心不和，成为有口无心的谎言。这样说来，可见歌唱的人和歌唱的态度，是多么重要了。（下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