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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雜感和散文
魯迅在進行小說創作的同時，還寫了不少雜感、散文和散文詩。雜感是他直接解剖社會、抨擊敵人的藝術武器：犀利活潑，不拘格套。散文和散文詩則以清新雋永的風格，包含著更多敘事和抒情的成分。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互有高低，但總的傾向是一致的，並且各各以其新穎多彩的形式，豐富和充實了現代文學最初十年間的成就。
雜感“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和過去這一類文章的傳統形式不同，它是適應五四運動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體，一開始就受到魯迅的重視。魯迅最早的雜感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隨感錄”，以後又在《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國民新報副刊》、《語絲》、《莽原》、《猛進》等多種報刊上開闢陣地，不斷倡導。他說：“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注：《華蓋集·題記》)魯迅重視文學藝術的戰鬥作用，不斷撰寫雜感。在他的影響下，許多作家繼起寫作，蔚然成風。魯迅前期雜感收集在《墳》(注：魯迅自己曾把《墳》稱做論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卻近於較長的雜感，他後來寫的便不再區分，一律收入雜感集中)、《熱風》、《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中。這些雜感根據藝術樣式本身的特點，直接地表現了烈火一樣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廣泛地接觸了為小說創作所沒有或者不可能接觸的問題。
在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封建意識形態曾經統治了二千多年，系統嚴密，條理周詳。辛亥革命根本沒有動搖這個體系，直到“五四”前夕，這種長期淤積下來的思想毒素依舊支配著社會心理，形成一種歷史的惰力，對外來思潮起著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當政治方面反動逆流高漲的時候，情勢就更為猖獗。在社會上，充耳觸目的都是歌頌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勸孝、讀經尊孔，甚至以儒家名義而信奉《太上感應篇》，大做其迎屍拜蛇、扶乩煉丹的勾當。魯迅認為：“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因此中國倘要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應該是“這機運的開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後記》)。作為一個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在激蕩的歷史浪潮中，廣泛的社會批評便成為他早期雜感的特色。單就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隨感錄》而言，“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注：《熱風·題記》)從“虛無哲學”到奴隸主義，從盲目自大的“愛國論”到光怪陸離的社會相，上下古今，無所不談。這些雜感涉及的問題很多，不過始終貫串著“五四”的時代精神——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即民主與科學的要求。這種要求具體地表現在魯迅雜感裏的，首先是反對國粹主義。新文化與舊文化之爭發端於“五四”前夕，標誌著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新的階段，在思想戰線上出現了更激烈和更徹底的鬥爭，正如毛澤東同志說的，“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注：《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522頁)守舊派用“保存國粹”名義，維護文言，提倡國學，宣揚所謂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繼續盤踞統治的地位，以壓制新思潮的傳入和興起。魯迅在《說鬍鬚》、《看鏡有感》、《論“他媽的!”》以及《熱風》的絕大部分《隨感錄》裏，反復地駁斥了那些“國粹家”，指出在中國，從纏足、拖大辮、吸鴉片一直到人身買賣、一夫多妻，他們的“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人的文化(為)恰合。”(注：《熱風·隨感錄四十二》)“國粹家”們甚至覺得“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熱風·隨感錄三十九》)當進步的知識、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為世界潮流的時候，執拗地保存著以“國”字冠首的陳腐的成規，這結果必然是我們保存了國粹，國粹卻不能保存我們：“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注：《熱風·隨感錄三十六》)其次是掃除迷信落後的思想。封建制度從來便是和迷信落後的思想相膠結的，統治階級利用神道魔法，因果報應，向人民群眾灌輸宿命論，使他們安於被剝削的生活，不敢起來反抗。破除迷信曾經是“五四”當時啟發人民群眾覺悟的舉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陳大齊、錢玄同、劉半農們的反對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說》，載《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偶象破壞論》，載《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虛妄。後來北京大學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過“非宗教叢刊”，第一冊《非宗教論》裏收有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吳虞等多人文章。陳大齊、錢玄同、劉半農文章均載《新青年》第4卷第5號(1918年5月)，都是駁斥上海盛德壇的扶乩迷信的)，在當時都有很大的影響。魯迅在《論照相之類》、《春末閒談》以及《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裏，不斷地向愚昧無知的習俗進攻，指出應該知道“火藥除了做鞭爆，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更重要的用處(注：《熱風·隨感錄六十二恨恨而死》)。要醫治“祖傳老病”，掃除社會上的“妖氣”，只有一味“對症的藥”：科學(注：《熱風·隨感錄三十八》)。“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注：《熱風·隨感錄三十三》)第三是主張社會解放。封建禮教、宗法觀念長期以來束縛著人們，成為人們——特別是婦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五四”當時一直把家庭問題作為社會改造的一個重要環節，不僅《新青年》，許多報紙和期刊甚至開闢專欄，研究了婦女和青年的問題。魯迅在《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後怎樣》、《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以及其他一系列雜感裏，猛烈地攻擊腐巧的名教、吃人的禮法，反對寡婦主義，反對堅壁清野主義，宣傳家庭革命。在他看來，婦女只有爭取經濟權，才可以獲得真正的平等；做父親的需要解放自己的孩子，“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而作為最根本的手段，則是掃蕩封建制度，消滅“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魯迅的雜感不僅是戰鬥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魅力，他善於動用生動的形象和幽默的語言來展開邏輯嚴密的論點。《熱風》裏的短文精悍凝煉，明白曉鬯，一篇篇銳利如匕首；收在《墳》裏的一些較長的雜感，則又氣勢跌宕，層層深入，表現了擒縱自如的特點。
新文化統一戰線在五四運動後不久便開始分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種分裂越來越趨於表面化。收在《華蓋集》裏的雜感，其中如《通訊》、《忽然想到(六)》、《北京通信》、《十四年的“讀經”》、《這個與那個》等，仍然是為反對“尊孔，崇儒，專經，復古”而發的，魯迅不滿於“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裏”，因此又聯想到“國民性”問題，問道：“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難於改變的麼?”但他不久又自己作了解答：“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他提出“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的立場是堅決的和徹底的。稍後，他又敏銳地感覺到：舊勢力對待新事物的態度已在改變，不過這只是戰術上的改變，“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注：《華蓋集·補白》)。這個事實使他有充分理由對“整理國故”表示反感，他說：“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毀了事情頗不少，學者多勸人踱進研究室，文人說最好是搬入藝術之宮，……這雖然是自己願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計。”(注：《華蓋集·通訊》)實際上，中計的根本原因還是由於“自己願意”。“五卅”事件前後，人民群眾反帝浪潮高漲，以胡適為首的資產階級右翼代表帝國主義利益，和封建勢力勾結起來，多方阻撓人民群眾的鬥爭。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感，鋒芒所指，已從廣泛的社會批評轉到激烈的政治鬥爭。收在《華蓋集》後半、《華蓋集續編》以及《墳》的最後一部分，環繞“五卅”事件、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而寫的雜感，集中地攻擊了為軍閥官僚服務的歐化紳士和市儈文人，突出地顯示了民主革命鬥爭在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右翼合流後的新的任務和意義。
當時代表資產階級發言的刊物是由徐志摩接編的《晨報副刊》(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和繼《努力》周報出版的《現代評論》，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些刊物的編輯，卻在幕後給予積極的支援。群眾愛國運動起來後，他們中間的一部分成員忙於向帝國主義表白心?，徐志摩竟說“打倒帝國主義”是什麼“時行的口號”，是什麼“分裂與猜忌的現象”(注：《羅曼·羅蘭》，《晨報副刊》第1299號)，陳源又潮笑群眾的喊打而不敢動手為“怯懦”：“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注：《閒話》，《現代評論》第2卷第38期)魯迅憤慨地指出：群眾的喊打而不打誠然是“怯”的，但是，“遠遠地”站著向群眾頭上吐“唾沫”，用這件事來“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卻實在是超乎“怯懦”的“卑劣”(注：《華蓋集·並非閒話(二)》)。在女師大學潮中，魯迅針對陳源等的造謠誣衊發表了許多雜感，支援學生的鬥爭，揭發“謊言”的來源。他在《一點比喻》裏，以生動的形象為下這些歐化紳士的嘴臉，說明他們不過是領著羊群走向屠場去的山羊：“脖子上還挂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段的徽章。”這個比喻不久便得到了確切的印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槍殺請願人民，死學生市民四十七人，傷一百五十餘人。而這批“領頭羊”式的文人竟說學生本不該參加“群眾運動”，自蹈“死地”，並把責任推到“民眾領袖”身上。魯迅痛感“言語道斷”，要求青年們從“這許多血”裏得出“覺悟和決心”(注：《華蓋集續編·“死地”》)。在著名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裏，他自說這個事件很有幾點出於他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魯迅確實從後一點裏得到了鼓勵，同時又以此鼓勵了別人：“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預感到：形勢已經推進到大戰鬥的前夕，“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他清楚地指出：“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注：《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而歐化紳士們在完成其“領頭羊”任務的同時，也更加露出了本相：“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注：《華蓋集·忽然想到(七)》)魯迅的雜感不僅含有精闢的見解，而且時時畫出富有典型意義的形象，揭示了帝國主義奴才們的面目。他對當時資產階級右翼知識份子還作過種種貼切的比擬，例如“媚態的貓”、“比它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雖然是狗，又很象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叭兒。魯迅善於細緻地擺開事實，通過反復的議論而後煉成具體的形象，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教育。多年以來的社會變化和戰鬥經歷使他感應敏捷，任何虛為的把戲都逃不過他的銳利的眼光。他瞭解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性質，因而也有一套對付他們的戰術和戰略。魯迅提倡“韌性的戰術”，認為無論做什麼事，“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注：《華蓋集·雜感》)。他勸告青年學習“壕塹戰”，不要象《三國演義》裏許褚那樣“赤體上陣”(注：《華蓋集續編·空談》)；又主張“打落水狗”，勿對敵人採取姑息的態度。這些論點散見在許多雜感裏，而以《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最為集中。當北洋軍閥段祺瑞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北京工人學生又舉行遊行示威，促其即日下野的時候，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人又出面提倡“費厄潑賴”，說什麼“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注：這是周作人和林語堂提出的。文見《語絲》第54期及57期，1925年11月23日及12月14日)。針對這個情況，魯迅充分地表現了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最堅定的立場。他列舉許多事實，說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主張不打落水狗，卻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來，仍然會把人咬死。他還指出，如果以為落水狗可憐，則天下“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卻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魯迅對資產階級虛為的人道主義和傳統思想中所謂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使議論和形象結合起來，以徹底革命的原則武裝了廣大的讀者。他在《寫在〈墳〉後面》裏曾經特別提出：“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為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這篇文章不僅是長期以來鬥爭經驗沈痛的總結，同時也反映了魯迅本人思想的進展，一九二五年前後革命風暴對他的影響是顯著的，歷史不久又以嚴酷的事實證明了這些論點的正確。《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一篇堅持革命原則的反自由主義的宣言。
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魯迅一方面和封建勢力以及代表資產階級右翼的“現代評論派”作韌性的鏖戰，另一方面由於《新青年》團體的散夥，在文化戰線上一時還看不到作為核心的領導力量，他的思想在苦悶中經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寫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野草》，除最後兩篇外，寫作時間大體上與小說集《彷徨》相同，心境也完全一致。作者援引屈原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彷徨》的書前題辭，移以說明《野草》也完全合適。《野草》以內心抒發為主，交織著嚴肅的自剖和不倦的戰鬥，感受非常深切，探索非常艱苦。這種感受和探索正是動蕩的時代生活的產物，在統一戰線內部日趨分化的時候，進步的知識份子由於沒有認清前進的方向，大都抱有同樣的苦悶。不過魯迅所挾持者遠，所屬望者殷，他的苦悶也便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深得多。《野草》的內容比較複雜，貫串在不少篇什裏的主要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也體現了存在于作者自己思想裏的同樣的衝突。他感到黑暗勢力的濃重，著力描繪了它；同時又覺得戰鬥之不能鬆懈，堅持頑強不屈的精神。《這樣的戰士》和《過客》在這點上表現得特別鮮明。“過客”經過長途跋涉，疲憊而又勞頓，然而生命的聲音在叫喚他，他還是不停步地前進著。無論是世故的懇摯的勸告，還是天真的熱情的安慰，都無法使他改變主意。他不清楚前面是什麼所在，料不定能否走完，卻還是謝卻一切“好意”，拒絕一切“佈施”，依舊昂著頭，奮然向前走去。“這樣的戰士”處身在“無物之陣”裏，遇見的是對他“一式點頭”，同聲立誓，他們頭上有“各種旗幟”，繡著“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等等“好名稱”，他們頭下有“各樣外套”，繡著“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等等“好花樣”，面對這些變形的假像——“殺人不見血的武器”，“他舉起了投槍”；當一切都頹然倒地，他發現“其中無物”，最後甚至連這“無物之物”也已經脫走，但是，“他舉起了投槍”；他不管自己是“戰士”還是“罪人”，是勝利還是失敗，在“不聞戰叫”的境地裏，依舊和原先一樣，“他舉起了投槍”。這裏雖然流露出孤軍作戰的寂寞之感，卻充滿著一個戰士的自我策勵的精神：毫不懈怠，永不退轉。《過客》用對話體，《這樣的戰士》裏出現反復重疊的語句，以表示戰士的堅韌和執著。兩篇作品的內容和當時面臨的現實有關，實質上是魯迅前期的戰鬥歷史的概括。《秋夜》以濃郁的抒情筆調，敘寫灑滿著繁霜的園裏，小粉紅花瑟縮地做著春天的夢，棗樹則以落盡子葉子的枝幹，“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夜遊的惡鳥飛過時，小青蟲為了追求燈光，千方百計地撞進室內，勇敢地以身撲火。經過作家思想感情的灌注，人們可以從草木蟲鳥的身上，得到富有社會意義的啟示。為“三一八”慘案而作的《淡淡的血痕中》，以敢於蔑視敵人的氣勢，嘲笑了造物主的怯弱，歌頌“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使天地在眼中變色。寫於“奉直戰爭”中的《一覺》，則以莫大的歡欣，擁抱了被風沙打擊得粗暴了的年輕的魂靈，他們象受摧折的野薊一樣，依舊開著小花，給旅人以安慰。這些篇什都是戰鬥的抒情之作，于鬱勃挺秀中顯示了動人的力量。
《野草》裏也有一些曲折隱晦的作品，較多地流露著空虛和寂寞的情緒。例如《影的告別》，影的命運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會將它“吞併”，“光明”又使它“消失”，它只能“彷徨於明暗之間”。不過影來向人告別的時候卻又抱著獻身的意志，它願意“獨自遠行”，希望此後黑暗裏沒有人，也“沒有別的影”。又例如《墓碣文》，從“剝落很多”、“苔蘚叢生”的碣文裏，人們看到了死者的沈鬱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底還是什麼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預約在“成塵”之後。本篇裏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兩種思想的對立，而後進終於擺脫了前者，“不敢反顧，生怕看見他的追隨”。魯迅曾經自述其當時的心情是：一方面，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另一方面，又“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注：《兩地書》(四))。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復仇》、《希望》是對虛為、旁觀和消沈的針砭。《頹敗線的顫動》的主題略近於《復仇(其二)》。前者寫一個因為要養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婦女，垂老時卻受到孩子和親人的鄙視。後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畫了一個為人群謀福利而又為人群所唾棄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獄》的題旨見同一時期所寫的雜感。魯迅在《雜語》(注：《雜語》，載《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後收《集外集》)裏說：“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魯迅不滿於北洋軍閥的統治，同時又對那時尚未取得政權的國民黨抱有保留態度，因此認為“這地獄也必須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譯本序》)。他的敏感的預見是和懷疑的心理相交織的。由於抒寫的是心靈深處痛苦的思緒，許多感想又在“那時難於直說”(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譯本序》)，藝術表現就比較含蓄，便是傳達感激之情的《臘葉》和敘述懺悔之意的《風箏》，也都夾用了絮語與獨白。從《死火》起一連七篇，都以“我夢見自己……”開始，因為夢境適合於抒寫這種特殊的感受。在藝術構思方面，《影的告別》已經夠新穎了，而《死後》一篇，作者假託人死以後，運動神經已經廢滅，知覺神經卻還存在，從而諷刺了“青蠅”、“馬蟻”看熱鬧，發空論，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後，還要販賣“《春秋》大義”等等，設想更為奇特。同書裏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類景物清新，格調明麗，而又寄意深遠的作品。在《野草》裏，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過詩的形象表現出來的，因此讀者也需要根據詩的形象去理解它們。至於《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論》等篇，則是對奴才哲學和市儈習氣和諷喻，散文的成分較多，通篇保持著明白曉鬯的特點。《野草》的形式顯然受有外國文學中散文詩的影響，這在當時是一種新的嘗試。《莽原》周刊和《晨報副刊》上有許多青年接踵而起，運用類似的形式推動了散文詩的寫作。到了三十年代更為發展，出現了一些優秀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上，《野草》可以說是開了中國散文詩的先河。
比《野草》稍後，魯迅追懷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間，寫下了十篇“從記憶中抄出來”(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陸續發表，總題曰《舊事重提》，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編訂成書的時候，才改題為《朝花夕拾》。在這組文章裏，魯迅用夾敘夾議的方式，以青少年時代生活經歷為線索，真實而動人地抒寫了從農村到城鎮、從家庭到社會、從國內到國外的一組生活。《狗·貓·鼠》、《二十四孝圖》、《無常》三篇議論與敘述並重，隱寓作家對執筆當時現實生活的針砭，寫來揮灑自如，莊詼雜陳。《阿長與山海經》、《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瑣記》等五篇，以親切動人的筆墨，各各記錄了社會生活的一面，幾乎每篇都是一幅濃淡相間、色彩鮮明的風俗畫或世態畫。《藤野先生》和《范愛農》本意在追懷舊日的師友，卻也寫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運動的片斷，境界更為開廣。正如他的小說一樣，魯迅在這些散文裏也創造了許多富有個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長媽媽，她有許多麻煩的禮節，卻能夠做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純然是一個誠篤而不拘小節的學者；范愛農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卻總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幾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們躍然紙上。例如長媽媽，當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聲絮說的時候，“堅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著對手或自己的鼻尖。”這一段便很生動。再加上睡覺時伸開手腳，佔領全床，以及終於買來了《山海經》，她的性格就表現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對於生活很隨便，上講堂“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對於學術卻又認真，嚴肅，一個字一個字地改講義，訂正血管的位置，探詢足骨的變形。在對比中，人物的個性便突了出來。范愛農的反對發電，時常瞪著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個性有關，但真正使人感動的，也是幾筆對比的描寫：革命以前，他喝酒，說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革命以後，“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這是他性格中最本質的一點，寫來樸素而又鮮明。不僅長媽媽、藤野先生、范愛農是這樣，便是三味書屋裏“將頭仰起，搖著，向後拗過去，拗過去”，大聲朗讀著的先生；愛用奇特的藥引，說“舌乃心之靈苗”，“醫能醫病，不能醫命”的陳蓮河；在孩子面前慫恿打鏇子，從旁計數，看見大人來了就說“你看，不是跌了麼?不聽我的話。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縱使“空著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象一隻螃蟹”一樣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學生。這些都著墨不多，而能情態逼真，說明魯迅在藝術創造上卓越的本領。
《朝花夕拾》中所寫的事和人，往往飽和著作家強烈的愛憎，閃爍著社會批判的鋒芒，在平淡的敘述中寓有褒貶，在簡潔的描寫中分清是非，使回憶與感想，抒情與諷刺和諧地結合起來。固然，魯迅有時也採取直接批評的方式，例如《狗·貓·鼠》裏反對繁文縟節的婚禮，《二十四孝圖》裏反對矯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對自稱維持“公理”的紳士，一味妨害白話的文人，大都口誅筆伐，色嚴詞厲。然而更多的時候，這種批評卻不是表現在字面的論述上，而是深入到內容和情節裏。《父親的病》寫兩個醫生自高身價，毫無實學，《瑣記》寫衍太太教唆作歹，散佈流言，作品都沒有作直接批評，而批評卻滲透在事實的抒寫裏，“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注：《且介亭雜文末編·寫於深夜裏》)。對於生活中一些習以為常的行為或習慣，魯迅間或也以不滿的口氣，輕輕點破一筆，例如《五猖會》寫出發看會前，父親忽然叫他背書，全篇都是敘述，到結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父親的病》寫臨終前，衍太太按照當地風俗，要他大聲叫喊。這一段也是客觀敘述，結尾又加上一句：“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出語似極平靜，感情卻很強烈。魯迅後來在《什麼是“諷刺”?》裏說過：“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癒合於作諷刺。”《朝花夕拾》裏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譬如他反對不恰當的講禮節，分尊卑，寫一群讀書人在國外的客車上讓座，“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注：《朝花夕拾·范愛農》)又譬如他反對空疏而沒有效果的教育，略帶謙虛地以自己為例，說明學海軍爬了幾次桅杆，學開礦下了幾次礦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注：《朝花夕拾·瑣記》)流暢自然，用古見新，在平淡的敘述中包含著深刻的批評。魯迅曾說作文的要義在於：“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注：《南腔北調集·作文秘訣》)《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這一點。作為“回憶的記事”(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魯迅的性格和志趣。這類散文讀起來親切平易，寫起來卻需有較高的功力，較豐富的社會知識和生活知識。回憶性的散文，魯迅以後還寫了《我的種痘》、《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篇。至於由他自己親自編入雜感集的，如《為了忘卻的記念》、《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君》、《寫於深夜裏》、《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雖然同是懷人或記事之作，而撰寫當時卻具有更直接的記念意義，與一般的回憶稍有區別。他對散文裏這一品種的開展，付出了極大的勞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於對敵人正面交鋒的雜感，這些作品著重在抒情與敘述，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和社會意義。在藝術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沈含蓄，具有詩的凝煉，《朝花夕拾》流暢清新，表現了散文的通脫與舒展；《野草》通過生活的哲理啟迪人們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親切中寓有深長的韻味，鼓勵人們更好地認識生活。經過魯迅的實踐，它們都是中國現代散文中獨創一格的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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