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传播事奉六十年
记得吳恩溥牧师到台北要我为导向找一位编辑，並要我为即将创刊的导向杂誌写一个专栏，好像才是昨天的事，但一转眼导向已在庆十週年了。读了教会文坛前辈吳恩溥牧师撰写的“笔兵七十年”（2008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等於一部近代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历史。导向主编涤然姊妹要我写一篇十週年文稿，想到过去多少年来台，港两地的文字，传播工作，有甘有苦，有得有失，感概良多。谨借导向十週年特刊，将过去从事文，传事工的经历约略写出来，或可作为教会文，传同工的借镜与参考。
文青生涯与教会周刊肇始
我自1950年代始在一般报纸副刊及杂誌撰稿，写作形式以散文与诗歌为主。奉献读神学以后，我也为教会刊物写稿。期间编过台湾信义会的信义之声月刊（为一基督教会新闻文字刊物与广播无关）。但真正进入基督教的文字工作事奉，始自台湾的基督教论坛週刊，该刊创刊於1965年，以报导教会新闻为主。初任副刊主编。许牧世弟兄为该刊之奠基者，周联华牧师虽非主流教派，但他从中从事协调，促使四教派合作，也有相当贡献。基督教论坛是当时台湾四大教派的合作事工。四大教派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台湾圣公会”与“基督教台湾信义会”。论坛的经费则由美国纽约的“基督教文字事工会”（即Lit-LiA）支持。由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大教会，所以该刊发行人，社长，经理等重要职务均由长老会出任，但他们缺乏编辑人才，只好由浸信会的黎世芳弟兄出任执行编辑（即总编）。而四大教派虽只象征性的支持了些微经费，在发行报分上，並都沒有真正支持。后来美国的经费停止，论坛的经营便十分困难，转入筚路蓝缕时代了。长老会除发行人外，其余工作人员都相继撤离，当时我正担任台，港两地“道声出版社”的行政出版工作。论坛董事长雷法章老弟兄要我接手基督教论坛，在此艰难时刻我只好出任艰鉅，接下义务社长的重任，维持了十多年，卻未能将论坛的业务开展，因为道声对我的挑战与压力正逐渐加重，而四教派虽为主导论坛的董事会，事实上都未真正支援，我便決心要打破这个藩篱。在1982年我要求召开董事会，並提出辞职，同时也要求发行人一併辞职，改组论坛董事会，使各教会，机构与个人均可参加与经营。论坛改组后有一段相当时间，仍然步履维艰，主要是缺乏真正懂教会新闻而又肯献身的人参与事奉，直到我任“道声出版社”时创办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训练班”中，一位傑出文字工作者林意玲姊妹出任论坛社长及总编之后才步入坦途。此后基督教论坛不断扩充，並改为三日刊，拟向日报的指标前进，但论坛董事会並不支持办日报。林意玲姊妹因而去职。
《论坛》曾遭当局两次警告
在我担任四教派合办的基督教论坛周刊义务社长期间，还发生过极严重危机：论坛连两次遭內政部严厉警告，再多一次，便面临停刊。
原因之一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台湾前途決议文”就在我任內，论坛週刊以头条发表。刊出后总编手中拿了一份当天刚印好且已发出之“台湾前途決议文”的报纸对我说：我是长老会的工作人员，长老会的大老们极力压迫我，要以此文作头条刊出，现在我无法推责，我也知道会造成本刊的困扰，所以要向您辞职。我当时表示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与董事长都无法承担，何以事先不透露一点消息而逕自刊印。他说因他的教会主持人告诫绝不可事先透露…我立即持报去见董事长，並向他请辞，雷法章先生並未接受我的辞呈，卻立即召集本刊其他三个教会的董事，举行紧急会议，決定由三个教会发表一项共同声明：“此決议文为长老会的单独行动，並非其余三教会的意见”。事后长老会还十分不满，责怪三教会不支持他们的意见。但在此文发表前，三教会被蒙在鼓中，事先完全不知。纯为一个突袭事件，其余三教会皆有受骗之感觉。事后接到“內政部”一纸公函，发出严重警告，主旨为：基督教论坛周刊在內政部登记之宗旨，只有传福音，並未包括政治意见，但此项纯政治性声明，完全违背论坛登记之宗旨，且情节十分重大，故严重“警告”一次，盼勿再刊此种言论。
我一再向董事长请辞以示负责，但雷先生再三挽留，我也建议总编由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虽表示辞职，但他为唯一长老会的编辑。按：此人（隐其名）为当时长老会唯一熟谙中英文，由“南神”毕业，由许牧世大力举荐，保送他赴美留学，返台后，我立即聘他为总编。盼能留任，以维持与该会之合作关系。
后来此总编不慎再报导了一则攸关大陆教会之不当新闻（转载一位北欧牧师的声明，言中国改革之后，已完全符合保罗讲的“新人”说了。后来这位牧师所属教会，认定他言语荒谬，违背圣经真理，已将他解职），內政部再次发出严重警告。按当时如刊物连遭三次警告，必须撤销登记执照而停刊。
我告知这位总编辑今后主要新闻我必须看过才可发表。他自觉一再犯错，只好自动去职了。这应是基督教论坛週刊的重大事故，也为我任论坛社长任內一件非常痛苦的往事。
出长台，港“道声出版社”
我於1970年由美负笈返台，即啣命出任“台，港信义宗联会文字部”总干事，並兼任台，港“道声出版社”社长，在此之前文字事工的负责人，均由外国宣教士担任，主要的原因是出版社的全部经费皆为国外差会支持。我的前任社长为“泛美信义会”（LCA）的韩安德牧师（Rev. Anders Hanson）。当时“台港联合文字部董事会”的董事们都是教会的开明人士，也都对教会文字事工有相当了解与负担，決心起用国人出任文字部负责人，而我便是他们选定的首任华人社长。当时几个主要教会的出版机构，多半都由西国传教士负责，这些机构也都是由內地撤迁到香港，出版方向也都以西国教会的情形为考量，形成了与本地教会严重脫节的现象。出版的书籍多以翻译为主，而教会出版物译文的难懂，佶屈聱牙，更形成一种特色。出版的书籍多半只印千冊左右，由於不重视推广行销，所以信徒也多半不知道印了些什么书，有许多书印好后便储存於仓库，一放便是好几年。而教会的出版品一贯维持严肃的传统，封面设计单调而苍白，即使摆在显眼的书攤位置上，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教会书房，也都摆出一副神圣的面孔，与世人分別为“圣”，閒人莫入，因而门可罗雀。但教会出版机构並不担心亏损，因为一切开支均已列入西差会补助的预算中了。
台北道声当初只有一间书房（曾三易地址），而且长年亏损。我在接掌之后，盱衡教会的情势，探索信徒的需要，认为必须扬棄西差会的资助，自力更生，才能步上华人教会文字出版事工的正途。但要达成出版的自立，自养的任务，便必须自出版物的本身着手，不能依赖国外教会的资助，所以拟订了一个全新的出版计划；於是在1972年复活节推出了“道声百合文库”。这套丛书的设计是要让教会的出版物走出教会，走进一般书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百合文库”的內容，三分之一是严肃的教义与福音方面的书，三分之一是福音预工方面的书，另三分之一为纯粹的文艺及家庭生活方面的书，都包装在一个“百合文库”的篮子里向社会整体推出。
突破教会文字事工瓶颈的道声“百合文库”
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的出版界还相当荒芜，书籍的內涵与印刷品质都很落后。“百合文库”便以崭新的风格，精美的印刷出现在市场上，而且“百合文库”新颖亮丽的封面更能夺人的目光，立刻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与爱好。这套书立刻为全台数百间书店所接受，他们都摆在大门口书攤最显著的位子上（以台北市重庆南路著名的书店街最为显著），成为当时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於是一般出版界与教会出版社便爭相效尤，从而改善了中文图书的品质。在二十年之后，台，港的出版界仍然不忘当年“道声”对台湾出版品做出的提昇与贡献。这套丛书自1970年代首创后，每年大约销出十万冊，市场普及全台湾，还远及香港与东南亚各地，它为出版社创造了丰厚的利润。所以自我接长道声的第二年起，便完全脫离西差会的资助。道声“百合文库”不但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还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颁发之傑出出版品金鼎奖，这是迄今（2018）为止，教会出版界获得该项殊荣的唯一纪录。记得在道声出版庆祝三十週年聚会中，当时“台湾圣公会”的领袖曾表示，道声在文字工作上所做的突破与贡献，已经在基督教历史上─写下了美好的记录。
香港“道声出版社”是由內地迁来，已有相当基础，但台北的道声卻为草创，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出版社工作多半会超过十小时，因开始时无足夠人手，要自兼编辑，校对，美工设计，並兼顾出版，行销等业务，十分辛苦。遂於1975年罹患急性肝炎，住院疗养了两个月才大致痊癒。工作虽然辛苦，但终日沉缅於书堆中卻是一种乐趣。每当一本新书出版，握在手中，展卷书香四溢，十分迷人。所有的辛劳，也均一扫而空。若干年后，我将这种嗜好也传给了后来的同工。每本新书的诞生，都像一个婴儿的出世一样，会带来无比的喜悅，而对其催生的编，经以及发行人员，也会得到快乐和满足。
国际教会联合机构推行的不当出版政策
我虽努力走上中国教会文字事工的正途，並按照市场调查及教会需要而決定出版方向，但在当时仍然无法完全摆脫西差会的影响，最令我感到挫折的是在当时各方压力下，香港“道声出版社”被迫放棄出版自己的一套佳音儿童主日学教材，並被要求将香港库存价值万余美元（当时为一笔巨资）的教材全数废棄，原因是“世界信义宗教育部”要在东南亚推行一套所谓的新生命主日学教材取代。是由东南亚七个信义宗教会合作，“世界信义宗教育部”出资，各教会领袖当然均表赞成。於是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东南亚信义宗教育事工委员会”，找了一批人开始工作，此后数年，该会出版了大量新生命儿童主日学教材，送到各地教会使用，但因教材內涵编写失当，东南亚信义会各地方教会均拒绝採用。数年后此委员会被迫结束，这套教材也已销声匿跡。但道声的佳音儿童主日学教材卻被无故扼杀。而日內瓦“世界信义宗教育部”出版之这套不适用的教材，卻花去了巨额经费，为教会资源浪费並留下了一个恶例。后来我才得知同样的故事还分別在印尼，巴西等地上演。各地教会也均拒绝使用这些不适合当地教会的教材，为此浪费的教会资源便无法估计了。
传播事工之艰辛
我在任职文字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教会大众传播事工，曾於1963，64年担任过“信义之声电视广播部”总干事。当时台湾的电视业刚开始不久，我在台视公司开辟了一个半小时的福音短剧节目与君同乐。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时代。后来教会又制作星期剧院（已进入彩色电视），我担任该剧制作人十余年之久（寇邵恩牧师告诉他就是看着星光剧院节目长大的）。在道声工作期间，我还兼任全台“福音传播工作者联谊会”总干事，与当的“中广”总经理黎世芬弟兄（任主席）一同推展台湾的教会联合传播事工。每年一度举办全台教会的多媒体福音传播。其中，“报好消息”圣诞特別节目，至今仍为人乐道。当时由台湾各教派共两千余所堂会，及十所各教会大众传播机构（十所大众传播单位为：“浸信会大众传播中心”，负责人：水景燕；“主临万邦”，负责人：吳玄仁；“信义之声电视广播部”，负责人：董尚勇；“信义广播中心”，负责人：伟马太；“救恩之声广播中心”，负责人：艾佳宝；“救世传播协会”，负责人：洪善群；“远东广播中心”，负责人：林茂盛；“福音传播协会”，负责人：王耀华；“时兆之声”，负责人：李涵瑛；“道声出版社”，负责人：殷颖）联合参与制作，使用全台湾主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与其他印刷媒体）在圣诞节前夕推出这个向全台传播福音的节目，影响十分深远。多年后尤为人津津乐道。
早年台湾教会的广播事工
我鑑於台湾十所教会大众传播机构多半都制作同类型的广播节目，对有限的经费与人力形成浪费，曾试图联合各教会传播单位，在“中广”最佳时段中制作一个综合性杂誌型的福音节目，但因各方意见分歧，卒未成功。由於许多福音性节目多未经过确实的听众调查，收听率皆为一个未知数。因而要求“世界信义宗传播部”提供十万元台币经费，委托专门调查收听率的“益利传播公司”作一次全台完整具体的听众调查。呼吁各传播单位参加（免费），有些机构还不愿参加（应是对自己制作的节目缺乏自信）。最后调查结果，有些广播节目竟然沒有听众，广播经费形同虛掷。
文字，传播事工人员之培训
由於联合传播事工不易推展，那时“福传会”的工作便集中在培训方面。每年都举办一次文，传训练班，內容有编辑，写作（剧本，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与翻译等），也举办电视，电影，广播节目制作，以及行销，管理等各种培训，为各传播，出版机构培训多方面人材。后来发现当年参与这些文字及传播训练班的学员中，还产生了不少傑出的人材，其中有青年作家（姜保真），电视节目制作人（朱朱），编辑人及教会出版界负责人（苏文安，林意玲，丁远屏等）。看到他们优異的成就，心中便获得无比的慰借。
离职文，传事工始末
我在任职道声年代中，由於兼任许多传播事工，工作之复杂与忙碌可以想见，因而在这些事工之外，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本教会的“公关”，也成为我的致命伤，造成难以想像的杀伤力，因而在1983年，我不得不辞职求去，离开了道声。再於1986年离开服事了四十三年的台湾教会而迁居外地。
按基督教出版社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出版社完全为一个教会所拥有，董事会由教会在年议会中选出；其二是超教派的独立出版社，董事会由出版社社方自行聘请；其三为私人创办的出版社。“道声出版社”属於第一类。我在接任之初，董事会由台，港两地的信义会组成，多为教会领袖与一时俊彥之士，他们对文字事工有相当的认知与负担，所以我的出版理念都能得到董事会的支持。但物換星移，“台湾信义会”的结构於1980年前后丕变，后来由几个对教会文字事工根本不了解也无兴趣人掌控了董事会，这几个人对当时道声出版社的积极蓬勃发展感到不满。多年来我集中全力发展出版与传播事工，卻疏於从事教会內部的公关，遂导致此一不幸的后果。先是台方的董事会否決了我的全部出版计划。我当时计划出版一部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在各方面成就的大丛书，內容包括科技，医药，社福，教育，宣教等，总结基督教百年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並特约了一批学者专家执笔撰稿，后来卻胎死腹中；另一个计划是要出版一部希（希腊文与希伯来文）中圣经大辞典，並将翻译出版两套大部头的丛书，即马丁路德全集及圣经释义系列大辞典。我希望能在五年內分別出版这几套丛书，但台方这几位新任董事对我的出版计划毫无兴趣，还決定要将台，港的联合文字部解体，以便完全掌控台湾“道声出版社”。我感到事态严重，立刻決定辞职，请求他们切勿破坏台港教会多年的合作事工，但卻回天乏术。台湾与香港两地的道声出版社终於在1982年我辞职时解体，而我对道声的事奉也画下了一个遗憾的句号。
我在道声服务时虽曾应董事会要求，撰写出版了有关圣地的书耶稣的腳印，但我为自己订下原则是：不在道声出版自己的书。所以多年来在各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稿，后来结集出版的秋之悸与归回田园散文集，都是在我离开道声后自行出资出版的。这两本散文集中的几篇文稿早已为台湾“国立编译馆”选为国中国文教材，后来也被“香港教育署”选为香港中国语文教材，不久后新加坡亦跟进，这些文稿中多少含有一些福音信息，也算是一种福音预工吧。我希望传福音的文稿能突破教会內部的刊物，在一般报刊上与广大读者接触，为我多年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从事大陆福音文传事工
离开道声之后，我沉潛蹈晦，深思文字事工今后对中国教会宣教的方向，同样深入考量中国大陆教会宣教的需要，发觉今日中国大陆的文字宣教事工是教会空前的一项需要与挑战。现在各方从事之大陆福音工作机构，多半集中於广播与培训。但由於大陆教会严重缺乏读物，故这两项事工都无法真正落实。大陆信徒所需要的圣经及圣经参考书，除两会可以出版並勉能供其內部需要外，其余广大信徒之需要，多靠境外带进，但杯水车薪，实在无法满足国內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決心在国內循合法途径出版圣经参考书，並透过国內的行销渠道，由各地的书店直接供应。但这种工作痛苦而艰辛，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常常会令人绝望。但想到约千万信徒的渴望与等待，以及亿万灵魂对救恩的企盼，便会在祈祷在重新得力。
离开台，港的出版事工十余年后，后来在台北见到了改选后的信义会几位新领袖，他们表示当年董事会接受我辞职是一项错误，希望我再回来执掌道声，因为十余年来台湾的道声始终未能找到一位适任的社长。另香港两处相当规模的出版社也希望我能出任他们文字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诚意让我感动，但时过境迁，我已不可能再作冯妇，只能婉谢他们的盛情了。
如今中国大陆的文字事工刚刚起步，百废待举，正需大量人力与物力的投入，敬谨呼吁海內外的华人教会一同发挥血浓於水的同胞爱心，将中国大陆文字事工列为差传的首要目标並全力支持。
按：此文为1995年旧作，距今已二十余载，日前由旧纸堆中发现。再读不胜今昔之感，许多当事人皆已偕时空俱往，但这些历史事件仍在。如棄之，将使这些文，传事工的青史成灰。我现已进入八九衰龄，虽身罹百病，但感谢主，此身仍在，故決定将此文略作增补与修订，收於我的新书中，或可让后来一些文字与传播工作者借以鑑往而励来茲。
笔者谨识
2018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