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战火的大爱
—电影《黃石的孩子》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
战爭片，有直接反映战爭进程，表现战爭场面的，如斯大林格勒战役（Battle of Stalingrad），莫斯科保卫战（Battle of Moscow），攻克柏林（The Fall of Berlin），巴顿将军（Patton），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中途岛海战（The Battle of Midway），英雄儿女，血战台儿庄等。有通过战爭来表现人性，讴歌人类大爱的，如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珍珠港（Pearl Harbor），赎罪（Atonement）等。贝尼尼（Roberto Benigni）影片美丽人生中的父亲，把世界所有的苦难扛在自己肩上，在儿子的心中营造一个美丽的人生，让他能夠顺利地度过艰难岁月，最终获得新生。当儿子能夠理解父亲这样做的价值与意义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健全的人，而父亲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成为永恆，照亮他生命的路程。
黃石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Huang Shi）取材於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乔治．何克（Gorge Hogg）1915年生於英国哈本登（Harpenden），1937年毕业於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其后离开英国作环球旅行，於1938年初抵上海，決定留华考察中国社会。他以美国合众社自由撰稿记者身分，会见过朱德和聂荣臻，他还著有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一书，热情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況。1941年艾黎推荐他任陕西双石铺工艺学校校长，他治校有方，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被全校师生和当地百姓视如亲人。他还收养了中共地下党在宝鸡的四个幼子。1945年在主持甘肃山丹培黎学校期间，因患破伤风不幸逝世，时年仅三十岁。这个故事长时间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直到被一个外国记者发现，他后来成为了黃石的孩子的编剧。
一个伟大的父亲对一群孩子的爱
如果说美丽人生歌颂的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儿子的爱；那么，黃石的孩子颂扬的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一群孩子的爱。这种爱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而是一种关怀生命的大爱，更为崇高与伟大。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是：战爭改变人们的主观意愿，卻使得人性的本质暴露出来，而惟有爱能夠穿越战火，给人带来光明与溫暖。何克与莉（Lee Pearson）並非是主动地投身於这场战爭，而是被卷入进来的。何克是美联社的记者，他曾经的理想是环遊世界，而他现在深入到前线是为了报道战爭的真相，让世人知道特別是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欧美人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他在进入南京之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的想像，他被一幕幕残酷暴虐的杀人场面所震惊，震撼，他亲身了解了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立秩序”意味着什么，而当他想把自己亲眼所看到的这一切告诉世界时，他自己也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他是为了逃命而来到黃石，他还沒有忘记曾经的抱负，但孩子们的处境与需要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莉也是如此，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马尼拉军官的妻子，卻沒有参加婚礼，而买了一张来上海的船票。在中国，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给一群孩子洗澡除虱，靠着蜡烛光给人做截肢手术…
爱就是在他人身上认出自己
战爭改变了人生的轨跡，苦难让人的本性显露。面临这样猝不及防卻与己无关的情境，有的人会选择退卻与逃离，这样做也不会遭审判与责备；有的人则选择了留下与承担，人性的崇高与伟大才真正显示出来。何克与莉在这种苦难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人性范畴，而是一种来自於神圣的光辉。按照人类的一般法制，应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也就是刺儿头刘石凯所始终坚持的原则。而神圣的光辉卻要求人们以爱超越仇恨，化解仇恨，以怜悯，溫暖消融冷漠与隔阂。这种爱的本质是把人当人，把一切人当人，既把自己当人，也把別人当人。一般的人类之爱常常只把自己当人，再把部分人当人，在正常情況下把人当人，而在某种情況下，某种人就不被当人了。影片中有一句台词十分精彩。
何克说：“日本人不是野蛮人。”
巴尔斯回答：“但他们认为別人是。”
这就是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肆意妄为的思想心理基础，他们沒有把中国人当人。
把人当人就是认识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而创造的，从而保持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关爱，同情，待人如己，和谐共处。这种超越的大爱已经渗透在何克与莉等人的生命之中，化为他们的血肉，他们就能夠将之以行动体现出来，散发开去，如何克和陈汉生看到敌机轰炸车站时，人们只顾四散奔逃，卻完全忽略了被锁在闷罐车廂內的壮丁，他们就不顾生命危险，冒着炮火一一去打开车廂门，让壮丁们得以逃生。正是在危急关头，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才充分体现出来。当然，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说对敌人的仇恨难以化解，就是对陌生人的憎恶也要很长时间才得以消除。何克第一次找到孤儿院时，他受到的並不是热情的欢迎，而是冷酷的嘲笑，甚至在头一天夜里，他还遭到了群殴，若不是莉及时赶到，后果更难以设想。所有这一切並非出自於敌人，而是这些被日本人夺去父母家庭的孩子们所为。这是何等大的残酷与讽刺。如果爱不去制止恨，那么恨就会蔓延疯长，不断侵蚀，吞噬，毀灭生活与生命。起初，何克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在知道了这些孩子们的身世遭遇之后，他以坚忍来承受这一切，他靠怜悯来包容这一切，他也用智慧来改变这一切。他修理好了发电机，给孩子们带来光明与溫暖；他树起了篮球架，给孩子们健康与欢乐；他以身作则，让孩子们的身体得以洁淨；他开荒播种，让孩子们的生计能夠维持。他让孩子们的灵魂甦醒过来，纷纷愿意与他亲近；他也让经营大商舖的王太太受到感动，甘心来予以帮助。在怎样处理那两个日本兵的问题上，更強烈地突显了这种大爱。陈汉生要处死这两个俘虏，因为他们活着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生存，何克断然拒绝了，但最后，这两个俘虏还是被心怀仇恨的刘石凯杀死了。影片中特別突出了日本兵手中那幅全家福，那幅照片与刘石凯所保留自家的全家福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同样幸福完整的一家，有父母，也有兄弟姊妹。这样的对比让人強烈地感受到：人是相似的，人类是一体的。我们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渴望。当我们只考虑自己的愿望，而丝毫不顾及別人的感受时，残酷就出现了，只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大爱才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才能把普天下之人融为一家。而仇恨並不能真正地解決问题，满怀仇恨的刘石凯把这种大爱棄於腳下，最后卻被仇恨所毀灭，他死於因马惊而引起的翻车事故之中。
在东西方之间举棋不定
影片也反映了人的复杂性，如莉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孩子们，但她自身也有弱点与伤痛。她由於无法排解的痛苦而染上了毒瘾，对孩子们的照顾成为了她自己的一种救赎。这还是可以理解並且有一些史实依据的，据最新披露的材料，连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 1890-1939）在年轻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影片在表现人性的复杂时，有时候因太过而成为败笔，如播种庄稼之前何克与孩子们一同叩拜老天爷。这种向天叩拜仪式的真实性本身就值得怀疑的，何況让一个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一个卫理公会的虔诚信徒去顺从一个东方乡下无知孩子的迷信呢？还有何克在面临日本人的屠刀时，表现出了过分的恐惧，全身发抖，面无人色，口水直流，吭哧不已，甚至脫险之后很长时间还惊魂不定，这也是有损何克形象的。这些镜头反映出编导在神圣与世俗的张力之中失去了重心。编导一方面颂扬这种源於神圣的大爱，另一方面又对之缺乏足夠的信心。还有在西方与东方关系方面，编导也显得举棋不定。一方面觉得东方的蒙昧需要西方的启蒙，另一方面又认为东方人比西方人在诸多地方更有长处。王太太的一本英文本的丝绸之路引起何克对古老中国的无限向往，而王太太的雍容华贵也让他感受到当代东方女性的魅力。陈汉生对中国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形象地给何克解释了“苦海”一词，说中国人即使全身被苦海所淹沒，只要他们的头还能夠冒出水面，就能夠顽強地生存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他把莉称为中国人，这似乎是他对她表示的最高讚扬。这是从西方角度所得到很有价值的东方印象，但对之除了讚歎之外，还应该有別的思考。中国人不应该满足於在苦海中苟活。
影片之中加入何克，陈汉生与莉的复杂纠葛则是出於商业运作的考虑，解释力不強，也落於俗套；何克与王太太之间的情感关系处理得相对自然一些，结局也比较合乎情理。让周润发来扮演陈汉生还是豪侠英雄气重，而革命军人性弱，他的身世也太富传奇色彩了，居然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这也还是对观众趣味的一种迎合。
