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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关系的纠结

于中旻

 

  宗教是借由信仰的力量,影响人民的行动。政治也是要影响人民的行动,不问其信仰,必要的时候,要经由法律的约制。大部分的原始民族,其部族首领也就是祭司,兼理宗教与政治。在中国,君王称为“天子”,是“奉天承运”;換句话说,他就是信仰的对象,也就是构成宗教的主要部分。
  中国的传统是敬天,天唯有一个,惟天则之,当然该是一神信仰;不过,又因为这天是以人为代表,所以也可说是沒有宗教,或人本的宗教。
  先秦时期,百家並举。可是,他们都不称为宗教,也少谈到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事。经秦统一中国,及汉代秦而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张陵就附会道家,衍生道教。后来更被俗化利用,成为五斗米教;更因政治窳败,张角等人兴起黃巾之乱,並且声势一时颇盛,促进晚汉的衰败。后来群雄割据,统合为魏晉。眼见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经过那么多年,试而不验,显得仅是高调而已,並沒有带来大同,知识分子有理由失望;人事既然不堪问闻,消极的谈天说玄,不趟浑水,自然以清为高。
  接之而来的南北朝,更是篡乱相继,天理人道,都无法讲得清,看似陷入迷茫无望。自印度输入的佛教,提供一个不解之释:尘网是由於业缘,轮回生死,在团团不绝的打圈子。这样,不必真正对自己的作为负责任,形成道德的相对论。在实际生活上,佛教的僧伽,有他们的禅林名剎,应该安分於遯居山野,不染红尘;但受他们有的不仅干政,还荣受“国师”之尊,並不会缺乏史例。
  唐太宗早年的作为,使他有理由內疚。虽然道教认老子为先祖,李耳成为皇家的同宗,享有相当方便;但太宗有些像圣经中的古列王(居鲁士),对不同宗教兼收並容,以为都能增福,因而多多益善。太宗不仅接受输入的佛教,也兼收並容各宗各教。所以景教东传到华,太宗就差代表魏征出京都长安郊迎,欢喜接受为官方宗教之一。景教的教牧称为“景僧”,享受礼遇。以后的皇帝也加以宠眷。到安史之乱起,郭子仪率兵平乱时,景僧则积极参与,“为公爪牙,作军耳目”(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是指中亚以西的人。想来高鼻深目的波斯人,不太适合作政府军的侦探;不过,那时中西交通普遍,各色西方来的商人不少,在中国不太受歧视。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归信基督教以后,罗马统治下的欧洲,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至少理论上是政教合一;可是,历来爭竞不息:一方面想以教统政,以为领主不过是一名平信徒,应该顺从教皇,因其为基督的代理人;领主则企图以掙统教,视教职人员为其属民。他们两方並不需要如此声明,但随其势力此消彼长,情势变化,总是政教不协;及至回教兴起,乘机迅速发展,占据了犹太和圣经地区。到了十一世纪,政教达成了某种协调,组成所谓十字军,借口帮助恢复基督教失地,进行其“武装朝圣”的东征。而究其竟,动机十分复杂,成员也各色人纷集。如众所知,后果也颇不理想,几乎可说乏善可陈。
  十字军形成的社境,与中国的黃巾贼,像是“门当戶对”,其利用宗教,颇不乏类似的地方,不过约晚了千年之久。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使欧洲列国形势更加明显。


乌尔锡
  到英国圣公会为国教,具有先天政教合一的设境。大学教育,是为培养教职和政职人员。如乌尔锡(Thomas Wolsey, c.1473-1530),在其受宠炙手可热的时候,由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而转任首相,像跨过门槛般的容易。
  很可能是看到这类现象,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说:“宗教,不管什么宗教,对於一般人,都是同样的真实;对於哲学家,都是同样的虛假;对於执政者,都是同样的有用。”不过,真正的宗教,对於真正有信仰的政治家,应该是施政的引导和准则。这是我们的期望。

(同载於圣经网 aboutbible.net 之“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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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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