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关系的纠结
宗教是借由信仰的力量，影响人民的行动。政治也是要影响人民的行动，不问其信仰，必要的时候，要经由法律的约制。大部分的原始民族，其部族首领也就是祭司，兼理宗教与政治。在中国，君王称为“天子”，是“奉天承运”；換句话说，他就是信仰的对象，也就是构成宗教的主要部分。
中国的传统是敬天，天唯有一个，惟天则之，当然该是一神信仰；不过，又因为这天是以人为代表，所以也可说是沒有宗教，或人本的宗教。
先秦时期，百家並举。可是，他们都不称为宗教，也少谈到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经秦统一中国，及汉代秦而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陵就附会道家，衍生道教。后来更被俗化利用，成为五斗米教；更因政治窳败，张角等人兴起黃巾之乱，並且声势一时颇盛，促进晚汉的衰败。后来群雄割据，统合为魏晉。眼见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经过那么多年，试而不验，显得仅是高调而已，並沒有带来大同，知识分子有理由失望；人事既然不堪问闻，消极的谈天说玄，不趟浑水，自然以清为高。
接之而来的南北朝，更是篡乱相继，天理人道，都无法讲得清，看似陷入迷茫无望。自印度输入的佛教，提供一个不解之释：尘网是由於业缘，轮回生死，在团团不绝的打圈子。这样，不必真正对自己的作为负责任，形成道德的相对论。在实际生活上，佛教的僧伽，有他们的禅林名剎，应该安分於遯居山野，不染红尘；但受他们有的不仅干政，还荣受“国师”之尊，並不会缺乏史例。
唐太宗早年的作为，使他有理由內疚。虽然道教认老子为先祖，李耳成为皇家的同宗，享有相当方便；但太宗有些像圣经中的古列王（居鲁士），对不同宗教兼收並容，以为都能增福，因而多多益善。太宗不仅接受输入的佛教，也兼收並容各宗各教。所以景教东传到华，太宗就差代表魏征出京都长安郊迎，欢喜接受为官方宗教之一。景教的教牧称为“景僧”，享受礼遇。以后的皇帝也加以宠眷。到安史之乱起，郭子仪率兵平乱时，景僧则积极参与，“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是指中亚以西的人。想来高鼻深目的波斯人，不太适合作政府军的侦探；不过，那时中西交通普遍，各色西方来的商人不少，在中国不太受歧视。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归信基督教以后，罗马统治下的欧洲，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至少理论上是政教合一；可是，历来爭竞不息：一方面想以教统政，以为领主不过是一名平信徒，应该顺从教皇，因其为基督的代理人；领主则企图以掙统教，视教职人员为其属民。他们两方並不需要如此声明，但随其势力此消彼长，情势变化，总是政教不协；及至回教兴起，乘机迅速发展，占据了犹太和圣经地区。到了十一世纪，政教达成了某种协调，组成所谓十字军，借口帮助恢复基督教失地，进行其“武装朝圣”的东征。而究其竟，动机十分复杂，成员也各色人纷集。如众所知，后果也颇不理想，几乎可说乏善可陈。
十字军形成的社境，与中国的黃巾贼，像是“门当戶对”，其利用宗教，颇不乏类似的地方，不过约晚了千年之久。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欧洲列国形势更加明显。
乌尔锡
很可能是看到这类现象，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说：“宗教，不管什么宗教，对於一般人，都是同样的真实；对於哲学家，都是同样的虛假；对於执政者，都是同样的有用。”不过，真正的宗教，对於真正有信仰的政治家，应该是施政的引导和准则。这是我们的期望。
（同载於圣经网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