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智者后面的人
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是模糊而扭曲的：孔夫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左衽长衫，拖着长辫子，仿佛是中国城里杂货的店员，或杂碎餐馆的跑堂。不过，在西人心目中孔子的形像，逐渐改变了。
康德
欧洲大陆辉煌一时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和形上学的爭辩，到十八世纪中，由一位渺小丈夫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给画上句号。在政治方面则是“科西嘉的小军曹”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一世之雄，跃登欧洲皇帝高位，至终卻被囚死在海伦那岩石的岛上，代表着浪漫主义在海浪声中消失。
康德超越当时形上学的喋喋爭议，把可知范围限於形象界，以为形象以外的本质是不可知的；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与智慧的“智”通，知道自己知道，又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如此不失为知识论的结语。康德主张以人为目的，不以人为手段，把伦理学作为简化宗教责任，这如同心学的“天理良心”。可惜他的世界，不是大一统的中国汉王朝，无法作到黜百家而独崇儒的代表，但总无妨其为西方大儒。
尼采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对於康德的伦理哲学，不仅殊乏兴趣，甚且南辕北辙，但那位天才狂人的观察分析，是精确的，他亦褒亦贬的称康德为“哥尼斯堡伟大的支那人”（The Great Chinaman of Konigsberg）。尼采从康德思想中，把“以人为目的，不以人为手段”的原则完全棄绝，剝离儒家的道德观念，並且鄙夷的加以无情践踏；卻由窃取了“君子”和“小人”二分法。他的“君子”成为超人，超越道德的束缚，以人为手段，以达成他的目的，仿佛以人民为刍狗。至於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简直是不切实际；而“溫良恭俭让”的高度修养，处世为人，是他更难以想像的事，更无从谈修齐治平的儒家最高理想了；尼采似乎是“狼文化”的鼻祖。如果他也想到过“世界大同”，那是最可怕的政治地理。不过，任何荒唐理论尽有狂人追随，成为伤天害理的行动。结果呢？狂人的荒谬言论和其播佈的文字，“就像疯狂的人拋掷火把，利箭，与死亡”（箴言26:19），至终会落在自己头上。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近代哲学的空中王国，竟然发动侵略，引致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濒於灭亡，有人指出是由於其错误的哲学，和败坏的音乐，似乎不是沒有道理的话，狂人尼采自然难辞其咎。
英国史学家汤恩倍（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以为欧洲在启蒙运动以后的发展，可以以德国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笔下的浮士德（Faust）为代表。浮士德钻研各样知识，不惜与代表露西弗的Mephistophilis立约，使他能夠达成最高的“魔术”，可以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任意支配一切；他看见了亮光，高喊：“我是神！”但得意不了多久，就面临审判。欧洲出产的“超人”文化，从野兽把人变成了“神”，不是造福，不是光明的前途，越行越亮直到日午，卻是使人类社会临到毀灭和无望黑暗的深夜，只有仰赖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拯救。
早在十七世纪，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他的浮士德（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octor Faustus）约於1604年出版。来源是根据同一传说，结局则有不同。主角浮士德，在营求知识，与魔鬼立约，出卖自己的灵魂，得到的是超自然的能力，满足了自己情慾和骄傲，经历一切享乐，最后到时钟指向十二点，时间满足，掙扎无望的被拖入地狱。
罗素
二十世纪初，正是中国追求西化的时候。许多败家子看咱们这破旧的老宅子，该烂贱卖给人拆掉另建。可有人发现，地底下还埋着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找了个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东来讲学；因为期望那位反宗教，反道德，宗科学的教授，正是他们心目中的新圣人偶像，必然会给中国指示出路。哪知罗素在周访列国之后，思想已经转变，给中国文化重新估了个出人意外，相当高的评价：“如果欧洲和美国人彼此砍来杀去，同归消灭，並不见得就是人类的尽头，也不意味文明的结局，一定还有许多的中国人存留；中国是我所见最伟大的国家。不仅是最多的人数，最高的文化，看来更有最高的才智。我不知道有任何別的文明，如此开放，像他们那样的愿意面对现实，而不扭曲成別的模式。”（1924年五月四日访谈）尽管你不必佩服罗素，但这近百年前的预言，不能不说是喜讯：对於中国人，和地面上所有的人，都似如此。
俾斯麦
从康德开始，到德国伟人俾斯麦（Bismark-Schonhausen, 1815-1898）铁血宰相，並不低看东方的破落戶，他对往访的傅相李鸿章说：中国若与德国攜手，将成为世界上鲜有匹敌的巨大力量。大致说，德国传统上对中国相当友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也是如此。儒家哲学的潛流，影响着康德和他以后的智者们。现在的孔子学院到处流行，加上这四五年来倡议的“一带一路”，德国与中国关系都相当的积极认同。
对於某个国家或文化的命运，如何归趋应合，要加以断定，应该不是简单的事。但按照圣经指引：“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